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鑫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当时的政府教育部学制改新而中医药学漏列，为了拯救图存，中医民间办学，仿照西方建立起中医教育体系。方剂学以“处方学”之名被纳入中医基础学科范畴，首批中医方剂学教材应时而生，为中医药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这些珍贵的，具有独特历史和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目前学界知之甚少，更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本文拟对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的主要编辑特点加以研究，以期对今天的中医教材建设有所裨益。

自192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员卢朋著编撰我国首部中医方剂学教材《方剂学讲义》至建国前，笔者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等材料统计，全国共出现方剂学教材25种（见表1）。综合归纳起来，这些教材主要存在以下编辑特点：

表1  现存民国时期25种方剂学教材

1.从学科建设角度系统整理中医传统理论

古代中医对学科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民国时期方剂学科的独立迫切需要建立起系统的学科体系。然而，在学科建立之初，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知识体系等要素的概念并不清晰。近代教材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整理了中医传统理论，主要包括：①总结归纳古代方剂基础理论知识：早期的一些教材汲取了方剂学知识体系的各要素，包括中药配伍组方原则、治法与组方、疾病与组方、辨证与组方、方剂分类方法、方剂发展简史、学术流派及代表性学术思想等，方便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方剂学梗概。②建立方剂学科概念：尽管中央国医馆曾以“处方学”之名将方剂学科列入中医基础学科的范畴，但新生的分支学科在创建之初，名称混乱，概念模糊。当时的教材或名“处方学”，或名“方剂学”，并分别对学科概念加以诠释。时逸人《中国处方学讲义》指出“处方学者，乃配合多种不同之药味以成方，以图却除疾病，恢复生体健康状态之学问也”。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谈到：“所谓新中医方剂学，系专考究中医之药物配合作用，使减轻或除去疾患，及明其结构之何若，以归纳适应于各种病证者也。”还有些教材分别对上述名词加以阐述、鉴别，杨则铭曾在《中国处方学讲义》中谈到，“方剂学者，研究古今成方之组织，及其他加减变化之道，以期施诸治疗是也。”“处方学者，乃配合多种不同之药味以成方，以图却除疾病，恢复生体健康状态之学问也。”杨氏认为，方剂学重在探讨古今方剂，故在其后列举诸方。而处方学则重在讨论方剂配伍组方法则，故其后列举配伍组方的八法予以说明。通过对历代古医籍全面深入的整理，早期教材从纷繁庞杂的知识点中逐渐梳理，并明确了方剂学科的诸要素，对方剂学科的建立功不可没。

2.以中医的传统理论为指导选方释方

中医方剂数十万计，而教材的选方必须精中选优。早期教材的选方、释方都离不开中医传统理论的指导。多数教材选择名著所记载的名方，如经方、局方等，这些方剂的疗效不仅被千年的临床实践所验证，且临床医案比比皆是，历代医家对其组方、用药、加减化裁等论述也十分丰富，在理论和临床两方面都较为成熟，有一定的代表性，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

而教材的释方则表现为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下，或设方论来阐释方剂的要义，或设小结对每类方剂加以归纳，其中不乏古代名医之论述，以及编撰者对中医传统理论的阐述及发挥。即使是旨在中西医汇通的方剂学教材，其对方剂的阐释分析也是建立在充分理解中医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将西医知识融会贯通于其中。

3.体现中西医汇通的时代特点

民国时期，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时代特点是中西医学汇通。受此影响，该时期的方剂学教材不仅汲取了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成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方剂学理论，破陈除陋，引进新知，为方剂学的发展打开新的局面。

民国时期中医方剂学教材，如时逸人《中国处方学讲义》、杨则民《方剂学讲义》、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王润民《方剂学讲义》、杨则铭《中国处方学讲义》等都在汇通中西医学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大胆探索。其共同特点是：①运用西医知识阐释分析中医方剂。通过中西医病名对照;以西医知识论述中医传统病症;以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知识解释方剂适应症;分析中药单用或合用的药效等途径，使得中医方剂的适应症从传统的中医病症扩展到西医疾病。②从方论可以看出方剂的组方思路变化。从传统的根据君臣佐使、性味归经、七情等组方逐渐发展到按照药物的药理、药化特性，以及对某病症、体征的治疗作用加减化裁;根据西医疾病的病理特点及中药配伍或药对的药理、药化特性来配伍组方;将药理作用相似或相近中药归类配伍。③对比中西医方剂。为了启发学生智慧，拓宽思维，教材除了阐述中西医理相通的实质性内容，还大胆地对中西医方剂的异同点加以对比分析，发现两者在制方理论、治疗法则、组成、剂型等方面迥异。如陈永梁的《新中医方剂学》谈到，中医方剂治病强调整体观，“其方剂作用，全视病体组织变化与疾病关系如何为转移”，而西医治病重在局部观“其药物作用，在使生体组织，由化学性或物理性亲和力之物质，于相互间发生反应;其用药主征服，故虽解热而犹用毒药。”④方剂分类新颖，打破通例。部分教材，如杨则民《方剂学讲义》，陈永梁《新中医方剂学》等在传统方剂分类的基础上，结合西医疗法，对方剂分类法加以调整和创新，以适应当时的临床需要。

4.教材中融入编撰者个人临床心得

早期方剂学教材的编撰质量与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很多学者勇于打破家传世袭、私门授受的传统陋习，将个人临床经验和对方剂学的认识融入教材。无论是对方剂基础理论的整理、对方剂的收录和阐释、对中西医汇通的看法，还是对疾病的临床认识等方面无一不渗透了编撰者的个人学术体会。如杨则民认为“催生剂之最不可训者为蛇蜕、蝉蜕、蚕蜕，纸之处方，盖中‘医者意也之毒，睹彼虫类蜕生甚易，以为蜕有灵气，可相感召”，批评了古籍中运用此类催生剂的糟粕之举。许多教材把编撰者自身的临床经验融入方解，例如杨则民《方剂学讲义》谈到，“余经验，遇神经衰弱而盗汗或食欲减退时用一味黄芪，其应如响，足证其有强壮脑神经之效矣。”作为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民国时期的方剂学教材并不仅仅止步于传授知识，还在书后探讨病案，重在启发学生思考。以蒋文芳《时方学讲义》为例，该书按“汗、吐、和、下、温、清、消、补”传统八法分类，每法下附有具体病案，其重点不是向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方剂知识灌输，而是旨在分析阐述病例，论述疾病、治法、方剂之间的关系，用病案来启发学生举一反三的智慧，指导临床灵活处方用药。

总的来说，在民国时期学风开明、百花齐放的时代风气下，早期方剂学教材发明开创，破陈立新，论述精辟，注重实用，钩玄提要，梳理方义，提纲携领，条分缕析，既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也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方剂学教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系中医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