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 东，阮 宏

(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客邮”是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中国运行的早期邮政系统，它在近代中国邮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为此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3］。但目前尚无学者研究19世纪初期广州的美国客邮，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1801年6月30日，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自波士顿前往广州的途中遭遇风暴，历经50多天的艰难航行，遍体鳞伤的商船终于在8月23日驶入澳门避风港。在澳门修理商船期间，船长塞缪尔·艾德斯(Samuel Edes)于9月27号给当时留在广州同时又是“太平洋商人号”船主的多尔兄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详细汇报了商船的维修进度和货物状况，信的背面有一段引人注目的中文:“带到省(即广州)十三行凿石街交泗兴办馆收，即交花旗‘哆’(即船主多尔兄弟)开拆，立取回头信带回。二十二日澳付，准廿三到省，如无番信回音，办馆罗(广州方言，拿的意思)回书。信银二元，澳已交一元。”［4］信件虽短，却透露了美国在广州客邮的一些情况，这为研究19世纪初期美国在华客邮提供了确凿证据。

一、美国客邮依托十三行商馆区秘密栖身

19世纪初期，清政府发布的有关外商和洋人的众多谕令、公告以及洋人和外商们要交给清政府的公文信函等文书，都需通过十三行行商来转达或呈送。这是因为在鸦片战争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政府并没有与西方各国建立正常的邮政联系，且对外国人很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