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玥娇 图 尹夕远 编辑 卜昌炯

蜗牛爬爬，来自遥远的巴马

文 王玥娇 图 尹夕远 编辑 卜昌炯

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有那么几天，江一燕会在长洞小学度过。她教会一群少年唱歌、画画，少年帮她维护着一颗初心

从北京前往位于广西大石山区深处的长洞小学，需先坐3个半小时左右的飞机到南宁，然后换乘4个多小时的长途大巴赶到巴马县，再搭出租车或当地的“蹦蹦”颠簸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在当地高速公路未开通前，乘坐大巴的时间差不多要乘以2。

这条路江一燕反复走过。从2008年起，每年她都会抽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的时间，到长洞小学支教。最初，她只想着从物质和生活上对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帮助，给他们买书包、校服、鞋子、蚊帐，与老师推荐的一些学生结对子，“第一年10个，第二年20个”。之后她意识到精神上的关怀一样重要，就开始担任代课老师，教学生们音乐、体育、手工……

7年过去，把摄影当作第二职业的她，为当地留守儿童、学校、村民等拍下的纪实影像，存储了一个又一个硬盘。而早期得到她帮助的一些学生现在已经长大，江一燕进山时偶尔会在路上遇见他们，“开着摩托车或者卡车，停下来叫你一声小江老师”。

2015年9月11日，是江一燕32岁生日。这天她举办了人生第一场个人摄影展。全场近50幅作品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她在广西山区支教时所拍，剩下的是她在世界各地的采风，其中有几张曾上过美国《国家地理》。

举办摄影展的想法来自一两个月前朋友的随口一提。“他们知道我经常出去拍片和支教，平时很少跟大家交流，就想通过这样一个展览看看这些年我都拍了什么，感受了什么，跟大家有一个分享。”江一燕告诉《博客天下》。

现场一块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她在山区支教的短片。前些年，江一燕还不太希望自己支教一事被公众所知，现在她改变了这个想法，希望能通过摄影展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关注山区儿童，甚至加入到捐助者和志愿者的行列。影展上的作品，以每幅5000元的底价出售，所得款项全部注入江一燕个人创立的“爬行者”助学基金。

江一燕的圈中好友黄渤、尔冬升等人，在影展期间拍走了部分作品，以表支持。近年，明星和公益几乎已成为标配，既献爱心，又树立形象，一举两得。在黄渤的观察里，一些公益活动只是一种形式，活动结束通常就没了下文，而江一燕身体力行、长期坚持，很是难得。

“私底下她会跟我们商量能不能拿出来一些物资进行拍卖，或者是支援她的支教。直到参观了她的摄影展，看了完整纪录片，（才了解）这些年她支教活动的点滴。能够在一件事情上坚持这么多年，可以看出她对孩子那种深深的情感。”黄渤对《博客天下》说。

在解释自己多年坚持的动力时，江一燕提到了山区留守儿童对自己的影响。“孩子们给你的爱会让你审视自己的生活，你给他一点点儿，他就会用全部来回报你。”她说，“所以不是我坚持什么，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孩子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她提及自己是独生子女，从小很孤独，小时候一下雨就特别伤感，“后来我发现那里的孩子们一到下雨就蹲着看雨滴，也不去自习，很冷的感觉，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可能那种孤独感（打动了我），这个时候我就想做他们的太阳”。

长洞小学

江一燕与长洞小学结缘，缘于一次电影拍摄经历。2007年，24岁的江一燕跟随剧组到广西巴马县凤凰乡和东山乡等偏远村庄拍摄电影《宝贵的秘密》。

巴马瑶族自治县有“世界长寿之乡”之称，这些年因有不少癌症病人前去养病而受到关注，境内的喀斯特地貌为其带来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却也是该地贫困的根源。那里石山遍布，土地资源极为匮乏，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在大大小小的石缝间修筑耕田。而错综复杂的地下溶洞又成了当地水资源的天然漏斗，一场雨下来，很快就渗入地下，地面上很少见到河道、溪流。

至今，巴马仍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当时导演已经去考察过了，知道很苦，还骗我们说不苦，特别美，去了还会变漂亮。”江一燕回忆。

到了之后，她傻眼了。村子里没水没电，每天都要爬山去拍戏，剧组的大巴车经常凌晨两三点时还在陡峭的山间穿行，那是窄得“正好能放下一辆车的小山路”。

最初，江一燕非常害怕，坐在车里根本不敢往下看，直到她用自己的方式战胜了恐惧：“那段时间我总听平原绫香的音乐，那种自然的、空灵的感觉在某一刻突然点醒了我，就觉得其实你江一燕在做喜欢的事情，对生死有一种无畏。”

3个月的拍摄期，让她和在剧组当群众演员的瑶族留守儿童们熟悉起来。“那里的土地贫瘠到玉米只能种在像悬崖一样的地方”，为了让演员们吃饭，孩子们会背着小箩筐去悬崖采玉米。一次江一燕看见一棵树上结着木瓜，随口问“你们都不吃木瓜啊”，第二天再见面时，一个孩子直接就把摘下的木瓜递到她面前，“那树特别高”。

她为那里的贫穷震惊，也为孩子们的淳朴感动：“你只要一个微笑，他们就会给你很多东西。”

在当地，青壮年大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由于教师紧缺，村里唯一的小学被废弃，孩子们只能徒步数小时到几十里外小嘎牙村的长洞小学去上课，一些家庭困难的小孩干脆辍学在家。

“比起物质的匮乏，更缺失的其实是孩子们内心世界的色彩。”江一燕在2012年出版的随笔集《我是爬行者小江》里，记录了当地少年给她的初始感受。

她说，可能因为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那里的孩子不爱讲话，下雨天会特别阴郁，他们甚至不懂得基本的生活常识，一些小孩因为生病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夭折，“在我助学的几十个孩子中便有几个”。最难熬的是过年，他们会坐在山头上等啊等，只为“爸爸妈妈能回家”。

出于关心，电影拍摄间隙她去了一次长洞小学，“不是很近，听说孩子们都在那儿上学就去看了一下”。这一趟之后，她决定为他们做点什么。

江一燕对长洞小学最初的教学条件印象深刻：教室与操场都是泥土地，没有食堂，住校的孩子们把锅支在山坡上自己烧简陋的饭菜，“一张床上能以各种姿势睡五六个孩子，学校在公路边，一过车，带起的碎石就会打碎教室玻璃”。

跟校舍条件同样糟糕的还有教学情况，全校仅有3名老师，要负责200多个不同年龄孩子的学业，而课程也只有语文、数学这些最基本的科目。

就在电影拍摄完的第二年，江一燕通过个人出资及发动身边朋友帮忙，为长洞小学运送了第一批物资。此后，她将捐助当地贫困学生当成自己的一个习惯，觉得仅提供物质不足以帮助他们时，就主动给他们开课、当老师。

代课的闲暇，她用自己擅长的影像，记录下少年们一张张尚未被生活和责任磨损的脸。

“你也许只是给了小小的一点爱，却可以填满他们的整个世界。你可能只在他们小小的生命里出现了一天，他们却会用一辈子记得你。”江一燕在支教笔记里写道，“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觉，眼中只有一片青山绿水。”

她适应了那里的艰苦，也喜欢上了那里的孩子，觉得他们简单、贫穷，却有一种山村少年独有的乐观。她说：“常常会遇到特别阳光的孩子，一转身，旁边的人就跟我说，其实他是个孤儿，但在他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来。”

留守少年

江一燕记得给长洞小学学生上的第一节课是音乐课，她兴奋地在讲台上做完自我介绍，下面却一片寂静—瑶族孩子听不懂普通话。校主任蒙有文遂成了她的翻译，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上完了课。虽然沟通困难，但课堂氛围很好，尤其在江一燕拿出吉他时，“他们特别兴奋，都跑来摸一摸”。

蒙有文在长洞小学当了10年主任，谈起江一燕，他有一种总担心自己说得不好的腼腆，一再强调江一燕给孩子们背来了多少鞋、多少被子，有多少人因为她也加入到了资助者的行列。“正直、善良、有爱心”，是不善言辞的蒙有文对江一燕的评价。

有沉默的大人，也有沉默的孩子。让当地瑶族学生开口说话一度是江一燕很感头疼的一件事。不管在课堂上还是课堂外，无论江一燕再鼓励、再紧握他们的手，他们也很难挤出一句话来。

“他们不是不懂，只是胆怯，对表达有恐惧。”江一燕说。相对语言，他们更愿意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态度，“你上山去找信号，他们会跟着；你要打水，小男孩会立刻凑上来帮你提；午饭的时候，他们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玉米塞到你手里”。

不善语言表达的背后，是远离父母的留守少年长期封闭的心。有时候，江一燕会主动走近他们，玩他们玩的游戏，或躺在学生宿舍的床上听他们聊天，体验他们的每一种感觉。

在她的鼓励下，一些学生渐渐变得开朗起来。有一年元旦，学生们自己排了一台节目，“很多教育局的老师来看，都不敢相信，说以前这些孩子特别害羞，叫他们唱歌都不敢上台，现在却这么大胆地表演”。

有一个叫小萍的女生，江一燕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上三年级，“那年干旱，她整整一星期没洗脸，帮她擦脸她也不言语，只用一双红通通的眼睛默默地望着你”。几年后再见到她时，小萍已长大了很多，漂亮而有礼貌。已到外校念书的她，知道江一燕来了后，主动跑去当江一燕的音乐助教，带着大家唱歌。

山里的孩子没看过电影，江一燕就从当地教育局借设备，又带去投影仪，给学生放动画片，也放自己主演的电影。那是学生第一次看到“演员”江一燕，不停问：“小江老师，那是你吗？”

虽然条件艰苦，但只要跟学生在一起，江一燕自称就会“打了鸡血一样”。学生也开始拿她当自己很亲近的人看。清晨起来上早自习时，江一燕只要没起床，一些学生就会围在她宿舍门口叫她。

江一燕的成就感来自学生以及长洞小学每一处细微的改变。因为穷，当地很多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六七岁就在山上务农，她第一次家访时，得到的答复是上学没有意义，“但我去了学校一两年后，突然发现那个爸爸不让他上学的孩子也坐在课堂里了”。

有一名学生，是个孤儿，学习成绩很好，他的舅舅主动找到江一燕，希望获得帮助。江一燕当即决定资助这个孩子到大学毕业。“我去年回去的时候，他舅舅很开心地骑着摩托车，一定要邀请我到孩子家里去看，他和爷爷奶奶还住在下面养猪、上面住人的木头房子里面，条件非常艰苦。那个舅舅非要给我杀一头羊，这是瑶族人招待最尊贵的客人的方式。我不要，他们流着眼泪一定要表示感谢。”

相对于自己的付出，江一燕说她从学生身上得到了更多。“他们把我点燃了，生活里我很多时候有点闷，是比较忧郁、多愁善感的一个人，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会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会有很多新的动力。”

学生并非单纯的受助者，他们也会主动问江一燕：我能为你做点什么？这种回报的愿望让江一燕感动：“我觉得那一刻他们心里有一个小小的爱的种子，会伴随着他们（一起长大）。”

志愿者

长洞小学建在一个地势很高、手机信号时有时无的山坡上。因为山路难走，找到一个愿意上山的出租车司机并不容易。“有一次我们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去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结果走到半路就开骂了，说天哪，我的车快报废了，你们要上山去干什么？你们这些城里人在山上能住习惯吗？”江一燕回忆。

面对这样的情况，她和支教伙伴们只好无奈地沉默着，“我们心想走到半路了你也不能不拉吧”。

意外的是，到达目的地得知他们是支教老师后，司机二话不说，搬出后备厢全部的几箱矿泉水非要给江一燕。“他说你们在山上没有水，喝点矿泉水。我们特别特别感动，虽然他抱怨了一路。”

在江一燕之后，长洞小学迎来了很多志愿者。他们大都是在江一燕的博客、微博上知道长洞小学的，然后与江一燕取得联系，申请成为志愿者，其中不乏高学历的海归。江一燕会审核每一份志愿者的简历，“看看他们能教什么课，理念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学校宿舍有限，有时支教老师来得多住不下，江一燕就和大家一起住上下铺。为了照顾学生的感受，她不希望任何人搞特殊。有一次，一位同行的支教老师用矿泉水洗脸刷牙，她立刻跟对方提出不妥，“我不想让孩子们看到老师们用的是矿泉水”。

对一名爱美的女演员来说，最难忍受的是不能洗澡。早几年支教时，江一燕通常都是熬一个礼拜，趁学生周末回家，她和伙伴们下山找家小旅馆洗个澡再上山。“现在好多了，能洗澡了，从南宁到巴马县也修了高速路，三四个小时就能到。”

因为工作性质，江一燕每年去长洞小学的时间都不固定，常常是来不及叫谁，说走就走。因此，她并没有多少和志愿者同行的机会，大多数时候，都是独自带着助理进山，志愿者们则自行前往。

杨子圆是一名事先没跟江一燕打招呼就直接前去支教的志愿者。2011年，他通过江一燕的微博知道了长洞小学，关注两年后，进山支教了一个月。2014年，他干脆辞职在长洞小学做了一年无薪老师。他离开后，江一燕从老师和学生口中知道了这个新来的志愿者，两人通过电话，感觉志同道合，“可以一起做些事”。

现在的长洞小学有了更多的校舍、更先进的教学设备，老师也从最初的3名增加到了十几名。因为江一燕的明星效应，不断有人往山里寄物资，也有企业找过江一燕，表示愿意为孩子们提供一切必需品。

江一燕发现，太多的捐赠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有几次回去，她看到送来的物资在学校里堆积成山，“山里的孩子们对外来的物质是全盘接受的，接受多了就成为一种习惯，没有觉得别人给我的东西代表一种关爱，这个不是特别好”。

杨子圆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孩子甚至会嫌弃，觉得捐来的东西不好，不想要。”他告诉《博客天下》。

为了不让学生把外界的捐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杨子圆提出建立支教超市“贩卖”物资。他们印发了一些和人民币相同面值的校币，上面写着“不劳无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句子，学生通过做“门卫”、“护士”、“秘书”等工作赚取校币，然后到超市“购买”需要的东西。他们希望学生明白：获得之前，需先付出努力。

江一燕还组织过学生在校门口摆摊，把收到的成年人衣服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村民，再用赚来的钱补贴没有国家营养午餐的小小班学生。她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别人给我们的，如果用不到，就拿来帮助更多的人。”

江一燕一向以文艺青年示人，黄渤称她干了“文青该干的所有事儿”

2013年，江一燕个人拿出100万元发起成立了“爬行者”助学基金，资助对象扩大到广西其他地区的贫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之前给学生发放助学金，出于担心“钱到不了孩子手里”，她坚持本人跟学生对接。后来一些学生因为升学等原因联系不上，中断了资助，江一燕不得不重新思考助学金的发放形式。最终，她把自己的助学基金会建在当地教育部门那里，以方便周边的孩子每年领取，同时请自己相信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基金会设立了一个网上义卖店，由江一燕亲自打理。“我定期会找找明星朋友，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闲置的东西啊？他们寄给我后我们就拍照、上架。”

远程支教是杨子圆为长洞小学筹备的一个新项目，用来跟学生定期沟通，了解情况。今年，江一燕从爬行者基金拿出了十多万建设新媒体教室。“每周五的上午会抽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和孩子们视频通话，聊聊最近的状况，之后还会用这些设备给孩子们更多学习上的帮助。”杨子圆说。

有不少企业曾找过江一燕，要求参与资助，江一燕觉得还不是时候：“现在学校其实还不需要太多钱，政策上国家也已经有许多资助，等我自己的资金用完了，可能会考虑和企业一起做吧。”

江小爬

江一燕曾写过一首叫《蜗牛爬爬》的小诗：“蜗牛爬爬，来自遥远的巴马/蜗牛爬爬，背着重重的小家/蜗牛爬爬，从小离开妈妈/蜗牛爬爬，浪迹天涯……”

这首诗看起来写的是巴马县长洞小学的学生，其实也是江一燕的自况。

因为小时候做事总是慢吞吞，江一燕被家人取了个小名叫“爬爬”。长大后，她喜欢上了这个名字以及它所暗示的状态。“爬”弥漫了她的日常生活。除了把支教基金会命名为“爬行者”，她的博客和微博ID都叫“江小爬”。

“走得比谁都慢，但累积了很多别人没有看到的丰富的感受。我常说，可能所有人都在走一条所谓成功的路，可能会让你走得更快，但是我愿意选择一条更艰难的路，我不希望和大家走一样的路。”她这样解释“爬”的内涵。

这是一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黄渤说她“几乎干了文青该干的所有事儿”。演戏、摄影、写作、唱歌……每一样她都在尝试。

江一燕的母亲曾经是一名摄影师，在公园里给游客拍照。跟着母亲一起，江一燕在五六岁时就学会了使用胶片相机。她开始有意识地操练摄影，是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后。

摄影对她来说不只是爱好，也是激发表演灵感的方式。因为拍形形色色的人，她积累了很多和底层人物打交道的经验。从他们身上，江一燕提取并储存了不少塑造人物的细节和素材。

同时，摄影让她找到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发现了另一个自我。有朋友形容她是那种躲在角落里的艺人，不张扬，却有一种安静的力量。摄影师恰恰也是一种躲在角落里的职业，本身低调，所有的说服力都在镜头上。她喜欢这种存在。

江一燕很迷恋非洲，几乎每年都去，认为那里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片的地方”。她曾拍过一群围成心形的火烈鸟，还有草原上看起来特别恬淡特别文艺的斑马，它们跟另外几幅作品后来登上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于一名业余摄影师而言，这是莫大的肯定。

她还喜欢写歌，出过多张EP。今年年初，她以独立唱作人的身份推出了单曲《我不》。最新作品是七夕发行的原创单曲《Honey Moon》。

实际上，音乐才是她演艺生涯的起步。14岁那年，她只身一人前往北京舞蹈学院附中音乐剧班就读。逃离家乡绍兴，是她在看了很多三毛的书后萌生的想法。青春期的江一燕特别爱读一些独立女性作家的书，三毛、陈染、安妮宝贝，都是她偏爱的风格。

“如果没有看她（三毛）的书，也许我不会走出那个小城市，可能就按照家里的愿望做个幼师，简简单单地生活。但三毛激发了另一个自我，觉得该上路了。”江一燕觉得自己和三毛骨子里很像，是个野孩子，“尤其到了非洲之后，你会发现你跟她的很多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再看自己走过的路，就觉得其实你越来越像她了，冥冥之中，性情上的一个吸引吧”。

在长洞小学支教时，江一燕将自己的文艺细胞完全倾注教学中。那些学生已经物质贫乏了，她不希望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一样贫乏。

“有人出资千万，改善孩子们物质上的匮乏。我只会弹琴唱歌，所以成了业余的山村女教师。”江一燕将能为需要帮助的人做些实事，称作是“有能力之人的福气”。而她也在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馈赠。

这个因出演《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而知名，但一直半红不紫的女演员，从那些乡村少年身上，体味到了自己“孤寂”的童年，进而安放下了自己的一部分青春。每次见到他们，她都会觉得“内心安静”。

但偶尔也会有例外。

她一直记得当年拍摄《宝贵的秘密》时认识的一个“小群众演员”：小男孩特别乖，很爱笑，还会用白纸叠成小卡片送给她。直到有一天，男孩脸上的笑容被一句无心的话撕裂。一个村民顺口对江一燕说：“这娃好可怜，爸妈出去打工全死了。”男孩听到此言，突然崩溃，“泪流满面地跑开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瞬间，那种隐忍背后的眼泪，本不该属于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江一燕说。

她一次又一次以“小江老师”的身份回到长洞小学，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那些少年“内心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