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1934年初，瞿秋白从中共中央秘密机关所在地上海潜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开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但苏区仍留下了一部分力量继续从事武装斗争，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被留在了江西。红军主力撤离之后，国民党军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至1935年1月，形势已十分危急，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进行转移，即由中共福建省委派武装护送出境，拟取道广东潜入香港。可惜他们未能安全出境，即被敌人包围。以上三人中，瞿秋白被俘，何叔衡牺牲，邓子恢脱险。

瞿秋白是如何被俘的？他在遇难之前，是否受过国民党的刑讯？他最终是烈士抑或是令人不齿的叛徒？

“文革”期间，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联合出版的著名的《讨瞿战报》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英雄”还是豆腐》（所谓“豆腐”，是指瞿秋白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一文最后的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质疑瞿秋白被俘后的行为。

其实，早在1963年8月，中央办公厅机要工作人员戚本禹在继抛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太平天国后期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之后，又写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借批李秀成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叛徒”问题，进而促使原来的学术讨论变成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瞿秋白《多余的话》由此受到牵连。不久，常州的瞿秋白故居被关闭，已征集到的文物也被封存。1966年“文革”爆发后，“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于是《多余的话》也被诬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1967年5月6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合办的《讨瞿战报》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了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的墓，而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随之被隔离审查，瞿秋白其他亲属也都受到了各种不公的待遇。此前的1967年1月19日，红卫兵冲入江苏常州的西门公墓，砸坏了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坟墓，还砸毁了瞿秋白父亲瞿世玮在济南的墓碑，并把他的坟也给平掉了。1973年10月20日凌晨，杨之华在北京秦城监狱含冤病逝。

那么，瞿秋白究竟是烈士抑或是叛徒？他究竟是英雄还是“豆腐”？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一行行至福建长汀水口镇时被发现，国民党保安十四团第二营得到报告，营长李玉遂率队围攻。何叔衡在突围时不幸牺牲，邓子恢最终突围成功。一行人中，项英已怀孕的妻子张亮和梁柏台（苏区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内务部部长）的妻子周月林被俘。瞿秋白因重病躺在担架上，无法实施突围，最终在山上被捕。

被俘后，瞿秋白受到了李玉等人的刑讯。当时瞿秋白谎称自己叫林祺祥，是江苏人，肄业于北大中文系，后又入医学校学医。因一次游历福建漳州，被红军俘获送至瑞金，随即担任红军总卫生部的军医以及文书、文化教员。此次，他借红军长征之机，携款逃出，乃至被俘云云。不久，国民党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赶到，他见被捕诸人身上携有港币、黄金以及护送人员又有驳壳枪，据此判断所谓林祺祥者必是中共要人，随即对其进行刑讯。不过，瞿秋白坚不吐实，仍未暴露身份。

瞿秋白一行随即被转押于上杭县城，此后瞿秋白又遭刑讯，他仍不为所动。瞿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写了一份“笔供”，内容仍然不变。李玉看了这份“笔供”后，对瞿秋白说：如系属实，可取保释放。瞿秋白遂给上海的三人（鲁迅、周建人、杨之华）写信，要求作保。鲁迅收到信件后，据说曾拟与陈望道等发起一个公开的营救运动，然未能实现。鲁迅遂欲通过同乡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内部进行活动和转圜，然亦未有结果。瞿妻杨之华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担保，又为瞿秋白缝制了衣服，鲁迅则嘱其转交50元钱，一并寄给狱中的瞿秋白。未几，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所谓“取保释放”失效。鲁迅闻之，在书信中为之惋惜不已。

瞿秋白原已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在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悬赏缉拿瞿秋白、周恩来等7名中共要人，其中瞿、周各2万元，其他5人各1万元。于是，钟绍葵等自感“如获至宝”。在钟绍葵的邀功信中，他称对瞿秋白等进行了“挞讯”。后来，宋希濂又进行了“研讯”。据此可知，瞿秋白被俘后是受到了刑讯的。

杨之华后来在《忆秋白》一文中说：

“秋白被捕后，没有暴露他的真面目。第二天，他被戴上手铐脚镣，送到上杭县匪部监禁一月余。匪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这时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秋白已被匪三十六师逮捕，要他即时把讯核情况上报。宋希濂这时还没有发现秋白，就决定各团把俘虏的姓名、俘虏地点以及相貌特征分别详细造册，送到师部。敌人从表册上看到‘林祺祥’是江苏人，四十岁左右，军医，人单瘦，谈吐文雅，以形迹可疑被捕。由于听说‘林祺祥’在苏区人民教育委员部工作过，便将他送到福建长汀匪三十六师师部。据说秋白被解到长汀后，曾被敌人讯问用刑多次，都没有暴露。后来，匪徒发觉在被囚押的人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陈姓青年，曾在中央苏区人民教育委员部当过收发，因而想出一条诡计，设法使陈姓青年与秋白骤然相遇，以观察他们的表情，辨别到底是不是秋白。这天，匪徒把秋白带到一间房子里，又秘密使人把陈姓青年带来。陈姓青年迈进门槛，突然看见了秋白，脚步骤然停住，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匪徒奸猾地说：‘原来你们彼此都认识么？’秋白马上从椅子上立起来，哈哈笑着说：‘这算是演了一幕很滑稽的戏！’随又说：‘我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不必再问。’蒋介石命令他的匪徒，千方百计引诱秋白，劝秋白投降，写‘反省书’。秋白坚决地拒绝了匪徒们一切威逼利诱，他说：‘我为了党，为了人民，应把革命坚持到底。’再来劝他时，他就岸然回答：‘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瞿秋白的真实身份被敌人获知后，他反而得到了敌人的“善待”。其中的原因，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说：宋希濂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认识和知道曾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重要人物瞿秋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等），于是他称瞿为“先生”，自称“学生”（由于瞿秋白的声誉，许多国民党要人对他都尊重有加，如蒋经国1945年1月赴莫斯科谈判归国途经新疆，曾专门视察了盛世才关押中共在新疆被捕人员的监狱。当时蒋经国对被关押的杨之华说：“我对瞿秋白先生的才学非常尊重，对您……”），并对瞿秋白予以生活上的优待（囚室、烟酒、写作、放风等）。至于其他具体的原因，这“一则瞿秋白身患重病，倘因生活上的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没法向蒋介石交代；二则是企图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于是，狱中的瞿秋白大不似我们曾经熟知的那些狱中的先烈一样，动辄呼喊口号、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而是从容应对，并且以自己的所长，为之刻印、赠诗等等。同时，在回答问话中也虚与委蛇，并在“供词”中讲述了苏区和红军的一些情况。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说：这“与其说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了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而在“供词”中，瞿秋白明白无误地说：“我不会随声附和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狱中用不到一周时间写下了《多余的话》。关于《多余的话》，这也是后来对瞿秋白进行评判的最关键的文献。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1979年，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瞿秋白究竟是烈士还是叛徒的又一轮争论。

当年瞿秋白写成《多余的话》之后不久，即由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予以刊登（部分）。1937年春，又由一家刊物《逸经》予以全文发表，此后被陆续转载。然而由于迄今尚未发现《多余的话》的手稿，于是其真伪便成了一个问题。换言之，自其问世之后，杨之华等坚决否认其为瞿秋白所作，抑或有之也曾被国民党当局所篡改，因此主张不得据此评判瞿秋白。但包括丁玲在内的一些人则认为它确系瞿秋白所作，所谓“其人其文，无从伪造也”。如今，学术界已经认可其为瞿秋白的作品，并且已有了多种版本存世。

除《多余的话》外，还有瞿秋白在狱中所写的“笔供”“口供”“呈文”等，能否据此诟病于他？正如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所说：瞿秋白狱中所述所写，“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有之，则是他“不善于也不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也即“脆弱的二元人物”的自白，以及不免流露出来的“消沉情绪”等。这或许更加可以用来说明瞿秋白真实的一面。

《鹰犬将军》一书系国民党原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宋于1949年12月被俘，后被特赦，获释后写成《鹰犬将军》一书出版）的自述。该书有瞿秋白被害经过的详细描述，系宋1935年担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时的经历。

宋希濂时率部驻防福建长汀。后来，他回忆说：瞿秋白一行是被福建省国民党地方部队保安第十四团钟绍葵部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上杭截获的，起初关押在上杭县监狱。瞿秋白略懂医术，于是便化名林祺祥，说自己原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以此暂时蒙混了敌人。后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得到密报，说在上杭俘获的几百名红军中有瞿秋白在内，于是严令在钟绍葵所俘的红军中清查瞿秋白的下落。钟绍葵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一方面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方面觉得如能将瞿秋白清查出来，可以邀功请赏，所以十分卖力地进行这一工作。但经过多次讯问，并没有清查出来，钟绍葵遂使用了“谁说出瞿秋白来就释放谁”的办法，结果有一人指出林祺祥就是瞿秋白。随即蒋鼎文命令该团将瞿秋白押送至驻长汀的第三十六师师部。

瞿秋白被关押在师部后，宋希濂对此回忆说：“秋白先生原来穿什么衣服我不清楚，我见到他时，他是穿着一件灰布长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此后，“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感想或者写诗，有时也谈古文和唐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大约100张（或60张）十行纸钉成的一个本子上，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这个本子他托师参谋长向贤矩代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义后，向贤矩曾交给我看，我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就交还他，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对于内容记不起来了”。

瞿秋白在被关押期间，宋希濂说他曾与瞿秋白有个别的谈话，他回忆说：

“记得我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瞿秋白室内去看他，先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体状况后，转而谈到政治问题。我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500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个县里都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向这样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先生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国家的伟大贡献。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或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人耕种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对我们实行严密的封锁，苏区的经济完全靠发展生产来自给，在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的田地并无荒芜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的是这个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毁坏，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战争造成的。”

宋希濂称自己与瞿秋白争论，他没能说服瞿秋白。宋希濂劝降无效，而蒋介石得知瞿秋白被俘的消息后，即令“中统”派两个人由南京到长汀来劝降瞿秋白。其实，所谓“劝降”，先已有“军统”在闽西的人员实施，后才是“中统”的陈建中和王杰夫。同时加入劝降的还有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和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国民党厦门党部书记朱培璜。此四人拟对瞿秋白展开“攻心战”，一是以情感打动之，一是以顾顺章等中共叛徒的例子感染之，同时伴随以“怜惜人才”的“恻隐之心”。至于瞿秋白可能的退路，即他可能会接受的条件，则是继续进行翻译的工作。然而，在瞿秋白面前，这一切统统失效了。瞿秋白对他们大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

如果认定瞿秋白有所谓“折节”的情状，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国民党还要杀害他呢？正如陈铁健在《瞿秋白传》中所说：“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对敌人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绝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敌人正是从瞿秋白狱中革命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绝不会屈膝投降，才将他处死的。”

“文革”时，戚本禹曾说：“当叛徒也不见得不杀你，瞿秋白不是当了叛徒吗？他也被敌人杀了。”当时《讨瞿战报》上也有一篇“妙文”，题目就是《瞿秋白既然投降了，为什么蒋介石匪帮还要杀他？》，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再来看看瞿秋白最后的日子吧。

当时，长汀中学是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的师部。在瞿秋白被押解到此地后，该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遂对瞿秋白组织了军法审判。在这次审判中，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再次得到了“证明”。郑大鹏（即一些文献中所称的“陈姓青年”“林大头”），原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过，此时投降了敌人，在他的指认下，瞿秋白便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宋希濂回忆说，对瞿秋白的劝降没有成功。1935年6月17日，他先后接到了蒋介石和蒋鼎文、李默庵的“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即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宋希濂和参谋长向贤矩、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办法，商定：6月18日上午10时，在长汀中山公园将瞿秋白枪决。同时在第三十六师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及中山公园的周围，均由警卫连严密警戒，禁止百姓观看。

早晨8点多钟，相关的警戒已部署妥当，向贤矩随即进入瞿秋白的囚室，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给瞿秋白看。向贤矩事后对宋希濂说：瞿秋白看了电令，面色没有一点变化，若无其事。瞿秋白随后在书案上集唐人诗句，从容写下了绝笔诗《偶成》：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9时20分左右，瞿秋白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被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房间。在众人的簇拥下，行至中山公园，瞿秋白在公园内的讲台前停了下来，向在场的人作了10多分钟的讲演。讲完后，他举起右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10时左右，瞿秋白英勇就义。

瞿秋白就义前写的那首诗，后来众说纷纭，有人以为其一如《多余的话》，是敌人伪造的。1985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就曾刊登过《为烈士辩诬》的文章，坚称其伪。对此，陈铁健以为：

“作者用心良苦，诚可感佩。我们一些同志有一种简单的思想方法，即好人必须绝对的好，连情感、个性，都不可不千人一面，否则便一否了之。能够把瞿秋白狱中所写文字，包括诗词一股脑儿否定掉，自然免去了诠释之累。然而，我至今不解：瞿秋白的狱中诗词，包括绝笔诗，究竟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可怕？‘心持半偈万缘空’，无非是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诗化语言的表述，难道非要满腹诗文的瞿秋白去喊一声‘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吗？”

早在1950年，李霁野就在天津的《文艺学习》上发表过一篇名为《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的文章，提及瞿秋白狱中所写的诗，认为是就义前的“从容”。诗人臧克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认为李霁野是“有意爱护朋友，却无意中损伤了他”，因为瞿秋白狱中所写的诗其意境相似于“一个‘坐化’的释教徒”，抑或是“‘死’前忏悔低头了”。他质问道：“一个拒绝诱惑，以死殉人民事业的革命战士，会在这最后关头否定了一切，连自己光荣的历史也在内！这不但不可能而情况恰恰是相反的。”

瞿秋白遗孀杨之华看了两人的文章之后，完全同意臧克家的看法。她甚至这样说：“敌人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修改了秋白在狱中的作品，并发表在反动报纸上。可是发表的文字各有不同，这也可以证明敌人的阴谋。现在有些爱护他的朋友还在继续发表被修改的作品，正是上了敌人的大当。”

随即，李霁野发表了一篇检讨文章，一场风波遂风平浪静。

作为妻子，杨之华在某种程度上很难说是瞿秋白的“知音”，这或许又是时势所然。其实，瞿秋白在他狱中的照片上的题词也许更能说明他面对死亡的态度：“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杨之华后来说：“这几句话，表现秋白有高度乐观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只要对革命有益，个人生死完全可以置之度外，永远忠实于党的事业。”

瞿秋白就义后，国内公开悼念瞿秋白最早的文章是1935年9月“左联”刊物《文艺群众》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悼瞿秋白同志》，称瞿秋白“被国民党蓝衣团领袖蒋贼谋杀了”。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过的郭绍棠在《回忆瞿秋白》一文中说，“我第一个了解到他牺牲的消息”，而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给瞿秋白写的悼文，就是由他撰写的。

1936年6月20日，中共在法国巴黎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机关报《救国时报》出版了“瞿秋白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的专版（第三版），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专版的形式来纪念党的领导人。

1937年6月17日，在瞿秋白殉难两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又出版了“秋白殉难两周年”的专版（第四版），刊出了“杜宁”即杨之华撰写的《〈热血〉重温》，以及“云林”撰写的批驳《逸经》等发表《多余的话》为“造谣”的文章。

此外，苏联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了中文版《殉国烈士瞿秋白》一书，收录有瞿秋白传（萧三等撰）、王明和康生等追悼瞿秋白的悼念文章，以及共产国际领袖（库西宁）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悼念瞿秋白的文章。另有《瞿秋白同志殉难一周年》，系由王明、康生、史平（陈云）、周和生（高自立）、李广（滕代远）、徐杰（陈潭秋）、康谷（曾山）、李明（李立三）落款而成，他们当时都是中共在莫斯科的人员。彼时“杜宁”撰写的《纪念我们亲爱的战友———瞿秋白同志》描述了瞿秋白被俘前后的情况，称：“当他在白区工作的时候，与我谈到准备被捕以后的口供时，他曾说过：‘敌人来审判我的时候，我一定要说你们不配来审问我，我们对敌人，特别在自己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一句废话都用不着说，不管是拷打到粉身碎骨，不管是用计来诱惑……’他有时候说：‘如果要枪毙我的时候，我很安宁的，我要唱革命歌。’”

后来，杨之华据此坚称《多余的话》等不是瞿秋白写的。

值得关注的是王明等人的悼文。1931年初，瞿秋白因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被撤销了中共中央领导的职务，随即病休。至同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奉命返回国内，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改派瞿秋白赴莫斯科担任代表一职，然而却遭到身在上海的米夫和王明等的反对，代表一职后由王明担任。1935年7月，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孔原、高自立、滕代远、吴玉章、饶漱石、欧阳生、张浩等20余人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团长王明在大会发言时提及瞿秋白等的死难，称之为“慷慨就义”“英勇牺牲”。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对瞿秋白作出重要的评价。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杨之华的请求，为冯雪峰主持编辑的《瞿秋白文集》题词。对此，陈铁健回忆说：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筹措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杨之华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词。毛泽东很快写就，这个题词写得非常好，是用毛笔写的。这个评价是很全面的。这个题词写好了装到信封里，写杨之华收，但是没有寄出去。1980年，人们在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陈铁健回忆说：“当时的毛泽东不应该也不可能怀疑瞿秋白有政治问题。”因为“瞿秋白最早对中国革命对象、中国国情、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国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进行全面的论述，远早于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什么信写好了不寄？这是一个谜”。

1951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遵照中央指示，给中共龙岩地委、龙岩专员公署，中共长汀县委、长汀县人民政府下达指示，要求组织得力干部寻找瞿秋白烈士的坟墓。最后几经努力，在长汀盘龙岗找到了瞿秋白的坟墓。1953年6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铁海撰写的《中央老根据地印象记》，内有《长汀纪事———凭吊瞿秋白烈士》一节，其中记录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所见所闻。当时访问团在福建长汀瞿秋白殉难处———罗汉岭凭吊了瞿秋白，并就调查所得称：“秋白同志被俘后，在法庭上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敌人威胁利诱，用尽酷刑，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瞿秋白临终前被宋希濂邀至中山公园，“在列宁台上和他摆酒对饮”，随即宋将蒋介石的密令电报拿给瞿秋白看，说：“先生，对不起，这是衡阳的命令。”“秋白同志面不改色道：‘没有问题！’”宋又说：“先生，只要你把共产党和红军的事说出来，悔过自新还来得及。”“秋白同志痛骂道：‘你是个无耻的反动派，谁是你的先生，我们共产党人头可断，志不可屈，我能为中国革命而牺牲，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光荣！’”同年，杨之华在《党史资料》第一期上刊登长篇文章《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关于瞿秋白的革命气节，文章称：“有一次，他同我谈到被捕和死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被捕在革命中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

195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殉难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瞿秋白的遗骨举行了隆重安葬仪式。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中纪委常委曹瑛主持的第八组，并由孙克悠任组长，专门负责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复查工作。其时，所谓“瞿案”复查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认真仔细查阅从公安部调来的关于瞿秋白被害案的全部审查卷宗（共20卷，约有三尺厚）。公安部关于瞿秋白被害问题的调查，是1954年初根据湖南省公安厅上报的两个参与杀害瞿秋白的案犯的有关口供材料，按照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责成湖南省公安厅所追查到的。至同年10月，又由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查办。此后经过10年的严密调查和侦审，方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

“瞿案”的复查，调查组成员在北京、杭州、上海、南京、常州、长汀等地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称：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坚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至于《多余的话》，虽迄今尚未找到手稿，但“即使就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因此，“客观地全面分析《多余的话》，它绝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参与调查的陈铁健后来也追述说：在复查这个案子时，曾调来了公安部十三局从1954年至1964年10年间的侦讯卷宗（共20卷）。其中的材料，从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机要秘书陈定、特务排长曾起，一直到抓捕瞿秋白的福建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等，还有被派去劝降的陈建中、王杰夫、朱培璜、钱永健四人，以及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悉数在内。

据此，陈铁健以为：“这个卷宗说明了一切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审讯、侦查的记录，笔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虚假的东西。事后我们找过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说：‘我对瞿秋白在监狱里关押时的供词完全负责。’这个卷宗是真实的。瞿秋白打破了‘军统’的七次劝降，针锋相对，别看他是个书生，但骨子是硬的。‘军统’这些人对瞿秋白说：‘你做一个识时务者，要像顾顺章归顺国民党，归顺党国。你可以做翻译，可以不公开地做一些文化事业，发挥你的专长，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党国希望你，你的亲属都希望你。’瞿秋白很干脆地回答：‘希望我生存，你们是有条件的，是让我屈辱地生活，这我做不到。鸟都要爱自己的羽毛，何况人呢？’这些人又劝降说：‘你可以学顾顺章，我们很重用他，顾顺章是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最高的负责人，他归顺以后我们是如何地重用他。’瞿秋白说：‘我不是顾顺章，我不会学他做识时务者。’七次谈话，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是笑脸面对，瞿秋白软硬都不吃。‘中统’夸下了海口说：‘军统’不行，宋希濂不行，我们‘中统’保证把瞿秋白说服，让他为党国工作。结果后来宋希濂对王杰夫说：‘我看你们也不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中统’劝降之前写的，国民党在公布《多余的话》时说得很清楚：不要在《多余的话》里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进退自如的。瞿秋白经历这么多的沧桑事变，不会在生死的问题上参不透，不要抱什么幻想，国民党媒体的报人看得很清楚。”

当年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温仰春（负责根据地交通线）的一点回忆，也可证明瞿秋白的清白。他说：“瞿秋白同志在狱中，敌人问他交通线的情况，他一点风也没有透露。我们这条交通线一直很安全，没有受到敌人的破坏，福建省委及其他地区党组织也没有受到破坏。”

1980年10月19日，经过多方的努力，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