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伦，庞 伟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被首次提上新一轮改革的日程，受到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需要指明的是，“国家治理”绝非传统语境中治国理政的一般含义。传统语境中，“治理”多指处理国家事务的一般行为与活动，而现代意义上的“治理”则是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新生概念，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与理论价值。西方治理理论中的“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治理”，都应当被界定为现代意义上的“治理”，需要同传统意义上的“治理”区分开来。国家治理涵盖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经济治理等众多内容，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壤中，既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批评吸收，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

一、治理理论概述:兴起与困境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滞涨危机，使得福利国家制度与国家干预主义遭到严厉批判，“凯恩斯神话”开始覆灭。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欧美等国掀起了针对公共行政领域改革的热潮。通过引入市场与竞争机制，促使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试图借此根治“政府失灵”的顽疾。然而，市场机制不仅存在自发性、滞后性的自身缺陷，公共产品生产的非竞争性与消费排它性、垄断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使得这场改革浪潮并未取得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