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熙+刘慧珍

摘要：随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的不断深入，相关制度领域的探索日益成为高等教育组织与制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本文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结合该理论流派中主要的制度化观念、基础性要素和制度传递者，探讨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的制度化现象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此外，文章对新制度主义理论本身以及在高等教育组织和制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构想。

关键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新制度主义;制度化观;基础性要素;制度传递者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始终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热点话题。作为一项由政府提出并主导实施的国家高等教育战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进程始自一九九八年的“五四讲话”，至今已经走过十七年的历程。从最初的“211”和“985”工程，到后来“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和“2011计划”，一方面政府部门不断出台关于继续和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被纳入各类“工程项目”的高校先后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和战略规划。回顾这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高等教育制度安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进程仍在持续和深化，探究该过程中的制度化机制，无疑对于高等教育组织和制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组织的制度分析的重点大都放在了现存制度如何影响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上，但很多学者也逐渐注意到了应当被优先解释的问题是，新制度是如何存在于某个场域中并不断地扩散并得以维持的，也就是所谓的“制度化”的问题。新制度主义学者朱克尔（1977）认为：“制度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或属性变量。”[1]也就是说，制度化既是一种历时性的过程，也指已经获得某种确定状态或属性的一套社会安排;当一种社会模式逐渐实现再生产时，会将其存在的原因归结于社会过程中相关制度要素的影响。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样一种作为过程的高等教育的制度化现象背后的机理。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如果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看作一个组织“场域”，笔者不禁想要探究，该场域中的制度化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其不断扩散和得以维持的机制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重点在于研究制度化的影响性机制。

二、新制度主义的三种制度化观

组织和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化现象，已经引起了不同学科研究者相当多的关注。在众多的学科和理论中，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给出了三种具有相互竞争和互补性的观点，每一种观点都基于各自不同的假定。

第一种观点主要考虑的是制度的成本和收益，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即一种制度系统的形成和维持主要是由于该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的正反馈。很多制度得以持续而难以改变是由于一种“路径依赖”，即坚持同样的技术路线就可以获得奖赏，而替代路径则可能付出更高的成本代价，即便后者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亚瑟（1994）认为，这种正反馈的必要条件是高初始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采纳预期。[2]在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中，国家的高规格的战略部署，巨大的财政经费投入，中国大学近十几年来的发展成果和大学组织之间的互相仿效与趋同化发展，使得“制度矩阵中产生相互依赖的网络，以及日益递增的回报积累和制度预期”[3]。另外，制度化的过程还受到不完全市场的影响，如果市场是透明和开放的，那么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就会被发现和消除。而中国大学的举办、管理和评估体制的主体单一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这也部分解释了官方主导下的一流大学建设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制度路径依赖”。

第二种制度化观点不强调激励（成本和效益）作用，而是强调承诺或者忠诚的作用，其核心要素是规范与价值观。塞尔兹尼克（1957）认为，“制度化就是向手头任务灌输技术要求之外的价值观”[4]，它通过尊崇或强化某些规则和程序，创造与之相应的行动仪式与意识形态，进而形成一种更为浓厚的制度观念与文化。这种制度化观强调的是身份的作用，组织和个体是谁？在特定情境中其恰当的行为方式是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的制度化的核心在于塑造共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政府与大学、大学组织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承诺”纽带和关系合同，政府高等教育强国的巨大动力和大学组织追求声誉与卓越的内生价值观具有某种共通性。国家按大学组织的身份和地位分配资源，大学组织则做出“恰当”的回应和表态。政府与大学间不但存在着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且还不断建构着相关的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

第三种制度化观带有浓厚现象学色彩，强调思想观念和文化-认知这些主观因素的日益客观化在制度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伯格和拉克曼（1967）的观点，制度化就是意义的外化、客观化和内化的过程，而所谓“客观化”就是“行动者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意义，相对于行动者而日益成为外在于行动者的事实的过程”[5]。他们还强调在制度化过程中“共同信念”向第三方——即没有参与建构这些信念的人——进行传播和扩散对于制度化的重要作用。用这种制度化观来观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从最初的各类工程项目和各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争论，到后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组织场域中人们所接受和习惯的客观概念，人们已不用去探讨要不要建设一流大学，甚至许多人都可以基于理解说出一流大学的模板和标准，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做。

三、制度维持与扩散的基础性要素

制度的概念往往意味着稳定性和持续性，许多研究者认为制度一旦完成，不需要进一步努力就可以自我维持，制度依靠其惰性或者惯性得以存续。但实际上，制度只有在“行动者能够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结构的意义上才是可持续的”[6]，而制度的维持与扩散需要得到相关机制的支持。

前面提到的三种制度化尽管强调了不同的制度层面，提出了不同的制度机制，但这些主张并非是必然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真正富于生命力的制度化，常常是这些相互作用并互相强化机制的共同产物。有鉴于此，斯科特等人（2000）总结了制度化的三类基础要素来解释制度的影响机制，认为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对于制度维持和扩散具有关键性作用。[7]

规制性要素强调合法的控制权威和强制手段，例如对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督、制裁和惩罚等。除此以外，规制性要素被视作一种强制权威还是某种诱惑，对于制度化的效果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国家对于大学的发展，是采取完全行政命令式和统一模式的管理方法，还是采用激励模式和评估机制来进行治理，其所产生的制度化效果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权威与诱导性机制并存，从划分高校行政级别、直接任命高校党政领导，到“985”、“211”等工程项目拨款和科研管理体系，规制性的要素可谓无所不在，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高校出于权威遵从和争夺资源的考虑而纷纷加入制度化的进程中，从而促进制度在整个场域中的扩散。

相对规制性要素而言，规范性要素则更看重较深层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基础，强调网络关系与相互承诺，尽管有时会偏离某些法规或者科层制的要求，但这更有可能被行动者内化。强调规范性要素的学者认为新的程序或制度的传播与扩散，更多反映的是专业人员的网络所传递的规范与价值观的扩展，而不仅仅是规制性政策的变化。当代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国际化使得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学术群体的跨国交流与相互合作，使得学术共同体的实际范围日益扩大;中国的大学主动或被动的处于了世界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性”要求与参照比较之中;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受到大学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使得大学组织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努力方向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相关制度规则和价值观在场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关注文化-认知性要素重要性的学者认为，各种“理论化”的观念极大的影响着制度的扩散。制度通过创设共同的参照框架、情景界定和角色模板等来使场域中的制度从外在的政策和规范，转化成客观的、理所当然的各种理解或认知框架。例如，高等教育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相关讨论，这些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与争论，实际上有助于形成丰富的意义沉淀。现在稍微熟悉高等教育的人，都可能对“通识教育”、“教授治学”、“诺贝尔奖”和“去行政化”等词语耳熟能详，虽然不一定能够对这些观念或理论的内涵做到准确把握。在高等教育内部，很多前一阶段具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在现阶段可能已经当作某些议程的前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进程在文化认知层面得以继续维持。

四、制度的传递者与制度化

就场域中的制度化而言，制度的基础性要素虽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也要依赖和通过各种传递者来实现制度的维持与扩散。Jepperson（1991）认为无论是规制性、规范性还是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都需要各种媒介来传递。[8]Scott界定了四类制度的传递者：符号系统、关系系统、惯例和人工器物[9]，这对于研究者分析场域中的制度化过程很有帮助（见表1）。制度的传递者不仅在客观上起着制度信息传递作用，主观上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制度的理解、解释和接受。

（一）符号系统

对于制度主义者而言，象征性符号包括了用来指导行为的所有规则、价值观、规范、分类、表象、图式、原型和脚本，对不同类型符号进行取舍和重组，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场域中制度的认知和理解。正如表1所示，基于不同的制度性要素去分析高等教育场域中制度化现象，所使用的传递者是不同的。以符号系统为例，如果我们强调规制性要素，那么强调的制度传递者是相关政策法律和规章制度中的文本符号;如果强调规范性要素，那么强调的是学术社区中的共同价值观和规范性期待的重要性;如果强调认知性要素，那么共同的认知范畴、特性和典型化在塑造对于“一流大学”的感知与解释方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二）关系系统

关系系统作为特定场域中制度传递者，要依赖与社会位置相联系的网络即角色系统的互动。如果从规范性和规制性的要素出发，我们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系统。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和管理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系统和外部治理体系，运用行政命令、政策法规和财政拨款等方式，主导着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资源分配和等级秩序，使场域中距离权力中心较近或者处于既定等级中的位置较好的大学更容易获得资源，也更容易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从制度化层面来说，“规制性”要素和“关系系统”对于该场域的制度化，包括制度的形成、传播、扩散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惯例

惯例往往并不是以明文的知识和信念为基础，而是体现了行动者意会性的、深层的和根深蒂固的习惯与程序。尼尔森和温特（1982）认为，参与者的技能和组织的惯例对于组织促进其可靠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10]惯例是在关系系统中习得、维持并更新的，对于组织中的新手来说，可以通过经验型学习和在职培训，也就是所谓的“合法的、边际性的参与”逐步习得共同体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向政府政策靠拢、向研究型大学迈进正在逐渐形成一种组织“惯例”，渗透到大学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而学术共同体中的新手则通过参与教学和科研，例如申报课题、发表文章和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而形成一种行为和认知惯习，这些无疑是“一流大学”的制度化在大学组织中最直接的体现。

（四）人工器物

关于人工器物对于组织行为和制度化的影响，早期的组织研究者们认为，技术对组织结构与行为产生着客观性与决定性的影响;之后的一些学者强调技术是社会建构的，其对于组织和制度的影响，要以各种情景因素与理解过程为中介，同时体现了技术性与符号性要素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特定的场域中，与技术相关的各种资源也应当被纳入人工器物的范畴中。对于大学组织而言，从先进的科研仪器到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从校园环境与建筑到后勤服务设施，以及支持这些人工器物运行的资源分配模式，对于制度化的维持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另外，人工器物不仅是“制度的客观情境中的一部分”[11]，它还能够体现和表达特定的思想，因为诸如图书馆和教学大楼从来都是人们观察和评价一所大学最直观的标准。

研究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制度的扩散与维持必须重视各种制度传递者的作用，它们会影响其所传递的制度信息的内涵，进而影响到制度化的形式与内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大学组织通过各种传递者将制度信息嵌入组织中的过程，而这也为研究者观察该场域中的种种制度化现象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

五、结论与反思

由于新制度主义理论流派吸收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视野，成为近几十年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科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组织与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认识资源，打开了宽阔的理论发展空间。结合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笔者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的制度化过程不是单一制度机制所决定的，多种制度的基础性要素与各类制度传递者的结合都对该场域中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情境中，不同制度要素和机制之间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复杂的综合模式。

值得研究者进行反思的是，传统新制度主义理论过于强调制度环境和外在于组织的各种要素对于场域中的制度化过程的影响，相对忽略了组织本身作为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更难以解释场域中的制度变迁和去制度化等现象。笔者认为，包括制度化在内的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整个制度过程是制度环境中的各种机制与行动者之间共同建构的。研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制度化和其他制度现象，除了前面探讨的制度机制的作用以外，还需要关注组织的集体理性与行动对于制度维持、扩散乃至变迁的影响，以期对高等教育组织与制度领域的研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而这也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Zuker， Lynne G.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Cultural Persistence [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7， 42（5）：726-724.

[2]Arthur， W.Bri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75-80.

[3]North， Douglass C.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5.

[4]Selznick， Philip.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M].Harper & Row.1957， 16-17.

[5]Berger， Thomas Luckma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M].Doubleday Anchor， 1967， 60-61.

[6]Zuker， Lynne G.Insi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M].Ballinger， 1988， 26.

[7][9] W.Richard Scott.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M].Sage Publications， 2007， 70-85.

[8] Jepperson， Ronald L.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Walter W.Powell and Paul J.DiMaggio Chicago [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43-163.

[10]Nelson， S.Winte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M].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5-147.

[11]Orlikowski， Wanda J.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M].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 398-427.

（责任编辑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