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春

红色流言

李迎春

一

钟树才的名字对于小城峰市来说，很长时间内就是一个代名词。想当年，他率部解放峰市，然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将峰市建设成为闽西最美的县城，那是何等的威风。峰市位于两河交汇的点上，如果从下游往峰市走，河流就像一个大大的人字，峰市就在人字下方。自古以来，汀江航运发达，处于闽粤两省交界处的峰市，商贾往来络绎不绝，伴随着的脂粉味也将江水熏得暧昧。所以，钟树才最忌讳别人说峰市就像女人下面的那一点，怕别人笑他主政的县城弥漫着荡妇的味道。解放后那几年，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狠狠地抓青楼女子从良，峰市成了全区妇女改造的典型。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还是栽在了女人身上。他曾经是峰市的骄傲，可现在谁还记得他呢。他并不留恋旧时的风光，什么官啊排场啊一切都远去了，只有在每年被慰问的时候，才想起自己的荣光。在他的心里，十年战争的经历超过了和平时期的六十年。城市建设越来越快，老街拆完建新街，平房拆了建楼房，他越来越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了。

九十岁的钟树才吃过早饭，就从家里出来。他喜欢从家里出来穿过北一路来到烈士陵园。那里不仅空气新鲜，更主要的是那里埋葬着他的许多战友。他只要往那里一站，就仿佛回到了革命年代。他曾经想，要是有一天死了，也要求葬在烈士陵园，这样就永远不会寂寞。他被人叫着钟老已有好多年了，后来越来越少的人认识他，越来越少的人和他打招呼。直到有一天，他站在那些喧哗热闹的地方，突然发现那些热闹喧哗全都与他无关，站在那里就像一尊无人理睬的菩萨，因此他决定离开那些场合，去找他的那些战友老哥们。如今这个习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一天生活的序曲。

今天是立夏，太阳很早就醒了过来，一睁眼就将县城照得发亮。出门前看着日历，钟树才感觉春天好像还没走完，突然就到了夏天，感叹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混沌。他一边唠叨着，一边穿过北一路。街上人流不多，上班的高峰期刚过，使得他可以自由行走。北一路直走十分钟就到了烈士陵园，可是在从北一路与百汇路交界处经过时，他突然想起发胜——一个穷困潦倒的儿时伙伴、枪林弹雨中的患难之交。发胜已经病了好几天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他竟然还没去探望过。于是他决定改变主意，向百汇路前进。发胜的家就在百汇路后面的一排平房里。事后，当他躺在医院时，别人也觉得奇怪，怎么一个念头就把十来年的习惯打破了。此时，行走在百汇路的钟树才没想那么多，心有牵挂脚步就迈得快了许多，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快点见到老朋友。

百汇路是小城兴建的一条街道，在其他老街的映衬下显得年轻而亮丽。当然，使它年轻的不仅仅是一栋栋高大崭新的写字楼，更是那里一群一群的姑娘们。新世纪以来，小城的主要领导提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县上下要为经济建设营造宽松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姑娘们纷纷地为小城营造宽松的环境服务。她们天天不辞辛苦地站在鳞次栉比的广告牌下，笑纳八方人士，发展第三产业。巨大广告牌上无一例外是足浴城、桑拿中心、洗剪城、夜总会。这些姑娘被人叫作小姐，也有人叫她们为“鸡”。

百汇路建好不久，钟树才就开始拒绝走这条街。百汇路的建设是县里的新千年献礼工程，那年元旦举行了隆重的竣工仪式。他受邀参加仪式，被礼仪小姐在胸前戴上精致鲜花，簇拥着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心里自然十分舒坦。谁想到，不到一年，百汇路就成为县城最出名的红灯区，被人们笑称“百鸡路”。他在家里大发雷霆，觉得纵容这种行为，等于向他挑战，否定他的功劳，于是从县委书记到公安局长骂了个遍，还说如果是他当县长，决不会让一只鸡在街上大摇大摆。

鸡可不理会一个老人的叫喊，照样在街上活蹦乱跳，不过是抓得严的时候安静一些，管得松的时候公开一些。到后来，他也渐渐没了脾气，再后来就不再提这些，偶尔也往百汇路走走。毕竟，你对一条街生气，街照样好好地在那里，而你却可能因此绕上一大圈或者带来许多不方便。

这是上午九时左右，按惯例，辛劳了一个通宵的小姐们大都还未起床，那些城呀、中心什么的都还是铁将军把门。令人尊敬的钟树才老人就是在这时走在百汇路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企图。

但事情总是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正在他穿过百汇路的当儿，一家足浴城“吱”的一声长叫打开了沉重的卷闸门，门口款款走出一位穿粉红色套裙的小姐。小姐靠在冷冷的墙砖上，一手扶墙，一手叉腰，摆出一个很古典的姿势。明媚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古典小姐透露出一丝慵懒、一丝妩媚。他不紧不慢地走在大街上，突然眼前感觉一片红色，随即一怔，脚步马上加快起来。据小姐后来交待，老人看到她时，大概有一百米远，她根本想不到九十岁的老色鬼看到女孩子还能这样健步如飞。她说，早知道老人已经九十岁，打死也不会让他走进屋里的。当老人快步走到足浴城门口时，竟然在丰腴的古典小姐旁停下来。小姐一见他发光的眼神，马上露出职业性的微笑，并很自然地摆了一个挑逗的姿势。老人看着她微微起伏的胸脯，很潇洒地笑了一下，算是回应，就跟着一扭一扭的美臀往里面走去。

二

人老了就容易撞邪。你说怪不怪，这几天接连出错。前天上午在街上溜达，硬把一个老同志的聚会给忘了；昨天出家门瞎转一圈，待回到家门前才发现把钥匙丢在了家里。今天起床，觉得心里有点虚，被挖空了似的，总有种不踏实的感觉。刚要出门，又被建勋媳妇喊了回来：“爸，您的收音机还没关呢。”唉，真是老糊涂了。

走在北一路上，感到很陌生，好像街上少了点什么，又多了一些什么，脑袋有点恍惚，老是闪出年轻时的情景。1949年秋天解放县城时，北一路还是进城的一条小路。那天下午，我和发胜、天龙一起带着部队从江上登陆后，就从这里攻入县城。那个时候脚步快呀，一个劲地往前冲，国民党的炮被我们事先用水淋成哑炮，手忙脚乱的虾兵蟹将吓尿了，连滚带爬地往西门逃走。现在北一路面目全非，路大得让我们陌生，两边高楼林立，见不到阳光。天龙早见马克思了，发胜也躺在床上不能动，只有我天天替他们走走这条新路。说起发胜，差点忘了，他都病了好几天了，还没去看他呢。对，对，现在就去他家看看。

百汇路没几个人，走着显得特别宽、特别长，很像哪里的街道……好像是皖东的那个小城吧？应该是，那里的街道也特别长、特别宽。当我们把国民党赶出县城时，街道也像现在一样，冷冷清清，店铺关门，空无一人，走在大街上就像一个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不过，我的心却不空荡，心里揣着一个姑娘呢。这个姑娘装在心里伴着我走了大半辈子，像冬天的火笼捂热着我的心。时间一晃就溜过去了，可这个姑娘却始终在眼前甜甜地笑着，眼睛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

应该是1948年的秋天，解放战争已经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的部队开始露怯，打不了多久就仓皇撤退。经过这些年战争的磨练，我们的队伍算是身经百战，如今反正双方都已撕破脸皮，干脆痛痛快快地打起来。这年9月，我们从皖东山区打进一座古城，在城里暂时住了下来，一边休整一边准备更艰巨的战斗。刚进城时，团长告诫我们要警惕敌人卷土重来，特别要注意防止有人从内部破坏。还说，我们长期在乡下打游击战，没有习惯城市斗争，要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大家都听明白了，我这个连长更没得说。

住下来有五天了，城里的局势慢慢稳定。这里原本群众基础就好，所以团里就将训练休整作为重点。走在城里，到处听到军歌嘹亮、集训声起，像驻扎在根据地一样轻松愉快。这天傍晚，我和几个战友沿着古街散步，高声谈笑着战斗中的趣事。忽然，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模样的女孩，里面就有香香。她们一见我们，便惊奇带着喜悦地问：“你们就是解放军？好精神啊！”好久没见到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的女孩了，我们都争着回答献殷勤。

原来香香她们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持续的战争，学校从城里搬到乡下，授课由全日制变成半日制再变成半停课。学生们思想进步，从抗日到反蒋，到拥护解放军，一点不含糊。这次听说解放军打下了县城，便争着向城里跑来，顺便回一趟家。这不，一进城就碰到了我们。我将她们带到连里转了一圈，然后才高兴地回家。

为什么会有第二次似乎已不大记得，只想得起香香穿着学生装，剪着学生头，文文静静的，鼻子俏皮地挺着，微微一笑嘴角就自然往上弯，令人过目不忘。哦，想起来了，第二次好像是在她家里搜查时见着的。当时有人报告，一家小商贩可能藏有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东西。我带着一队人去搜查，却恰好搜到了她的家。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闯进骑楼式的两层楼房，将小小的店铺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搜着。小商贩夫妇躲在楼梯一角，龟缩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小商贩更是双腿抖个不停，两手作揖，忙着分辩说“全是冤枉”。我是个粗人，又年轻气盛，不耐烦地斥责着，还命令战士上楼继续搜查。然而，香香的出现，使我的粗鲁无地自容。我不知道，当她从楼上一步步走下来时，我是一种怎样的狼狈，我的训斥变得像小商贩的双腿，语无伦次地说了几句，直至将嘴张成大大的“O”字。香香瞪着眼一步步地向我走来，直到在眼前站定。她一字一句地说：“我的父母没藏东西。我们是清白的！”我的脑袋变得一片空白，稀里糊涂地退出了香香家，心里想的全是香香怒目瞪视的样子。

唉，香香怎么就在前面，倚在大门口？那身粉红色的衣服不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穿的吗？香香，果真是你吗？香香……香香……我感觉心开始疼痛，一股暖流从心里升起，仿佛随时都要迸发出来。我得走快些，走快些……

三

钟树才从未去过这类地方，每次从百汇街走过，都不忍直视。街上生意清淡的时候，会有涂脂抹粉的女子站在大街招揽生意，穿着暴露，还故意晃动着胸前的两团肉。这时，他加快脚步走过，胆子大的拉住他就要往里走。他黑着脸，坚决地离开这些充满挑逗的鲜肉。他不屑与这些人讲话，心里想，老子什么世面没见过，就你们这样还嫩了些。当年留在峰市的女人风情万种，因为各种原因做了娼妓，其中也不乏漂亮和有素养的，我命令部队谁也不准动邪念，不然就一枪毙了他。可是，今天站在这里的，怎么会是香香呢？来不及细想，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迈进足浴城昏暗的大堂。

女子打开灯，昏暗的空间里弥漫着一股浑浊的气味，似乎昨夜的喧嚣还未散尽。钟树才觉得有点晕，不知是幸福的眩晕还是老眼昏花，只跟着粉红色的花朵向深处走进。他以为洗浴城就像外面看到的那样，一个普通的店面那么大，以前还想那么多洗浴妹怎么容得下呢？没想到里面竟是曲径通幽，三折回廊，那么大那么深，真是别有洞天。他想起香香家的骑楼，想起第一次见她从楼梯走下的样子，恰到好处的学生装使她的身体凹凸有致，就像从天上飘下的古典美人。如今，这个古典美人正引导他走向久别的幸福。

粉红的灯光下，钟树才站在包厢门口，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古典小姐回过头，和他面对面站着。“你要什么服务啊？”小姐温柔地说，一边将套裙上装的衣领往下压了压，露出诱人的姿态。

他不禁站直了身子，睁大眼睛向她的胸前瞄去，只觉得一片白花花的胴体。

小姐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脯上。

一切正如读者所料，下面的故事不说也能想象，而且想象力再丰富也没人说过分。但读者想象不到的是，不到五分钟，足浴城就传出了杀猪似的惊叫。接着足浴城内一片混乱，晨睡的人们立即加入了混乱的行列。一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位老者，挤在门口的人群中居然有人认出是钟老钟树才。在一片惊诧的议论中，我们发现刚才健步如飞的老人已经奄奄一息，判若两人。除了足浴城，人们似乎更关心鼎鼎大名的钟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五分钟后，钟老被抬上呼啸而来的救护车，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流言迅速在小小的县城飞升，散漫的人群随着气温升高变得情绪高涨。一则桃色新闻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人、不恰当的年龄上发生，自然使人们兴趣倍增。有喜欢舞文弄墨的好事者说，今天是立夏，《礼记·月令》指出：“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就是说青蛙开始聒噪着夏日的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野菜也都蓬勃生长。青蛙为什么鸣叫，因为发情啊，老人也有第二春，也会发情的。在人们的哈哈大笑中，一位老革命、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就此消失，小城的人们议论时由称呼钟老变为老钟再变为钟老头，到第二天人们的口中又变成姓钟的老色鬼。

钟老躺在县医院的急救室里，旁边是忙碌的医生、护士。虽然钟树才早已不在位，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抢救动用的是最好的资源，主治的也是最好的医生。医院院长亲自主持会诊，确定了治疗方案。对于医院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挽救生命。主治医生发现病人的生命体征非常微弱，心脏和脉博的跳动非常缓慢，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失去生命。院长站在病房外，一再交待主治医生，决不能让老人死在医院。

四

我和香香悄悄地来到小巷的残屋深处，我紧紧地握住她的纤纤细手，一股酥酥的感觉传遍了全身。我心里想，一定要把香香搞到手，明天就是死在战场也值得。我大着胆子把香香的手揣在怀里，有点慌乱，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香香涨红了美丽的双颊，眼睛大胆而含情地看着我，似乎也在等待我有所行动。属于我的战斗开始了，心里涌起一丝冲动，身下也不由自主地撑起。我猛地抱住香香，觉得全身都要爆炸，手开始在香香的胸前游动，轻轻地揉着那不断坚挺的乳头，小小的乳房简直要飞出心窝。香香主动地抱住我，下身紧紧贴过来。我听见了香香急促的呼吸。

其实从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上了香香。虽然我是个粗人，但特别喜欢文静内秀的女孩。香香的眼睛勾住了我的魂，害得我整天没心思做事。香香肯定也喜欢上了强健豪气的我，不然那次搜查事件后就不会很快冰释前嫌了。她说，我很有阳刚之气，特别能吸引人，所以当第三次碰到我正背一位大娘上战地医院时，她觉得是喜欢我的。香香和她的同学开始到连部教我们唱歌搞小型演出，大受战士们的欢迎，团长他们也常过来大饱眼福。

我们俩像两条迫切的蛇，用力地缠在一起，慢慢地倒在稻草堆里。像一尾不断吸气的鱼，撞击着潮湿的水草。鱼儿用小嘴游进新鲜的嫩草深处。一阵眩晕向我袭来，冒险而刺激地震憾着每一根神经，使我产生从未有过的畅快。再猛些，再猛些，我的鱼儿不断地游动，像一名战士越战越勇。香香迎合着起伏，两个人的动作越来越和谐。

这是第一次，也是两个人的最后一次。第二天，她就来和我告别。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像一个红色的诱惑向我飘来，我还沉浸在昨日的快感中，听见她幽幽地说：“我要走了。”她说，她父母在搜查事件过后老是觉得不安全、不放心，决定离开小城到乡下亲戚家去，她也必须跟着去。她好像还塞给我一件什么东西，然后在我一头迷雾中离开我的视线。我怔怔地呆立着，心里空荡荡的，像输掉了一场不明不白的战斗。

“树才，你爱我吗？”香香喘着香气喃喃自语，眼睛微微地闭着，脸庞潮红。“嗯”，我不讲话用行动回答，向她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她的眉头轻轻地皱了一下，身子又动了起来。团长要我离开解放军，他说团部怀疑我出卖了战友。原来在香香一家人离开县城的第二天，有一个班的战士在城郊遭到小股敌军袭击并无一生还，团里认为这二十来天这里一直很安全，没出过事，这次事件与香香离开有关，而香香又跟我有关，所以团政委和副团长认为必须把我抓起来。团长认为这件事不可能与我有关，但没有人赞同他，最后只同意不抓我，但必须开除党籍离开解放军。我像一只刚采到花粉就被往死里赶的蜜蜂，黯然地离开了皖东小城，踏上了艰难的返乡之路。我是一只落水狗，为了一根骨头，连命都差点搭上。我的手在香香的身上游动着，像欣喜的鱼儿长久地吮吸着，草丛中越来越光滑的洞穴，汩汩地流动着新奇的欲望。终于，一切都平静下来，水草沾上重重的水滴，鱼儿满足地憩息在梦的中央。四周静极了，只有稻草中的红色鲜亮地跳动着。

香香……香香……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怎么又见到你了呢？你为什么不会老，还是那么漂亮？……我一个人离开县城，在回家路上整整走了两个月，好几次都险些死去。这个该死的敌人，真该千刀万剐，害得我如此下场，我又饥又饿，浑身无力，硬把自己拖回了闽西山区。

五

公安局里，一场审讯正在进行。古典小姐与两位公安大哥面对面坐着，刚开始有点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怎么回事？你先说说。”公安发话了。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那个老鬼一进来就晕死过去了。”

“不许狡辩！老实交代！你以为我们是三岁小孩，好端端的人一进来就倒了？”公安严厉地喝道。

古典小姐急了，赶紧争辩：“真的，大哥，我怎么会骗人呢？早上八点多，我才刚刚起床，洗漱完就靠在门墙上清醒清醒脑子。这时，街上走来一个老头，看见我就马上快步赶上前来。我一看那神情，整个一色鬼，但实在闹不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于是我领着他进了包间。正想跟他攀话，只见他眼瞪瞪地看着我，那样子怪怪的。盯了好大一会儿，他似乎变得激动，嘴唇不住地抖动，只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我有些慌乱，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突然感到有种不祥的兆头。我怔怔地站着，也看着他，一时也忘记了该怎么办。他将眼睛从脸上移开，向我胸脯上看。他伸出手，可能想摸我，可刚伸到一半时，却‘砰’地一声身子猛地倒在了地上。我顿时吓得半死，惊叫起来，把全部人都引来了。后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去了医院。”她一连串说下来，急忙分辩自己的清白。“大哥，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可以问一起上班的其他人。”

公安不太理她的话，隔了一会才说：“你说的我们自然会核实，你只需老实回答。你说，你们在包厢里处了多长时间？”

“不到五分钟。”

“你们俩有没有发生关系？”

“没有。”

“你撒谎！”

“真的，确实没有。”她停了一下，“只是摸了摸身子。”

“还干了什么？”

“没有了，他刚抱住我，整个身子就软软地扑在我身上。我吓个半死，就大声叫了起来。”

“刚才说没摸，现在又说摸了；刚才说自己倒在地上，现在又说倒在你身上。到底哪个是真的？！”

“后面说的是真的。”她轻轻地说。

“你看他刚进门时有什么异常？”

“没看出什么异常。虽然人老了一点，但脚步还挺快。不过，我就奇怪他为什么一大早来足浴城，这欲望也太强了些。特别看他那眼神，活脱脱就是一个色鬼。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越是这样，钱就越好……”

“好了，废话少说！真是恬不知耻。”公安丢给古典小姐一个轻蔑的眼神，接着问：“你敢保证你们之间没有发生性关系？”

“没有。”本来被凶了一句不敢再说话，听到这个问题马上声音就高了八度，古典小姐以她专业的眼光作出自信的判断，“依我看，就是不病也没能力了。”

“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

“没有了，我全都交待了。”忽然，她想起了什么，“他在盯着我看时，嘴巴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好像是香香什么的。”

六

“砰”的一声，我倒下了。等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一个山洞里。原来我又饥又饿昏倒在山路上时，天龙、发胜带领的闽粤赣边区第六支队救起了我。天龙、发胜是我儿时的伙伴，三人都在1939年加入新四军。当时我们都被安排在边区的游击队，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到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我跟随一名副队长赴苏皖地区接受新任务。后来局势紧张就留在了那里，副队长担任团长，我担任连长。由于那个团是由当地一个武装组织改编而成的，由外人当团长，许多人都不服气，于是排外情绪很严重。后来在皖东将我开除，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削弱团长的力量，将团长弄成一个孤家寡人。团长心里十分明白，但也无可奈何。在这期间，我和天龙、发胜天各一方，因此断了联系。巧的是，命运又把我们连在一起。天龙、发胜已经担任第六支队的支队长和副支队长，他们知道我的事后，告诫我这件事以后谁都不能说，对外统一口径，说是党派你回来支持边区解放事业。反正现在整个闽粤赣边区都在国民党的控制范围内，各个部队间都处于秘密状态，根本不会露馅。于是，天龙就到边区党委汇报我的情况，并提议我担任第六支队的政委，党委研究后同意天龙的建议。就这样，我就和天龙、发胜一起在山上打游击，巩固发展队伍。

闽粤赣边区自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长征后，又沦为国统区，红军队伍只能重新上山打游击。好在边区山多，容易隐蔽，国民党的力量有限，因此游击队才一直坚持到现在。只是各支队伍的生存太艰难，有时没被国民党打死反而饿死了。天龙、发胜说：“这里有中央苏区的老底子，群众基础好，国民党也往往奈何不了我们。”我对敌人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国仇私恨使我巴不得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果然，机会很快就来了，游击支队决定三天后袭击溪口乡。

我回游击队后的第一仗，打得非常成功。那天是当地传统的迎神打醮节日，晚上乡公所的民团都在里面喝酒狂欢。乘着月色，我们带领游击支队上百人出其不意冲进溪口乡，群众就赶快来接应。不少人高声嚷着：“七脚鬼，石头妹（注：天龙人称“七脚鬼”，发胜人称“石头妹”，在边区知名度很高）带部队来打国刮民党啦，大家快去抄乡公所！”我们直接包围了乡公所，不过十来分钟就将二十多个民团的抓起来，缴获了几十支枪，还有不少粮食。村民们敲锣打鼓，游击支队出尽了风头，我们也很高兴，可以暂时度过经济难关。

可恨的事在后头。过了不几天，负责侦察的队员来报：县城的国民党不知从哪里抓来了天龙、发胜的父母，扬言要天龙、发胜出来投降，否则将他们的双亲杀头示众。我们听了个个咬牙切齿，愤怒得不行。最后决定由发胜带领二十个人组成敢死队，与城里的地下人员共同营救。那天深夜，黑夜像鬼一般恐怖，敢死队的营救在接近胜利时遭遇了敌军的埋伏。原来打入内部的一个人关键时刻叛变了。计划功亏一篑，他俩的双亲惨遭杀害，连敢死队员也只有发胜和另外两人捡回了命。那天晚上林子里的乌鸦拖着嘶哑的嗓子叫个不停，吵得我心慌意乱，右眼不时跳着，我感到一丝绝望。据说那天晚上县城听不见一声鸡鸣狗吠，连小孩子的哭声都没有一人听见。

我们更加憎恨敌人，并希望早点解放县城。可以想象，当1949年9月，我们攻下县城将国民党打得稀巴烂时，心里是何等的解恨。回想大半辈子，大概我和天龙、发胜就那次最风光了。我们走在街上，觉得青光石板都在噌噌作响，没有谁能压住我们。唉，谁料以后的日子会如此艰难呢！

1950年后，我和天龙、发胜又分开了。此后，磕磕碰碰，谁也没有了当年的豪气。1954年“三反五反”，天龙第一个被打倒，据说当时在地区任职的天龙在运动时被人揭发出贪污犯罪，因此被关起来，判了二十年刑。刑未服完，1959年天龙病死牢中。1958年反右倾，发胜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革职下放成了人民的罪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又被抓出来批斗。好不容易熬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落实政策却又一拖再拖，在最后一批时终于落实成了清白之身，每月领取微薄补贴。而我，算最好的，先是当副书记、县长，“文化大革命”时才被批斗，又因历史问题，1946年那段解释不清被诬为反革命分子，1980年后因老首长的关系恢复名誉，光荣离休。三人之中，只有我命最好。对，是最好，可谁知道我苦呀。

七

急救室里与死神的战斗正在进行，院长站在急救室门外，焦急地等待家属的到来。过了大半天，钟树才的两个儿子钟建国、钟建勋匆匆赶来。弟弟钟建勋从黑色“广本”上下来跨进医院，就有人钟主任钟主任地叫。他铁青着脸，一句话也不说，直往急救室走去。

院长得知钟建勋到了，赶紧到走廊迎接。他一边引导钟建勋往急救室走去，一边向他简单汇报抢救情况。

钟建国踩着一辆破单车比建勋迟到一步，一进急救室便一边大惊小怪地叫“怎么啦，怎么啦”，一边往病床走去，却被主治医生猛地一拉，一个趔趄歪了几步才站定。

钟建勋见了，眉头一皱训斥着建国：“叫什么叫！你没看医生正忙吗！”

钟建国惊魂不定地站在一边，呆呆地望着穿梭的人们。

过了半小时，主治医师说了声：脱离危险了。建勋、建国不禁松了口气，见父亲仍然处于昏迷状态，也不懂怎么回事。院长小心翼翼地露出浅浅的微笑，对建勋说：“钟主任，钟老暂时不会有事了。我们到休息室坐一会儿，等一下叫主治医师向您汇报具体情况吧？”建勋不讲话，点了点头。休息室里，主治医师说病人受到强烈刺激而产生脑溢血，加上心脏机能较差，所以才发生意外，现在危险虽然暂时过去，但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要格外小心。

建勋似乎心事重重，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一两个问题，最后像总结讲话似的：“你们辛苦了，我很感激。希望你们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反馈。”院长惊异钟主任是不是在例行公事，而不像是病人的儿子。说完话，建勋便准备起身走了，他说：“县长叫我还有事，这里就拜托你了。”建国没有说一句话，看到弟弟往外走，也连忙起身，问院长：“那……那我父亲会不会死？”院长看了主治医师一眼，说：“我们将动用最先进的设备、技术最好的医师，尽力而为。”建勋一看建国想溜，就抛下一句话：“你就留在这儿，不要老爷子死了都没人在场。等会儿，叫家里的女人来服侍。”

建国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弟弟堂而皇之地离开医院。过了一会，他也气急败坏地掏出手机，命令老婆快点过来，准备照顾老爷子。

八

我好像听到有谁在叫“爸爸”。是在叫我吧？是建勋媳妇？叫什么叫，我很困，我想休息一下，想想过去的一些事。现在没什么可留恋的。只是香香不知去哪儿啦……香香，你在哪里……“树才，树才，你醒了……”这不是菊的声音么，她不是死了吗？菊，你走得太快了，害得我又当爹又当娘，如今我是要和你在一起了，要你替我分分担子，陪我说说话解解闷。菊，你听见了吗？

菊是我老婆，是1955年明媒正娶来的。解放后，生活有了着落，别人就忙着帮我找对象。当时，我年龄不大，也不着急，心都在香香身上，可山高路远，不可能到皖东去找香香。直到1955年我都三十一岁了，自己也觉得没个女人确实不像个样子，就由着一帮热心的人去张罗。后来，挑三拣四，总算找着了一个，大奶子高身材，跟我倒也般配。于是就娶了过来，这个人就是菊。菊是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却勤劳贤惠，是个会持家的人。自此，我算真正有了家。新婚之夜，我开始显得有些冷淡，菊却全然不知。当我抱住她，摸到了比香香丰满得多的乳房时才激发起潜在的兴趣。我的手在她身上不断地游动，继而粗暴地进入了她的身体。我毫无控制地狂奔着，想着介绍人说，这是块生娃的好料，保准有你乐的，似乎明白了老婆这个词。菊在下面喘着气说：“树才，我就是你的人了。”

除了上床睡觉，我跟菊相处的时间不多。白天，我忙着县里的事情，有时饭也顾不上吃，晚上回到家里也常常很晚，有时菊问几句话，我就应付着回答，长的谈话都在床上进行。两人半躺在床上，我才能把工作上的事情完全忘掉，静静地谈一些事情。菊在这时，总是安静得像一只兔子，柔柔地躺在身边认真地听着。我觉得倒霉的事该离我远去，享一享人间清福。果然，一年以后大儿子建国出生，让我好不高兴。这小子虎头虎脑，十分可爱。菊的奶水很足，把儿子养得白白胖胖。建国两周岁时，1958年春天，小儿子建勋又出世了。家里顿时热闹得不行，孩子的哭笑声成了我的开心铃声。因为没有老人带孩子，菊没法去工作，只能待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人，虽然是苦了点，但我们心里高兴。菊有空时到郊区去开了一点荒，种种蔬菜，饭菜问题基本解决了。工作上也算顺心，建勋出世那年我也由县委副书记提为县长。菊偷偷地说，那是托了儿子的福，建勋长大了准有出息。我心里乐着，没有回答菊的话。

倒霉的事还是来了。菊，你怎么就走了呢？虽然我们谈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但你是我最亲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平时有你在，我也不觉得咋样，有时还会凶你，可一旦没有了你，我觉得房子冷清得令人害怕。我真的不能失去你，菊……菊，我们不要那个孩子就没事了，唉，干吗要呢，真是苍天无眼啊。1962年3月那一天，你即将临产，躺在床上大喊，我急忙叫来接生婆。接生婆慌手慌脚地跑来，一看说可能要难产。于是叫人把你送到医院。医院里来了最好的医师，我急得在手术室外乱叫。医师说可能有危险，要保哪个（大人或小孩）？我吼着，两个都要，两个都必须安全。可是，可是……两个都没保住，你一撒手走了。我算什么县长啊，真是个狗屁县长，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当个屁。我是欲哭无泪，绝望地倒在医院里。

我感到周围有很多人，走来走去的，干什么呢？我一个人习惯了，没什么事就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现在只有面对自己时才最踏实，连心跳都可以停下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前途没了，自己也被人批来批去，反革命分子的黑锅背得抬不起头来。不过，过去就过去了，也没什么后悔的。现在想来最后悔的是没有把建国、建勋培养好，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老爸耽误了他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送到一个偏僻的林场改造，与两个孩子隔离了。我的主要罪行是四十年代就是一个叛党分子，谎称是党派来支援闽粤赣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特务，潜伏了二十多年，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实际上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揭发我的是一名老部下，最想立功，跳得最快，干得最积极。当年天龙和发胜在山上密谈时，他就在门口站岗，什么都听清楚了，他抓住我这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污点，大做文章。幸好，我的群众基础好，只把我撤职了事。当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他又及时将我和两个孩子分到距离县城一百多里的边远山村。十来岁的孩子不太明白父辈的事，被父亲的罪行压得抬不起头来，恨死了父亲，只能常常晚上躲在被窝里哭。

待到我们回到县城已是十年后。粉碎“四人帮”后，虽然我还不明不白地背了个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但环境宽松多了。1977年开始，我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不久就回到城里。两个儿子也长大开始想自己的出路。建国在1978年时，与原来乡下房东的女儿结了婚，挺朴实的一个姑娘，我也比较满意。建国性格本分，在乡下时大家都很同情他，当时也死了心准备在乡下过一辈子。建勋却不一样，还是雄心勃勃得想着读书，成就一番事业，在乡村除了白天劳动，晚上就在油灯下自学功课，知识长进了不少。1977年，全国开始恢复高考。建勋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哭了起来。他刚好19岁，正是上大学的年龄，这样难得的机会无疑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一丝光明。他忙着找书籍，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在报考时，却意外地被告知没有资格，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分子。他失望极了，关在房间里哭了三天三夜，整个精神都垮了。我看着孩子们跟着遭殃，心里像绞肉似的，跑到菊的坟头将一腔苦水倒出来。建勋第二年还参加高考，这次报考了，没被录取，还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也变得有些麻木，有好心人劝我找找人，把帽子摘掉。我试着找了几个人，不管用，只能半死不活地拖着。

一家人回到城里后，就挤在以前的老房子里，不仅生活困窘，而且四个人三条心，显得极不自然。孩子们无事可做，只能打打短工，有一天过一天。建国开始变了。他对生活感到无望，与一些同样无所事事的青年混在一起，酗酒赌博，加上结婚后，媳妇一直都没能怀上孩子，心情愈来愈坏更加消沉。我批评过几次，他一瞪眼“都是你害的”，就把我顶了回去。建勋也基本不跟我谈什么，照样白天干活晚上看书。我常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瞎逛，也没几个人敢上前讲话。看着整个大环境越来越晴朗，却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解脱。

转机在1980年春天。当年在皖东的那个团长已成为省委领导，他到县城视察，记得我是这个县的，就托人打听情况。当然，很容易就找到了我，于是我的罪行就被他一句话取消了。我悲喜交加，万般苦难涌上心头，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还以调研的名义特意来到峰市，要我跟他走，去省城好好过日子，如果不想走就官复原职，再干几年。他说，我的事纯粹是因他而起，让我背了黑锅，现在要弥补我。我知道跟随老首长出生入死那些年，两人比亲兄弟还亲。但毕竟时代不同，自己文化程度低，已不适应现在的形势，就提出担任个政协副主席，如果有可能再给孩子们安排个工作。老首长一口答应，说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找他。

记得老首长走的那天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好好喝了一顿酒。事情等了这么多年，突然就迎刃而解，高兴得让人摸不着头脑。多少年来一直盼着这天，却意想不到以这种方式解决。儿子、媳妇也高兴啊，终于苦出头了。我们几个醉得一塌糊涂，趴在桌上睡着了。没过几天，建国和媳妇被安排进了国营机械厂当工人，建勋不再想读大学就去了林化厂当技术员。再接着，我也正式平反落实，出任县政协副主席。

九

建勋呆呆地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心里烦躁不安。本来今天心情好好的。一上班碰到刘县长，刘县长一招手“来，小钟，进来一下”，他就进了县长办公室。刘县长开门见山地说：“小钟，过一段就要班子换届了，我想后备干部你是头一个，看看，争取上一个常委。”建勋自是感激不尽，当然他也清楚，刘县长的器重很大部分还是老爷子的面子，老首长神志清醒余威还在，更主要的是老首长的儿子也是省领导，于是他也心领神会地说：“刘县长，过一段时间干脆叫我爹去一趟省里，让他跟老领导也吹吹风，使领导全面客观地看到我们县的巨大变化，领导的开拓创新，刘县长的领导气魄。”刘县长打着哈哈，说：“你爹是老同志了，你要多关心他，他是我们县的宝贵财富。好吧，你去处理其他事吧。”建勋神清气爽，仿佛副处就在眼前。可高兴劲儿还未消退，就从医院传来老爹住院的消息。他一时气懵了，不懂怎么就在这节骨眼上碰到这倒霉事儿。他觉得这老爷子怎么老跟自己过不去，每到关键时刻就毁自己的长城。而且，一了解是因为那事，就更气得背过去，一个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老爹，干出这等见不得人的勾当，叫他这个当儿子的脸往哪儿搁。从医院回来后，他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心慌意乱，一时竟梳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医院已经叫女人们过去照顾了，他需要静下来好好考虑怎么处理这事。

一会儿，刘县长打电话过来，叫他到办公室来一趟。他赶紧过去，县长放下手中的文件就说：“想不到钟老出了这等意外。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救人要紧。我已交待医院用上最好的药，尽力抢救。我暂时不方便到医院探望，我会交待张副县长去一趟。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人老了，可能一时糊涂。刚才，公安局已来汇报过，大概是钟老精神有点恍惚，才发生这样的事。不管怎么说，救人是第一位的。你先去忙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沟通。”建勋允诺着，又赶回医院。

记忆中老头子可从来没有这样糊涂。自建勋懂事起，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老革命”。建勋四岁时母亲撒手西去，老头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虽说中间有过续弦的想法，但也只是提提，子女们一反对就搁下了。几十年来，也算官居高位，只要他想要多少人投怀送抱还来不及呢。可从未有人在这方面说过老头子闲话，他们反而认为老头子清心寡欲，对那方面的想法不太强烈。你想，在年轻时都没有干过那些事，怎么可能八九十了还进什么足浴城！简直不可理喻。建勋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只能把这些归结为命。这一生当中，他注定与老头子命里相冲。年轻时，要考大学，却因为老头子被打倒而失之交臂。后来，老头子平反了，他安排了工作，从工厂技术员开始干起，一直到前几年才混到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本来这次机会挺好，却又是老爷子跟自己过不去。唉，看来是没有当官的命，一辈子搞一个正科就到顶了。建勋觉得特沮丧。他想起刘县长的话，对，如今唯有把老爷子抢救过来，才能有希望救自己。刚才去医院，都给急晕了，一听到老爷子出事，觉得一堵墙轰然倒塌，自己突然变得孤立。以前，不管怎样都没有今天这样憋得慌，现在才觉得老头子再老也是自己心中的一棵树，大树一倒就显出自己的脆弱。看来，自己真是一辈子离不了老头子。他想，还是刘县长老谋深算，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救人要紧。

十

一个人清闲下来，也难免想想过去的事。像一只不断滚动的轮子，忽然放慢了节奏，就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止滚动。这时候，我才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变老。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起女人，想起香香和菊。这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像天上的两颗流星，美好而短暂，“哧”地一声划过我的天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孤独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们，想着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真是做梦一般。被打倒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一个人又还算年轻，也会想一些男女之事。那时候已经十几年没做过那事了，于是学会了自慰，一边想着香香和菊，一边释放着生理的快感。如今老了，生理上的需求逐渐消退，在感情上却越来越依赖一种想象的温馨。有时候也会想，女人也许是我生命中的克星，她们都在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差点使我失去生活的勇气。可是，不可否认，她们又都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快乐。至今想起来，好像只有跟她们在一起时才最快乐，六十多年来已被那些倒霉事折磨得差不多了。

有一个叫金娣的女人差点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那是建勋的孩子出世不久。因为建国媳妇在多年不孕后，忽然有了身孕，生了一个儿子。这时建勋也结了婚，家里一下子热闹了许多，大家都不适应，难免有些口角，于是兄弟俩分了家，我跟建勋一起过。三年后，建勋也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家里忙不过来，就从乡下请了个保姆。保姆叫金娣，是个寡妇，四十多岁，做事干净利落，人也朴素大方，把孩子照看得周到，家里也打理得井井有条。金娣能体贴人，除了帮我洗洗衣服，还常陪我聊天，解解闷。我的心情不知不觉开朗了起来，出去串门也少了。一天，我在天井摆弄一盆花，金娣见了过来帮忙。我一不小心手往后一摆，手肘碰到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我意识到碰在金娣的乳房上了，就赶紧把手肘移开。晚上我失眠了，几十年没碰过女人，是今天的轻轻一碰才找回那种感觉。第二天，我见到金娣不禁有些想入非非。她好像并没有什么，还是照常做事。又过了好几天，我终于忍不住，向金娣提出能不能跟我一起生活。金娣倒也痛快，没做什么思考就说：反正乡下她死鬼家的人对她不好，说克死了丈夫，是个扫帚星，巴不得把她赶出门。现在孩子也大了，她也无心回去。倒是这边习惯了，我人也好，又有一份离休工资，就答应跟我一起过日子。我高兴得辗转难眠，觉得新的生活唾手可及。于是，我向两个儿子征求意见。不料孩子们一听，跳了起来，说都一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让外人笑话；两个儿媳说话更难听，说难怪金娣在家里那么勤快，原来早有预谋，贪我老头子的离休金。我气得肺都炸了，他们却不依不饶。最后，他们赶走了金娣。即将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就这样消失了。

这期间，两个儿子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建国染上赌博的恶习后，就再也戒不掉。进了厂后，一开始还规矩，不久就好吃懒做，迟到旷工是常事，偷偷地聚众赌博，彻头彻尾成了一个阿斗。厂里看在我的份上，才勉强留他下来，只安排一些可有可无的活计给他。家里的生活也因为建国赌博变得贫困，建国媳妇只得将自己的工资藏起来，应付家里和孩子的开支。建勋倒挺争气，勤奋好学，肯与领导打交道，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没几年功夫已经当上林化厂的厂长，把厂子搞得红红火火，受到大家一致赞扬。

建勋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建勋从小就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尽力地去做一切努力。记得林化厂鼎盛的时候，家里的门槛都差点被踏破了，什么人都有，想进厂的，想弄产品的，反正都是提着礼品进来。我劝过建勋，要做一个清白的人，不要贪小便宜。建勋满口答应，还叫我放心。直到有一天，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到家里串门，告诉我许多人举报建勋有经济问题，在厂里搞一言堂。县里对这个问题很棘手，特地要我给建勋提个醒，而且言语中透露，如果问题无法解决，建勋可能出麻烦。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找建勋谈。两人谈了很久，建勋的问题比想象的更严重，厂里干部职工的抵触情绪又特别大，建勋也感觉干不下去了，想换个环境。我是又气又恼，但无论如何建勋是自己的儿子，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跳进火坑吧。我于是硬着头皮给老首长去了一封信。老首长收到信后，直接向县委书记了解情况，并指示：现在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经济，需要一大批能人，虽然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应看到他的主流，不能一棍子打倒，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给予批评教育，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建勋就从林化厂调到了县经贸委任主任。建勋从这件事看到了老首长的能耐，就借感谢之名和老首长拉上了关系。只是这时候老首长已经退居二线，不直接插手行政事务，所以建勋也就受益不多。我对拍马奉承之事极为反感，想不到建勋却学会了这一套。那个爱学习的儿子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会钻营拍马混官场的儿子。我想，还是自己害了两个儿子，如果他们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成长，可能他们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十一

小宇从实习单位回家后就知道爷爷住院了。他跟爷爷的感情最深，觉得爷爷特可怜。九十岁的人了，每天只能到烈士陵园和死人说话。他不知道爷爷心里想什么，但他知道爷爷很孤独，没人听他的心里话，也没有人可以倾诉。小时候，天天屁颠屁颠跟在爷爷后面，一会儿要爷爷讲故事，一会儿嚷着要零食，爷爷一点也不嫌烦，不时还哈哈大笑。那是爷爷最开心的笑，还不停地问我学校里的事。长大后小宇就发现，越来越难听到爷爷的笑声，他知道爷爷的快乐越来越少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爷爷给全校的师生做革命传统报告。爷爷非常激动，一到台上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当讲到旧社会地主专门欺压老百姓时，爷爷说：“地主恶霸最坏了，真是贪得无厌，什么事情都不放过。要是哪家人娶媳妇，他就要去骚扰他。而且要把新媳妇抓来，跟他睡一个晚上。没有一家人能够幸免……”爷爷的话还没讲完，台下的老师学生就哄堂大笑起来，简直像炸了锅似的。刚刚懂得一些男女之情的小宇被笑声羞得无地自容，小脸一下就涨得血红，真想钻到地下去。他觉得难受死了，爷爷怎么会讲这些话。从此以后，爷爷的形象在小宇心中打了一个折扣。有时他甚至愤怒爷爷为什么要来学校做这个报告，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在跟同学争辩时总被他们抓住这个辫子。以前爷爷在他和同学心目中是一个英雄，可现在却成了一个“老土”。他开始不听爷爷的话，也更少听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关爷爷的很多事，在他心中已变得索然无味。

改变小宇的事发生在他上初一的那年冬天。照例每年年关，县领导都会向老同志慰问拜年。期末的一个周末，几个县领导刚刚来过，建国大伯上高中的儿子小杭哥哥来了。小杭见到爷爷，显得极不自然，叫了声爷爷便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双手不停地捏着衣角来回地搓。小宇见到哥哥，本想下楼一起玩，刚走到楼梯口，看见小杭的神态，知道找爷爷有事，就停下来看他们说些什么。爷爷见小杭那模样，大概猜到了八九分，对小杭说：“杭杭，又是你爸爸叫你来拿钱的吧？”尽管爷爷没有责备的意思，但小杭明显感到羞愧，小声说：“爷爷，我这学期的学费还未缴，过几天就要放寒假了，爸爸叫我来向你借钱交学费。”“你爸爸为什么自己不来？”爷爷感到有些愤怒。小杭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爷爷叹了一口气，把刚刚收到的装有慰问金的红包拆开，递给小杭一千元，吩咐小杭：“杭杭，你拿好，赶快把学费交清吧。”小杭接过钱，谢过爷爷就走了。

爷爷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突然拿起电话拨打：“喂，建国！你给我出来。”放下电话，爷爷又坐在藤椅上，似乎很气恼。不到五分钟，建国大伯就出来了。爷爷一见就大声训斥：“你看你，像什么话！要钱你自己不会来拿，干什么要孩子来？自己没脸，不要让孩子也没脸见人！”大伯站在大厅，一副诚恳的样子。“都四五十岁的人啦，连养一个孩子都养不活，也不怕人笑话。现在我这个老骨头有点来源，如果我死了，看你们怎么办！杭杭很快就要上大学了，你们也不想想办法！像现在这样子，你拿什么给杭杭上大学！……”爷爷越说越激动，越说火气越大。“好了，够了！要不是你这个老不死，我会这样落魄吗！”突然，大伯一跺脚大声吼了起来。“想当年，要书读没书读，要工作没工作，一家人跟着你遭殃。好不容易等到你风光了，连帮我找个好单位都不肯，还说讲什么原则！你看他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就你最差劲。如果不是你，我会这样吗？你以为我这样好过吗！你嫌我给你丢脸是不是？你可以不理我呀，可以不理杭杭呀，让杭杭不要念书算了，干脆去打工！你现在是小儿子有出息了，争气了。我算什么东西啊……呜……”大伯蹲在地上，哭了起来。爷爷显然被刺到痛处，气得在藤椅上直喘粗气。小宇看见，赶紧下楼安慰爷爷。这时，刚从市场买菜回来的妈妈也跑进来，先劝大伯回去，然后也一起安慰爷爷。好大一会儿，家里才安静下来。

这件事给小宇触动很大，他第一次感到爷爷真的老了。他觉得大伯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当初不给大伯找一个好工作。现在大伯和大伯母都下岗了，大伯母只能到环卫所干临时工，大伯在二中当门卫，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小杭哥哥跟自己相比真是差太远了。难怪小杭哥哥对自己还有点敌意。想到这里，小宇为自己的优越感到不安，自己家和大伯家简直是两个世界，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他真不懂。但他觉得，爷爷应该负一定责任，因为爷爷曾经是县里最大的官，最大的官却不能让孩子过上好日子，那还是大官吗？他想到爷爷，感到爷爷的人生也是一个失败的人生。记得小时候讲，他跟哪位将军、哪位将军一起战斗过，当时他们都还是同一级别的战友呢。可他们战功赫赫，威震八方，爷爷呢，还只是一个小地方的“老革命”、“老同志”。现在年纪大了，却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法过上好日子。看看现在当官的，一个个可神气啦，哪里会有孙子交不上学费的。小宇觉得，爷爷这代人真不好理解，他要是爷爷绝不会这样。

听说爷爷病了，小宇骑上自行车就往医院跑。小宇今年已是大四的学生，正在县里的城建局实习。他想，爷爷身体好平时难得有病，一病准是大病。这个经验，他听大人讲过多次，因此他担心爷爷会有个三长两短。在医院的干部病房里，爸爸妈妈伯伯伯母都在，爷爷躺在病床上挂着吊针，像是睡过去了。偌大的一个病房谁都不说话，安静得怕人，只有大家的目光呆呆地看着吊瓶。小宇轻声地问妈妈：“爷爷怎么啦？”妈妈看了小宇一眼，就：“刚刚脱离危险，还没清醒。”小宇走近病床，看见爷爷像没有骨头似的瘫在床上，嘴里鼻孔里插满了管子，整个人没有一丝生气。他忽然感到恐惧──爷爷会不会死？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猛然想起觉得心里一阵紧缩，就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不敢多看，恐惧已经袭击了周身，有点慌乱地退回妈妈身边。

十二

老县里的机关工委，经常组织老同志到中小学去做革命传统报告。有一次，我们去当年打游击的溪口乡，看见那里的群众生活还很苦，许多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因为没钱而辍学。我的眼圈红了：这就是当年支持我们战斗的农民兄弟！解放四十多年了，他们竟然连子女上学的钱都交不起！我觉得很愧疚，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后来，干脆想了个法子，找到团县委，请求每年挂钩扶持二十个革命基点村的贫困小学生，每人资助二百元。这样资助了二年，心里为自己能为基层群众做点事感到得意。直到有一天，收到一封学生来信，反映自己家里十分困难，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资助，请求我帮帮她。我觉得奇怪，那所小学学生并不多，比较贫困的都有资助，怎么还有漏掉的人呢？后来我一调查，才知道学校没按要求给钱，那些超计划生育的，不交征定购粮的，不听乡村干部话的家庭的孩子都从资助名单上划掉，资助款给了其他不需要资助的学生。我顿时感觉被人戏弄了一般，就停止挂钩助学，只偶尔资助一些生活困难的老战友家属。

我们到学校做报告的次数越来越少，倒不是我们不爱讲，而是孩子们不爱听。那些小米加步枪的事，对于孩子们来说像是天方夜谭，他们不相信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仅仅是几十年前的事。他们知道美国发生了“9·11”，本·拉登被击毙，中国举办了奥运会，布兰妮又出了新专辑，却不知道脚下的历史，红军对于他们来说比哈利波特更遥远，更不可思议。小宇曾经拉着我的手到电脑前，指着那些越战、海战的网络游戏说：“爷爷，你看，这些比您讲的故事精彩多了。现代战争不讲艰苦，不讲困难，讲的是装备、战术。美军的装备先进，它可以发动任何一场战争，它可以做到零伤亡。如果没有先进武器支撑，你再团结也无法抵抗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我无话可说，我知道我跟小宇讲的是两回事。他讲的是战争，我讲的是传统，是精神。可现在的人理解不了，即使小孩也很实际，他更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和效果，而不会去注意什么精神。我们不能忘本啊……尽管我不断地讲不断地呼吁，但显然不怎么受欢迎。在现实的巨大的利益面前，所谓革命传统变得虚无而缥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大家追求的全部，人们只是往前看，谁也没有时间往后看。只有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才会怀旧，才会老是想起过去的事。记得有一次老红军开会，我向前来参会的县领导提议办两件事：一件是对本县的革命史进行搜集整理，在城区公园塑一个表现革命内容的雕塑；另一件事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行整理研讨。县领导表情尴尬，说县财政十分困难，有限的资金要用来保发工资，但赞成老同志出书，回顾光荣的革命历程，成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他们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是自己想出回忆录。我气得脸色发紫，才几十年的历史，人们就淡忘了，没有人关心了，他们的心胸可真宽阔。报纸上不是说，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吗，难道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以后我再去参加类似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的活动，觉得就像受罪。

一个人活在世上，烦心事也真多。有时候想，都一把年纪了，还烦什么烦！但不管用，你不烦人，麻烦事它自己会找上门来。我最喜欢去烈士陵园，那边清静，没有人打扰。沿着一排排墓碑，看着熟悉的名字，一个个故事又鲜活了。那些故事不管是多么惨烈还是多么令人兴奋，都只在心里静静地操练，像陈酿的米酒，味淡而香醇。有时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过了一个上午，待经贸大厦的钟敲过十二下时，才心满意足地慢步回家。这样一天天地看着想着，觉得自己已经跟他们融为一体，难舍难分了。在潜意识里我盼望着自己快些死去，好痛痛快快地跟他们长久相处。我知道，这个日子不会很久了，我跟他们愈亲近，这个日子就愈接近。现在我要睡了，谁也别吵我。建国媳妇的声音老是很大，别嚷嚷了，让我这个九十岁的老骨头好好安静一下行不行？

前些日子，听说县委内部定了一个规矩：为了避免烈士陵园无限制扩大，今后凡师级以上老干部才能葬在烈士陵园。这个消息好像专门针对我似的，一下子把我的想法敲得粉碎。我是老革命，又是这个县城的缔造者，对我该宽容一些吧？过些日子，我要去找县委书记，看看能不能对我例外。嗨，迟不定早不定，怎么偏偏轮到我时就定了呢？我葬在那里，可不是为了什么荣誉。人死了还能有什么荣誉，我是为了不寂寞呀。如果真不能葬在烈士陵园，那我就葬在菊的旁边，也好有个伴。就是有个遗憾，不知香香在哪里。刚才见着了，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香香，香香，你应我呀，你让我再看一眼吧，香香……

我要睡了，也许梦里能找到香香。在梦里相见吧。

十三

钟老在医院治疗一个月后被送回家里。这时钟老已全然没有先前容光焕发的模样，成了一个植物人。幸好还保住了一条老命，大家都这么说。家里人都清楚，无尽的麻烦才开始，往后的日子是最大的考验，只是谁都没有明说。建勋和老婆商量，得请一位保姆来，不然谁也没有闲功夫对付一个植物人。一个星期以后，终于请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农村保姆，两千元一月的工资包吃包住的条件令她勤快地担起了服侍老人的全部工作。

钟家暂时恢复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