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给不值得一过的人生找到值得一活的理由，即人之为人的道理。”张执浩去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说过的这句话，十分触动我。而这一次，他在黄鹤楼下谈的是“诗之为诗”，也即“面对这样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代，你该如何开口说话”。用现代性的语言赋予我们汉民族现代性的精神，寻找一种日常的、鲜活的、有体温的语言，找到自己独特的音色和音调，发挥诗歌“唤醒”和“复活”的“种族触角”功能……这些谈论，回到了被我们忽略的诗歌常识和诗歌原点，体现了一位诗人的自觉、洞见和抱负。（沈苇）

一

我在黄鹤楼下前后搬过七次家。每搬一回，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希望这次看不见它了。但事实是，无论怎么搬，它总在我视线内。现在，我终于明白，不是我在看它，而是它在看我。“黄鹤楼已经与我的内心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坦承，“做一个文人，尤其是一个诗人，最好不要生活在黄鹤楼下，更不要轻易地去爬它。”

最早的时候我住在这座院子里的一间阁楼里，14平米大小，有一扇朝南的窗户，可以看见制药厂的烟囱、大片灰白色的水泥建筑、散漫无序的民居，以及造船厂大型机车的猩红吊臂……只有站在楼梯口的公共盥洗池窗前，才能看见北面的黄鹤楼，仿佛它有醒目提神的功用。为了多看几眼，我时常在池边磨蹭。也就是在这种逼仄嘈杂的环境中，我完成了由单身汉向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角色转换，在一堆鸡毛蒜皮里越陷愈深，也挣扎得越来越起劲。几年后，我搬进了一间17平米的套间，一扇窗朝西，一扇朝北，由于楼层不高，只有在大型节假日里才可以看见从黄鹤楼顶上散发出来的光晕，和那一簇簇一边盛开一边熄灭的焰火。现在想来，那是我与黄鹤楼最为疏离的时日，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要么是，它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中？这肯定也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疯狂的一段日子，我把自己固定在朝向幼儿园方向的写字台前，心无旁骛，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时间在流逝，黄鹤楼以其固有的姿势踞守着属于自己的荣光，而我在这座曾隶属于两湖书院的院落里一次次腾挪，从17栋搬到25栋，又从25栋搬到24栋，直到最近一次搬入9栋……在一次次的搬迁中，黄鹤楼从各个角度向我展示着它的旧貌新颜，它忽隐忽现，忽高忽低，出没于我的视野。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它耿耿于怀，看不见它的时候想它，看见它后又想忽视它，为什么？

很久以前，我曾陪一位来自越南的年轻汉学者爬过一次黄鹤楼，当我们上去又下来后，我问她的感受，她回答说：人太多了。显然她是答非所问，但我却觉得她回答得很妙，因为在她那里，黄鹤楼终于被还原成了一座建筑，不过是一座塔楼，高于我们的头顶，适于登高望远罢了。而在我们这里，黄鹤楼被附加了太多的内容，以至于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它，它都给人以无精打采之感，而非展翅欲飞之势。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曾经写出过“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样美妙诗句的李白，真的会恼羞成怒到“一拳打倒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而所谓“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说法，不过是后代文人骚客为自己才华匮乏所作的开脱而已。问题还在于，类似的开脱已经慢慢演变成了新的文人传统，使后来者逐渐丧失了文学的原创能力，一任奴性滋生泛滥起来。

这么多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在围绕着黄鹤楼打转。从解放路到民主路，从彭刘杨路到小东门;抑或，从张之洞路、首义路、复兴路，到大东门、中山路、中华路……，我和你一样，像个陀螺，越转越慢，终至停了下来，站在这里，远远地看上一眼它，然后默默地回到宽大的书桌前。如果没有疾驶的车流、拥挤的人潮，如果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甚至可以闭上眼睛穿街过巷，信步登上楼顶。对黄鹤楼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拥有，恰恰相反，越是熟悉它的人越是疏远它。曾经有将近三年时间，几乎每天下午，黄昏，我会拎着保温饭菜盒，从家里出发，步行至黄鹤楼下的实验中学，去给女儿送饭。为了打发途中的无聊，我发明一种计数法：数着步子去学校，或计算着时间去学校，譬如，有一天我走了3068步，而在另外的一天，这个过程花去了24分钟……我发现，没有一天是雷同的。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同样的结果，过程却千差万别。由此我断定，天天如此并不是重复，而是一种推进。有一次，我在返回的路上，在司门口人行天桥上，抬头打量近在咫尺的黄鹤楼，桥下依然是川流不息的车辆，行色匆匆的人群，头顶是淡淡的夕光、稳重的云层，我看见黄鹤楼朝东北方向翘起的那一角楼檐，树梢在轻晃，一列快车正将自身的力量通过铁轨远远地传递过来……那一刻，我竟有了一丝感动，为这庸常而不知所踪的人生而感觉到了生而为人的些许欢快。

“连江水都改变了颜色，我们干吗/还要写诗？/你拍打着这一切，仿佛灰尘/需要安慰，大地上全是你的亲人”。这是1999年我写给小说家李修文的题为《黄鹤楼》的诗中的几句，那时他刚从东瀛转道东北，回到武汉。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我们一干人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个荒唐而快活的夜晚：凌晨过后的电话铃声，清澈的啤酒以及干净的牌局。“我们干吗还要写诗？”这是一个问题。但只有当我逼近中年时，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才如此真实具体地凸现出来。无数个夜晚，我推开门窗，星月皆无，惟有这样一座高楼雄踞于蛇山之巅，它不是传说中的大鸟，不是李白的沮丧，和我此刻的迷惘，那么，它是什么？

二

在经历一百年的“新诗”实践之后，我们发现，对这种革命性语言以及由此引起的文体变化，仍然让很多人感到不适、不安，甚至反感。古体诗至今仍有广泛市场，仍然还有很多写作者沉迷于格律诗的节奏、韵脚和意境。这不难理解。真正的问题在于，诗歌作为每个种族语言中最灵敏的触角器官，是否应该自觉担当起拓展开掘时代语言空间的职能。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诗教”的国度，自幼就接受和经历过古典诗词的教化，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写一首貌似格律规整的诗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还可以进而推断出，自唐以降，数百年间，该有多少少华横溢的诗人写出过多少脍炙人口的诗词，却依然难以翻越“唐诗宋词”的巍巍峰峦。所以，我固执地认为，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其他格律诗，都是用来欣赏的，而非是用来仿写的。你固然可以通过私下练习格律来达到与古人“神会”的目的，但你不能指望通过这种无效的写作担当起汉语诗歌面向未来的抱负。

现行的教育体制让当代人的身心里缺乏当代的情感表达通道，一提到“诗歌”，很多人就马上缩回到了古典格律的惯性中。事实上，人类语言形体不止经历过一次转世，也经历过多次转世，从四言到五言、七律，再到词、曲、白话等等，现代汉诗就是从白话到口语的再一次转世。在反复的转世中，诗歌的核心并没有丢失，它只是以另外的形体出现在公众了的视野里，如果不经受应有的文学教化，你根本就认不出来。而且我相信，它今后还会转世。转世不是死，而是重生和再生。

在我看来，诗歌从来没有“进步”过，当然也就不存在“退步”之说。诗歌从来就在它该待的地方，诗人的惟一使命是，就近找到你最为熟悉的语言，最合乎你个人气质的语言，“说出”你对世界、对生活、对命运的感受、理解和洞见，而勿需担心你的这种感受和见解是否会与前辈“撞车”，因为事实上，无论你怎么“说”，那些声音早就存在，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语气、节奏和韵律，你只不过是某种声音的遥远的回声。

事实上，当代汉语诗歌遭遇到的最大困扰还不是外围的各种质疑，而是诗歌内部的这两种倾向：一是许多诗写者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不安全感，所以总是躲在既有的“诗意”里徘徊，用貌似具有“诗意的语言”复原业已消逝的时光现场，或者，一味地用陈词滥调来抒发丝毫没有冒犯精神的情感;二是太信任自己了，以致于放任自流起来。很多诗人惯于奢谈文学的终极意义，却缺乏对诗学内部的洞见，不愿意花精力揣摩语言肌理的构成和质地。与格律诗相比，新诗近乎无形无体，完全朝向开放和自由，这样的形态既非山腰间的“凉亭”，也不是深山老林中的“寺庙”，写作者只能置身于无以名状的处境里各显神通，依照各自对语言的认知和把握，来塑造自我心目中的“诗歌”形象。当下诗歌内部的各种纷争与对立，基本上源于对“现代诗”理解的歧义。

汉语诗歌这一百年来在其内部发生的一场又一场深刻的革命，最显明的一点是，由语言的现代性所唤醒的思想的现代性。只有现代性的语言才能赋予我们汉民族现代性的精神。何为现代性的语言？即，那种日常的、鲜活的，带有我们此时此刻此在体温的语言，那种看似充满缺陷却生机盎然的语言，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当下的书写者，尤其是我们现代诗人们大胆使用的语言。

一个对自己的日常语言都不信任的人，是不可能具有现代性思想的，他只配生活在古代。“你能否相信自己？”这个问题始终会像一把高悬的利剑，考验着每一个当代写作者的胆识和智慧，而最先接受考验的对象就是诗人，他接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代，你该如何开口说话。

三

五岁之前，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即我家乡的语言：荆门话。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方言，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有大量的弹舌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探讨过荆门话的发音方式，最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深陷于中国内陆的地方，有这样一群生活在楚国故里的人正使用他们灵巧如簧的舌头轻言细语，或高谈阔论，发出近乎于意大利人或俄罗斯人的音调呢。是的，灵巧如簧，弹舌音对舌头灵敏度的要求，对气息在瞬间穿过舌苔的控制力，非训练难以做到。直到五岁那年，从外地搬来了一户邻居，男主人姓方，据说是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这里的水利工程师，他说一口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安庆话。至此，我才意识到，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说荆门话，至少这世上还有另一种人说的是安庆话。再后来，我上学，读书，听广播，看电视，挣扎着“自学成人”，才真正明白了荆门话仅仅是荆门人的方言，而弹舌音之外还有人发卷舌音，及其他音调。

我第一次出国住在巴黎市郊一家植被茂盛的客栈，午夜抵达，第二天一大早被林中鸟叫醒。我躺在床上侧耳听了半天，感觉这里鸟鸣声和我家附近的鸟鸣声一样好听，但后来我发现它们并不是以前我熟悉我见过的卷尾鸟、鹊鹞、灰鸫或黄腰柳莺……它们是一些我从未谋面过的鸟儿。同样的鸟鸣，不一样的鸟类，在似曾相识的晨光中表达着似曾相识的欢愉。这件事告诉我，有些声音你并不需要听懂，即便如此，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它们所传达出来的意味。

我在一所音乐学院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从最初满耳都是声音，到后来随时可以做到充耳不闻，其间经历过数不清的插曲。我经常与院子里一些对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所知甚少的人闲聊，最后我们总能在许多地方达成一致。诗歌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能够清楚地说明格律诗的构成，音韵，平仄，调性，甚至还能老练地吟诵古诗词，但他们对现代诗却满头雾水满面茫然，这些松散的句式是诗么？如果是，它的诗意是如何形成和传递的？因为无知，因此无趣;因为感觉寡淡，因此干脆绕道而行……现代诗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多年来转来转去，最终成了“诗人们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她真的那么神秘难解吗？在我看来，现代诗和古体诗一样，只是人类传递情感的一种方式，类似于陌生人之间的“接头暗号”，有时甚至只是人群中的随意一瞥，或会心一笑，其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深层的信任关系，趣味，感应，或对人生的共同理解，如同我们在嘈杂的人群中蓦然听见了自己的乡音，而随之在内心深处唤起的阵阵涟漪。所以，每当有人问我，诗歌和音乐有什么关系？我都会非常肯定回答：它们都是一种声音，只是制造声音的材质不一样而已，除此之外，二者在结构、音色、音高、调性等方面保持着高度一致。

从《糖纸》（写于1990年）到现在，我已经持续不断地写作了二十多年，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即，我们所有关于“诗歌”的判断都是片面的，即兴的，此刻有理而彼时无用的，惟有把诗歌看成是一种“声音”，才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反复实验，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语言的强大感染力。

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诗，那么，剩下的工作原本应该非常简单，我们只需尽最大的努力把那句话尽量准确地“复述”出来即可。可事实却一再证明，这几乎不能算是工作，因为谁也没有近距离地听见过那句话，因此我们所有的“复述”都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幻觉而已，我们每一次发声都有可能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你以为你听见了，其实那是幻听;你以为你复述出来了，其实那是你个人的表述。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上溯的方式找到些许推动诗歌这种艺术经久不衰的动力源，譬如人类历久弥新的那些情感，以及传导这些情感的材料;譬如那种有能力一下子撕开眼前的雾障，并能唤醒我们内心世界的语言。只有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克服幻听和盲从，才能在面对最高的准则时不至于失语。

当一个写作者在产生写诗冲动之前，诗歌已经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只需要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来把那种情感的幻像勾勒出来，然后用最饱满的情绪、最恰当的语言将之予以定型。也就是说，当一首好诗降临之时，诗人瞬间便由上帝的弃儿变成了上帝的宠儿，上帝给了他一个提示音，而警醒着的他正好听见了，又感受到这个声音召唤的力量。接下来，诗人的工作就是要将这种召唤之音变成复活之声。从这一刻起，他身心的所有通道都将全部打开，他一生积攒的词语将携带着各种情感从他脑海中呼啸而过，诗人每一次看似漫不经意的攫取，都是对他内心修为的深刻考验，技巧，学识，情感的深度，以及人生的广度，等等，都将在写的过程中得到落实。

一首诗终止于最后落笔的那个词语（或符号），诗歌结束了，而诗人的工作永远没有完结之期。他再一次成了上帝的弃儿，他也将孤独地、耐心地等待再度成为上帝宠儿的那一天。

“给不值得一过的人生找到值得一活的理由，即人之为人的道理。”这是我在一篇访谈文字里说过的话，其实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写作的出发点，基石。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写作中，集中体现在两个词语上：唤醒，和复活。我认为，凡是能够被唤醒的情感都应该视为诗歌的肌体和血肉，而诗歌的真实使命就应该是用这些肌体和血肉重组我们当下的生活，让逝去时光中的那些依然在闪闪发光的东西反射进来，照见我们晦暗不明的心灵世界，使我们不至于成为来历不明、去向不清的人。如果你认可了这样一种写作前提，那么，诗歌就会以一种澄澈清晰的声音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诗人的工作就是，调动你全部的情感去筛选那些在脑海里呼啸而过的词语，抓住它们，赋予它们存在的图景，让它们以符合你独特音调的方式，发出只属于你个人的声音。也许，这声音终将难逃被淹没的命运，但它一定是有价值的。

一个优秀的诗人必然有独特的音色，这能让他在喧嚣中保持相对稳定的辨识度。问题却在于，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无法确保他写出的每一首诗都很优秀，“败笔为生”的命运是每一个写作者共同面临的命运。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写出一首优秀的诗歌除了需要写作者音色独特外，还需要饱满的情绪，充沛的气韵，对音高的整体把握能力，这能保证诗歌的音调不飘忽，音域尽可能地开阔。所以说，写出好诗有时是需要一点运气的，但运气一定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而存在的。持续的专注，不知疲倦的训练，写作者只有用这样一种常人难以忍受的耐心，去感受每一个词语所带来的身心的震颤，并体味出词语与词语之间齿轮般的咬合力，才能等到那样一时刻的到来：你一旦开口，你的声音将与那些欲言又止的人严丝合缝，直达他们的内心，而喧嚣的人世也只有在这一刻才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