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 季天琴

图 / 贾代腾飞

余秀华：云上写诗，泥里生活

本刊记者 / 季天琴

图 / 贾代腾飞

婚姻里的暴君、爱情独角戏里的花痴、论坛里的好战分子、弱势胆怯的农妇，是余秀华应对命运时呈现的不同面相。她清醒、孤高，却也爱往脸上抹泥巴以增加“安全感”。她向往高处的风景，但又不得不一次次回到低处生活。

不知道能不能

活出负负得正

我计算着哪一个

正常人活得不如我

他背影里的整数能不能

抵过我手一抖的余数

农闲的时候适合死亡

有人的一生

经不起一次检点

我左手压住右手，

不让它抖

—余秀华《残疾人余秀华》

余秀华自称“脑瘫”，但她实在太聪明了。旁观她的采访时，我常为她的机智惊叹。她的疾病全称“先天性小脑共济失调”。由于小脑无法控制平衡，余秀华发音不清，走路倾斜，写字时手抖，只能用一只手压着另一只手。这丝毫不影响她的智商。

她能把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答出各种花样。记者问：你上午和下午生活有什么区别？答：上午比下午少上一趟厕所。问：你写诗会顾不上吃饭吗？答：饭比诗重要。问：你跟诗歌圈熟吗？答：到现在还是生的。

对那些重复的问题，余秀华也会抱怨“我这样的老女人已经不容易兴奋了”。说完她就嘿嘿嘿笑，表情狡黠。刚开始跟她过招的记者头上都飘着愁云。1月19日，我到余家的第三天，一位刚到的电视台女记者悄悄问我：她是不是很难搞？

余秀华的内心其实没有高墙，“我从没说谎，你只能说我很聪明，给了你不一样的答案。”对于那些慢慢跟她交朋友的人，她会坦诚甚至自嘲地谈论起自己的多重角色：婚姻里的暴君、爱情独角戏里的花痴、论坛里的好战分子、弱势胆怯的农妇。

她有着宿命式的坦荡，在诗歌里嘲弄自己的残疾，现实中却拒绝消费自己的苦难。在她的诗歌走红网络后，有个文友劝她借机募捐，被她拒绝。1月18日中午，有个自称她朋友的朋友给她电话，要给她转账，称“希望你生活好点”，余秀华婉拒了：有钱生活就能好吗？

对走红带来的巨大名声，她保持清醒。1月28日， 余秀华当选钟祥市作协副主席。钟祥是荆门下属的县级市。钟祥宣传部官员告诉《博客天下》，作协曾提前一天通知余秀华参会，余以要接待记者为由缺席，“有好几个副主席，只是虚名，没有待遇”。余本人在谈论新头衔时则显得很不好意思：“你就别笑话我了， 没通知我就把我搞上去了。”

身为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8组的村民，余秀华有着现代性的人格。她看重尊严，尊重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当被问及朋友相处最重要的准则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独立性”。蜂拥来到钟祥的记者还采访了她的同学、朋友和老师，每当这些消息传到她耳边，她都念念叨叨，深为别人受到打扰而不安。

她在高处思考。余秀华说，诗歌是一扇门，把自己往人性的深处指引。作为一名没有劳动能力的农妇，她又不得不在低处生活，接受现实的炙烤，“面对怎样活着，怎样保证这具躯体在尘世里往下走下去，这是诗歌无力说出的部分。”

余秀华说自己喜欢看恐怖片，这会让她思考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人死了之后去哪里。她曾想过下辈子不再投胎人世：“她想过死后把眼睛装进另一个心灵/脆弱的骨头会成为一条鱼，逆风而上/不食小麦，不食五谷杂粮/不看人间烟火。”

“我和他都是暴君”

作为一个内心敏感和浪漫的人，余秀华视爱情为面包。她把残疾和爱情看成生命中的两种极端，它们是一对天敌，爱情是美好的，残疾却是阻碍，“没有人会觉得残疾人会得到爱情”。

她的婚姻是这段话的注解：“在婚姻里，我和他都是暴君，都残忍。它给我的好处远远没有一朵花给我的感受多。”

余秀华的丈夫尹世平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年关将近前返回了鄂中深处的村庄。记者在场时，尹极少露面。他们夫妻俩也极少说话。余秀华和她的母亲周金香都说，这已是他们夫妻近年相处得最好的时候。

“今年我跟女婿说，秀华脾气你是知道的，我们跟她都没话，你也别跟她说话。她怕烦。”周称。

1月17日晚上，余秀华的丈夫尹世平两杯白酒下肚，要留下在场记者的手机号码，说将来可以提供新闻线索，比如讨薪，“保证是头条”。余秀华打断了他：这种事情太常见了，没什么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这个词用得精准、专业。余秀华对外界的认知和判断，有赖于知识的支撑。她安装电脑、下载软件驱动，对别人的手机型号充满好奇。就此而言，她和丈夫拥有完全不对等的精神世界。

“我这人性格坏，他也怕我。”余秀华说，“他今年真是挺好。你们来采访，我妈想让我们关系好，但我们俩一个住这边，一个在这边，外人一眼就能看得出。”

余秀华不喜欢丈夫酒后的絮叨，“去年他酒后找我吵架，真是伤心费神。我非常恼火，那天晚上没睡，骂了他一夜。”

在被问及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时，余秀华毫不犹豫回答：结婚。早在2012年，她就自欺欺人地写了一首《离婚证》：“一叠新翠，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保/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合成一扇等待开启的门/ 36岁，我平安落地……”

但她不得不被束缚在婚姻和家庭之中，根源还在她的身体。1976年4月，余秀华出生时因倒产致先天性脑瘫。余父余文海说，在6岁之前，她离开拐杖无法站立，口水流个不止。后多方求医问药，治好了流涎。

家里还求神问佛，算命的说她前辈子杀了人。余秀华可怜自己，“一个本身就残疾的孩子，还要背负这样的说法。”

余文海和妻子周金香同年，今年61岁，夫妻俩看起来都很能干、练达。余说，他们本来能生3个孩子，考虑到女儿没有劳动能力，要把她养起来“吃老米”（倒插门），只要了两个。

余文海对小她两岁的儿子管教颇多，因为她身体特殊，从不过问她的成绩，余秀华觉得爸爸“没有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小时候被取笑时，余秀华只能自己伤心一阵，不知道怎么回击。她说那时自己是“一只沉默的羔羊”。

余秀华把学生时代概括为“我的成绩对不起我的努力”。考大学无望，她19岁高二时辍学回家。余文海给她盘下了村口的小卖部作为营生。数月后，流落在钟祥的四川人尹世平成为了她的丈夫。尹小学没毕业就出来打工，大她12岁，当时也想要个家。

余秀华在钟祥市横店村的家。

多年来，我想逃离故乡，背叛这个名叫横店的村庄但是命运一次次将我留下，守一栋破屋，老迈的父母和慢慢成人的儿子……

“我那时真的很愚蠢。”余秀华说，高中时她默默喜欢过一个男生，她开玩笑逗他，对方只会害羞地笑。19岁时和男生屁股对屁股坐一起，她都害怕怀孕。尹世平到小卖部说亲，她在摇头晃脑背宋词，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结婚。

他们婚后很快有了儿子，儿子随母姓余，今年18岁，在武汉上大学。周金香说，余秀华在孩子两岁时就提出要离婚。这是一段靠家中老人强行干涉才维系下来的婚姻。在农村，离婚是不体面的事。周称，这既是为孩子着想，也考虑到女儿残疾，离了婚不可能找到理想对象。

余秀华喜欢自己娇滴滴的，她说夏天没别的衣服，“全是连衣裙”。但无论在现实还是诗歌里，38岁的她都会感慨自己的皱纹和衰老。与现实的紧张消磨了她太多的心志，“我以前从来不用护肤品，今年实在看不下去，就买了几件，但是太迟了，女人是经不起老的。”

年龄还缓和了她和丈夫一生为敌的关系，“我年纪大了，他年纪也大了，遇事就往低处想一想吧。”

儿子在余秀华心目中分量最重。儿子幼时看到父母吵架，就在一旁掉泪。余文海眼中的孙子（外孙）很节俭，舍不得吃，1米75的个子才100斤出头。在《写给儿子》里，余秀华称：“儿子，与你相比我越来越矮了/所以你就要看到我看不到了的风景/我不要求你描绘给我听/但你要把足迹留在某一个晨曦/听见风，理解风/听到雨，怜悯雨/由此悲悯这个世界和一个残疾的母亲。”

“我想把自己搞脏一些”

余秀华始终没法跟命运达成和解。她对自己的外貌耿耿于怀，那让她意不得展、爱无法爱，“它无法和我统一，一直站在我的对立面”。

在诗歌里，横店村是她爱恨交织的一个意象。她的灵魂匍匐在土地上，她爱那里的庄稼，也爱野草野花。现实中，那里也是她走不出的桎梏：“多年来，我想逃离故乡，背叛这个名叫横店的村庄/但是命运一次次将我留下，守一栋破屋，老迈的父母/和慢慢成人的儿子……”

她自觉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她们同样形单影只、寄人篱下。余秀华渴望有一份工作，自食其力，但事与愿违。“没有钱给我挣。”她感慨，“这也是命。怎么办呢？”

她的小卖部惨淡经营，约在2005年关闭。余文海说小卖部生意“差得很”，一年只能赚一千多元的生活费。余秀华说自己不爱搭理客人，面对还价还按捺不住恼火，“我小姨说，我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一样干吗呢？”

2005年，余秀华开始在《钟祥日报》上发表诗歌，接着还有《荆门日报》和《荆门晚报》等报纸。但是她和诗歌没法互相养活。“发表的不给稿费的还是挺多的。我真是没脸说，不统计。”她说，“稿费加起来还不够买张机票去睡你。”

她想赚钱，但干的全是赔本买卖。她养过鸡，到现在书柜里还放着一本《实用养鸡大全》，2014年也养过兔子，曾为了生病的兔子跑到荆门市区求药。鸡和兔子都在她实现盈利之前就死光了。

2008年，余文海给女儿买了部1000元出头的长虹手机，上面自带QQ软件，余秀华开始接触网络，后又泡网吧，在钟祥论坛、红袖论坛、诗歌报论坛等处发表诗作，她从单打独斗，走向诗人的自觉写作。

2009年，钟祥当地的网友捐助2900元买了一台电脑送她。她开始玩博客。在博客开篇中，她说：“咱是个脑瘫患者，用的是一个不入流的山寨手机，可谁能压得住我天高地厚的心呢？”

那几年，她的感情世界却是一片狼藉。她用颇多篇章诉说了对一位男性的哀怨恋情。这是个当地电台主持人，余秀华开小卖部时经常参与他的节目，双方聊得很投机 ，后来线下见面。

“我那时还很纯真，也反复提醒自己，千万别陷进去。”余秀华说。她知道距离让对方心安，但有次还是酒壮怂人胆，跑到电台去找对方，惊动了110。

她在诗歌里把情欲写得热气腾腾，现实中她说自己是良民。“我年轻时热衷于柏拉图的爱情。根本想不到爱情以外还有肉体。其实事情经历了那么多，什么也没得到。我想，爱情还应该真枪实弹地干。”她说，“你可以给这段起个标题，叫《余秀华谈性》。”

她希望体面、高傲地活着，而非作为被帮助和被同情的对象，但是真实的处境总把她往下拉。

她说那时自己是“臭名昭著的花痴”。在钟祥和荆门的论坛里，是是非非缠绕着她，“他们可以说自己的爱情，我一说，就遭打击和讽刺，也是活该。”

2012年是她的本命年。这一年，她的诗歌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感情、家庭和舆论，种种不如意压着她。她再次想过自杀。早在读初二时，她曾拿着一把生锈的菜刀，在手上来来回回割了几次。

现在她回望过去，说“挺一挺就过去了”。

也就在2012年，她去温州打工。单位是一家生产电脑贴膜的残疾人福利厂。她每天工作12小时，瘦了10斤，还倒贴了路费。一个月后，余文海把她叫回家。2014年初，她又动过打工的心思，后来放弃。

在本地论坛上，她小心翼翼，这里涉及她的现实社交圈。对更遥远的网友，她下手不客气，论战始于诗歌，很快便骂骂咧咧。2013年雅安地震后，余秀华发表了一首《雅安，与我有什么关系》，这首关注个体命运的诗歌，被不少网友误读成“反人类”。在天涯论坛，余秀华为这事问候了人家的大爷。

她还写过一首《狗日的王法》，“王法”是中国诗歌流派网的一个版主。“我骂人很脏。你要是采访王法，他肯定说，这个余秀华不是个东西。 ”

在横店，她偶尔去看村民们打麻将、吹牛，也会胡说八道些“流氓话”，既打发些时光，也不至于让她和村子完全隔离，但她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消耗和浪费，“是俗不可耐的自欺欺人。”

对一个敏感的心灵而言，余秀华的脏话和“流氓话”都像是她往自己脸上抹的泥巴。她对此表示同意：“我想把自己搞脏一些，脏兮兮的才有安全感。”

“我就是中国的卡西莫多”

余秀华简单、率性，看上去也不通人情世故。市里官员和村干部出入她家小院，她都是一副等待别人走向她的懵懂样，没有虚礼和客套。在她成名后，钟祥市文化部门给她送了台式电脑和1000元的慰问金，有个企业给她送了新的电脑桌和书橱。“集体送的我就要了，个人送的我不收。”她说。

她希望体面、高傲地活着，而非作为被帮助和被同情的对象，但是真实的处境总把她往下拉。

余秀华说，2009年网友给她捐钱买电脑时，有个跟她关系极度紧张的网友也捐了100元，她觉得对方在作秀，不要他的捐款，“就为这事，别人都说我不知感恩，但我心里真没有感谢的味道。”

这次捐款让她纠结了数年。她曾想过把钱悉数返还，为此还取出存了36年的私房钱6000块，但这事太波折了，人家也不要。在2012年一篇《自杀者说》的自述中，余秀华说：“相对于他们给我的情谊，钱实在俗气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去偿还。”

她对诗歌的态度是敬虔的。余秀华把《实用养鸡大全》等书放在新书橱里，把里尔克和十几本自己的手稿关在旧衣柜里。记者要连哄带骗才能让她打开衣柜，让他们看下手稿。当被问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时，她的回答都是“我回去翻翻日记再告诉你”。

她的精神世界并不封闭。她说传播最广的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被公众高估了。她喜欢《巴黎圣母院》里那个丑陋又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我就是中国的卡西莫多。”

余秀华说，诗歌于她又是一座没有顶的山，她时急时缓地往上爬，从一开始这就是她一个人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拿诗歌去追求名利”。但诗情画意敌不过日子，难免要被赋予世俗的意义。

上图：2009年，余秀华学会了用电脑，而后她开通了博客、用上了微博。

下图：余秀华把自己的十几本手稿藏在旧衣柜里，不轻易示人。

《诗刊》编辑刘年是余秀华人生中最重要的伯乐。2014年11月，《诗刊》微信公号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为题发布余的诗歌，转发数很快破万，影响开始扩散。

对于“脑瘫”标签，余秀华认识很清醒：“《诗刊》需要这个去宣传，我想成全他们，也想成全自己。但如果你因为我脑瘫，才关注我诗歌，这就是本末倒置。”

“我明白刘年的苦心，他希望我生活过得好一点。”余秀华说。

在作于2013年的《一包麦子》里，余秀华写自己给家庭带来的负累：“其实我知道，父亲到90岁也不会有白发/他有残疾的女儿，要高考的孙子/他有白头发/也不敢生出来啊。”余秀华的弟弟是一名老师，住在市里。她在家守着父母。

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带来安全感。这点余秀华绝对缺乏。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她劝自己“要对未来放心，最坏的结局无非生病被他（丈夫）赶出家门”。

除了未来可期的版税，她的生活目前并无实质改善。她的两本书《摇摇晃晃的人间》和《月光落在左手上》已在网上预售，两家出版社都是在她“爆红”之前就跟她签约的。“这才是真情实意。”她说。

身处舆论漩涡，余秀华对人性有着敏锐的分辨能力。有个出版社迫切地想签下她，比她还大一岁的男编辑在电话里撒娇，“求求你了，姐姐”，求她告诉家庭住址，连夜杀到后，还提到把横店村建成“诗歌村”的可能性。余秀华说：“什么诗歌村，吹牛！”

算命的说她38岁要“火一把”，又说她只能活到49岁。她担心好事过了头，也担心老了，“不过也没什么好担心，死了就死了，老了就老了。”

她说最重要的还是诗歌的修炼，要读书、沉思、经历、沉淀。丈夫尹世平则对记者说：“你们媒体帮她找个工作嘛，一个月一两千块钱就行。”

“我也会很疼”

1月19日下午5点多，《荆门晚报》编辑黄旭升出现在余秀华家门口。“写诗30年”，他这样称呼自己，“我是最了解（当地）创作者的，你可以把这话带到荆门市委宣传部。”

他拿出一份1月8日的《荆门晚报》，上面有他写的一篇《余秀华：以诗歌为拐杖的独行侠》。他说，全国媒体都是通过自己才联系上余秀华的—这并不是事实，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媒体记者找的是刘年，或是其它方式。在电视台的镜头前，黄旭升提到了自己在余秀华走红背后的重要推动作用。

电视台安排黄旭升和余秀华做个对话。黄向余提议了一家出版社，被余拒绝。

黄在谈话中提到以前经常来余家。“那蛮奇怪的，你为什么以前不来，最近才来？”余秀华问。

“因为你以前写诗的艺术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我跟你说啊，艺术家有个发现的过程。”黄旭升说，“你知道吗？毕加索这些艺术家都是死了以后才出名的。你现在出名已经很早了。”

黄转头对包括我在内的旁观记者解释：“余秀华有段时间很恨我。我开大型的文学会，她强烈要求去参加，我担心她的安全，没让她去。”

“我觉得你就是看不起我吧，”余秀华说，“你把我QQ都删了。”

镜头一关，黄旭升仓促离开，余秀华就开始落泪。余家召开了家庭会议。父母觉得，地方文化圈的重要人物得罪不起，让她道歉。“你怎么那么直呢？”周金香说。余秀华因为生气说话更显吃力：“你让我怎么捧他？”

余家父母当晚还说服了电视台不播放这个画面—“你们拍完就走，我们还要在这生活。”

“我以前不敢得罪他，”余秀华说，“但是他不能出来抢刘年的功。”后来我在检索余秀华的博客时，数次发现了“黄编辑”。2012年，余秀华就写到“碰到黄编辑或钟祥论坛里的某些人点我名字的时候，我就心惊肉跳的，就知道没有什么好事情了”。

就在父母还在说服余秀华的过程中，黄旭升于1月20日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我所认识的余秀华》，文中谈了余的“两面性”。余秀华则于次日发表了《得意之时见人性—记荆门晚报编辑黄旭升》一文，但很快隐藏了这篇文章。

1月22日，有两家在场媒体不点名地将此事简略带过。1月23日和27日，黄旭升又连发两封致余秀华的公开信，在两封信中，黄“痛心”了余的偏执、狭隘和社会认知的局限性，称余有“心理疾病”，劝她早点去看心理医生。

在第二封公开信中，黄旭升要余秀华警惕媒体把她推到“危险的境地”，因为媒体不仅谈论了村支书频频出来与来访记者和领导握手，还谈到了她被当地一个编辑打压，“当‘余秀华热’过去之后，那些实实在在帮助你、真正能解决你生活问题的当地领导（包括村支书）怎么想？……你周围曾帮助过你的文友，以后怎么对待你？你被媒体绑架了！”

在公共平台上，余秀华对黄旭升的公开信一直保持沉默。1月28日凌晨，她在博客贴了一首新诗《别武汉》：“横店村，它可是我家乡/为何我的亲人都散落在远方？”

在微信朋友圈里，这首诗的标题被她命名为《我也会很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