徐明徽

提到日本侵华间谍，人们脑海中往往首先想到荒尾精、土肥原等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典型形象。然而，在各种戏说、猎奇描述的背后，日本对华系统化、规模化的谍报制度却往往被忽略。

“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活动，绝对不是由几个传奇人物、在某一段时间内简单完成的。近代以来，日军中央情报机构在华建立了形形色色的谍报主体。日军谍报组织严密、计划周全、主体众多，从日军1872年派员来华谍报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与一些所谓著名间谍吸引眼球的‘神秘活动相比，在这近70年中，有组织、有计划、不为人知的‘普通活动才是日军谍报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许金生经过十余年的资料搜集整理，最终形成《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一书。

许金生利用日本军方遗留的原始档案，向公众揭示了近代日本是如何全面开展对华谍报活动用以备战的。《东方早报》就此专访了许金生。

《东方早报》：能否介绍一下日本对华谍报体系从建立到定型的发展脉络？

许金生：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近代政府后，对外扩张思想就在朝野内外重新抬头。近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从组织、制度等方面逐步构建对华谍报体系。明治初、中期，日本陆海军两大中央情报机构基本建立。1872年，明治维新的干将鸟尾小弥太任兵部省第一局局长，次年又任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局局长。他认为，研究中国的军事是当务之急，于是，自1873年开始连续三年派遣谍报人员来华，潜入指定地区收集情报，建立了驻在将校制度、驻华使馆武官制度、军舰“警备巡航”制度等，初步建立了对华谍报体系。鸟尾小弥太也被认为是日本谍报系统的“祖师”。

在这之后，两大中央情报机构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谍报主体，制定了更全面深入的谍报计划和长期指导纲领。1878年，日本成立的参谋本部专门负责对内、对外的军事策划和谍报。近代日本政府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出任首任参谋本部部长。

《东方早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曾感叹“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少校也说过“几乎每一个在华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间谍”……这些说法是否有夸大的成分？

许金生：可以说是不夸张的。在华的日本人中，虽然有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但就当时的普遍情况而言，确实是这样。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老百姓也被灌输了这种思想，他们“忠君爱国”，因此也觉得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应该的，中国理应“被帮助”。

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本军方一直派遣间谍前往中国绘制军工地图。最早的这批间谍用步伐丈量土地，记录下沿途的地貌特征。这些测量队队员并不会说汉语，都是经过乔装打扮后潜入各个城市，住进当地的日本侨民家和商社中，以此做掩护。要搞经纬度测量，就要有水准点，打桩就打在这些侨民家中和商社社内，平时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记录下来。

日本对华谍报主体形态众多，既有陆军系统，亦有海军系统。有长期派遣的，如驻在将校、管理将校、使馆武官、研究员、驻军等；也有短期的，如侵华日军临时派遣的谍报员等。除了公开身份的军队人员，还有身份隐匿或半隐匿的留学生、派遣员等；不仅有一般的谍报人员，也有专业技术人员，如陆地或水文测绘员、兽医、会计、医生等。这些谍报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日军庞大而严密的实施系统。

《东方早报》：日军在华收集情报的内容有哪些？

许金生：谍报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服务于军事，情报内容包括兵要地志、气候条件、山岳高低向背、地理城郭要冲、河海深浅状况等；二是为了掠夺资源，当地的矿产资源情况就必须搜集；三是为了战时、战后统治，政体法令、语言、风俗人情、宗教文化、教育、商业税法等情况都需要调查。

日本军方根据这些情报内容，出版了中国许多省份的兵要地志，可以说，比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日本在山东驻扎的时间很长，我看过一本关于山东的情报调查书籍，连当地妇女头上的发髻样式都考察得十分清楚。我还整理出版了《1909—1937年间，日本外务省对中国的报纸、通信社调查情况》。他们要搞宣传战，首先得了解中国的媒体情况。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每个城市发行了哪些报纸、有哪些通信社、党派倾向、主编主笔是谁，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搜集到一份华北军参谋部调查队在1937年编的调查资料目录，光是目录就有526页，可想而知，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有多么透彻。近代日本对华谍报活动极其猖獗，危害极大。

《东方早报》：由于谍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历史资料已经遗失，这对你的研究是否造成了障碍？

许金生：确实是这样。首先谍报工作本身就是极其秘密的，相关文件在当时就受到严格管理，不为外人所知，更何况有些绝密文件用后即销毁。比如1932年1月，参谋本部为新编印的《参情报密报》制定的规定之一就是用后烧毁。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时，决定烧掉重要机密文件。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陆军省所在地市谷和大本营海军部、军令部、海军省所在地霞关，从14日下午到16日一直被焚烧文件的浓烟笼罩。

不过，好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方面开始加大整理和公开档案的力度和渠道，从公开的残缺资料中，仍然能为接近历史真相找到不少蛛丝马迹。

我在日本图书馆公开的资料中也找到了关东军调查报告的原始文件。这份文件中，对满铁沿线的驻军情况、1906—1911年关东军的士兵名单和人员配置，都有记录。哪里有军队，哪里就有谍报点，每个军人都是谍报员。再比如，这份1936年华北军有关河北省中国驻军的调查报告，可以为解答七七事变时日本在中国平津地区有多少兵力这一问题提供参考答案。《辛丑条约》对外国军队在天津到北京驻兵人数是有限制的，但日本一直在增加兵力。这份调查报告可以清楚地查到有多少日本士兵。

《东方早报》：日本参谋本部每年都会制订年度对华谍报计划，但因为资料缺失，其中内容不得而知。你是根据关东军、朝鲜军的年度对华谍报计划倒推出了参谋本部的计划？

许金生：是的，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日本是有严密计划和步骤来调查中国的。20世纪后，参谋本部每年都会出台年度对华谍报计划，可惜资料已被销毁。但是参谋本部出台了年度谍报计划后，会把这个谍报计划下达给与中国有关的所有军方系统，比如关东军、华北军、台湾军、朝鲜军（指驻扎在朝鲜各地的日本军队）。各地区军队又有自己的参谋部，负责当地计划，朝鲜军的谍报任务就是收集朝鲜以及中朝交界、延吉等地的情报。

由于日本人在制订计划，尤其是在制订长期计划上有定势，加之严谨、刻板的性格特征，会严格执行上面的命令，这为我们现在进行推理提供了便利。我收集到朝鲜军、关东军、华北军的年度对华谍报计划，根据这些军队的年度谍报内容，再根据一些旁证的资料，大致可以倒推出参谋本部的年度对华谍报计划的大概内容。由此可以了解到参谋本部是如何一步步“蚕食”中国的。

《东方早报》：谍报内容为日军哪些军事行为提供了帮助？是否还有资料可循？

许金生：虽然大部分资料遗失，但有一些军事行为还是可以找到文件证据的，比如日军横渡黄河演习。1928年，日军先后派出第六师团、朝鲜军下属的一个混成旅团和一个飞行中队、第三十团等，入侵山东济南、青岛、胶济铁路沿线，有组织地对占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谍报活动。臭名昭著的战犯谷寿夫下令收集对华作战资料的“特种研究”。根据部分书面谍报报告，日军在军情、兵要地理、航空、气象、交通、资源等方面收获很大，其中不少报告还是根据实地演练所获经验教训写成的。报告还总结了黄河上中国式船桨的特点和用法、各种工具渡河法以及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利弊。谷寿夫曾说：“黄河因其特性成为作战上的一大障碍，渡河堪称难事。因此本师团进行渡河作战，当然完全是第一次尝试。”可以看到，这种“第一次尝试”完全是进攻性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敌前强行渡河”入侵中国南方。另外，当中日发生重大事件时，有时会把重要的谍报人员，如驻华使馆的武官和驻在武官召回东京，让他们出席会议。

《东方早报》：日本对华的谍报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所减弱？

许金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很多日本的谍报工作者、驻在武官在变成“中国通”之后，开始将重心放在谋略之上，游走于军阀之间，希望军阀为日本效力，或者通过为军阀提供武器军火的方式达到对抗、制衡蒋介石的目的。因此，谍报质量也随之下降。据一些日军老兵回忆，一·二八事变时，日军攻入上海江湾，一开始以为当地都是泥滩，都没有携带重型武器，结果发现道路修得好好的，地图上却没有反映出来，情报有误。

《东方早报》：1945年战后，日本谍报系统的这些体制还有无保留或变化？现在是否还在某种程度上运作？

许金生：1945年后，在“和平宪法”下的日本情报体系，如果仅仅就组织形式及其职能而论，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战败投降后，情报机构也随着军队的解散而土崩瓦解，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情报工作一直处于萧条和恢复时期。近些年来，为配合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需求，相关情报机构渐渐再次走到“前台”。

我国武警学院训练部的学者赵瑛瑛对此有过研究：日本国会于1996年5月正式批准将日本防卫厅和陆海空三个自卫队原有的情报机构统一整编为“情报本部”，同时日本还不断发展和完善境内外情报网，尤其是日本的卫星情报网非常引人注目。

自21世纪开始，日本发射了几颗光学卫星和雷达卫星。光学卫星侦查效果非常好，分辨率极高，可以识别微小物体。雷达卫星可以在夜间和恶劣气象条件下进行侦查，还能穿透浅层的隐蔽遮盖物。

目前日本有两套情报系统，即日本政府和自卫队各自拥有一套，它们彼此间相对独立又存在紧密联系。其中，日本政府的情报部门主要有内阁情报调查室、公安调查厅、国际情报调查局、警察厅警备局等；自卫队的军事情报系统有日本防卫厅和陆、海、空自卫队参谋部，分别设有“间谍网”。此外，日本从事情报搜集和研究的民间机构有100多个，实力很雄厚。

我们研究过去日本的谍报系统，也是为了以史为鉴。因此有三点必须注意：一是日本重视收集情报的传统依然保留，比如要建成“情报大国”；二是政府内仍建有庞大的情报组织；三是随着对“和平宪法”的突破，其情报体系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最后一点是最关键的。

（摘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