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启柏

我于1917年12月初6出生于广西省南宁的一个贫民家庭。1938年，在广西桂林高中读书时考入黄埔军校四分校16期步科受训。四分校的前身是广州分校。1938年，日寇的铁蹄由北向南，中国的半壁山河沦陷。广州分校由广东迁至广西宜山，尔后又改名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校址就是宜山乡村的民房，物资欠缺。正是这个一无所有的第四分校让许多愤激而无所投的爱国青年有了归宿与希望。我同期的同学就有一些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青年，也有不少从江西到广西的战干团学生。正是这个一无所有的第四分校，培育出许多抗日军官。

在抗日战争中，我参加了振奋人心的第二次长沙会战。这次战役是抗战以来继台儿庄大战之后中国军队的第二次大胜利。九战区的薛岳让日本战将冈村宁次在长沙弃甲逃归武汉，日军伤亡15万。我为当时是九战区军队中的一个成员而自豪，但又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我只是第4军军部特务营的一个排连长，从没上前线与日军血拼过。不过，我不难悟出薛岳之所以能打得日本战将冈村宁次弃甲而逃，损员折将15万的真实意义。当年中日军队的装备优劣悬殊。日军有飞机配合，地上有战车、装甲车、骑兵，战地的后勤补给用汽车运输，利于平坦地段的战斗。中国军队因装备缺劣，利于山地战。第二次长沙大战胜利的原因，正是薛岳巧妙地在战场上运用了双方的优劣势。

大战之初，中日军队相持于九战区防线之南北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