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屈指计算，如今距离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已经18年。现在，呼格吉勒图案终于平反，1996年的原审判决被撤销，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

真相大白，沉冤昭雪，公众额手相庆，举国欢呼如潮。冤案的纠正令人欣慰，但却不该过度欢呼，而应沉静下来反思：为什么呼格吉勒图案会成为冤案，而这个冤案的平反需要18年？

有人纠结于迟到的正义是不是正义，认为不是的，偏重程序;认为是的，则偏重实体。而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正义会迟到？

这事关三个方面：冤案的预防机制、纠错机制与追责机制。

从一些冤案中，有的专家总结出这样的规律：一样的命案必破口号、一样的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然后又是屈打成招、疑罪从有，最后是真凶被找到……这大抵也适用于呼格吉勒图案。

现在来看，该案的成因并不复杂：命案必破，警方急于找到凶手;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疑罪从有，此案证据并不充分，疑点重重，甚至笔录都大成问题;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能互相背书，以至那么多疑点，并未得到检察院和法院的重视;当时死刑核准权还在地方高院手中，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也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因素。

以上几点，如今只有最后一点得以改善。呼格吉勒图死后11年，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其余几点，进步并不显著。譬如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是一大进步，但是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缺失，则使律师的提前介入往往徒有虚名。再如非法证据排除，虽有司法解释支撑，运用起来却举步维艰。由此而言，我国的冤案预防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预防不成，冤屈既生，纠错就迫在眉睫。然而，呼格吉勒图案的纠错之路，却历时8年。从2005年10月，真凶赵志红落网并主动交代罪行，到2006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复核得出结论，呼格吉勒图案证据明显不足，这一时长，可以接受。只是直到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才进入再审程序，12月15日才改判无罪，这8年的拖延与曲折，与当年从案发到枪决仅用62天相比，实在费人思量。

而且，呼格吉勒图案的纠错之路，也有偶然因素。不妨追问，假如赵志红不曾落网，纠错的契机将从何而来？再如，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连发5篇内参，呼吁再审呼格吉勒图案，对此案平反功莫大焉。然而，不是所有的类似案件都能碰到汤计，不是所有的汤计都有资格发内参。简言之，与内参这种媒介一样，呼格吉勒图案的纠错，充满偶然性，并不足以形成模板。

预防难、纠错难的背后，则是追责难。这三者前后相连，恰成一體。我们都知道权责一致原则，当责任无法追究，权力便难受制约，愈发放纵。正是权力的纵容，造成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肆意伤害;正是权力的庇护，导致冤情一再被掩蔽，复查与再审程序的启动一再被延迟。

说起追责难，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张辉、张高平叔侄冤案。2013年3月26日，冤案平反，张氏叔侄无罪。随即浙江省政法委宣布成立调查组，彻查制造冤案的责任人，不过至今无果。当制造冤案的罪责不被追究，正义便不得圆满。

预防、纠错与追责，它们能够走多远，将决定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是一个句号，还是一个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