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存华

像很多老革命家一样，我的父亲也有很多老战友、老同志，他们都令我敬重、爱戴。其中几位我更是像对父亲一样亲近，“老革命叔叔”乔明甫叔叔（“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任轻工部副部长）就是其中一位，他虽然早已故去，但只要一想起他，我心中就充满了温暖。

在战争年代，我的父亲很少顾及我的学习和生活，也从未托人带过衣服或学习用品给我，因此乔叔叔在战争年代对我的关心就让我倍感亲近，终生难忘。

大约是全国解放前夕，我们中学“进城”了，现在看来那也就是个中等大小的城市，但对我们这些“土娃娃”来说就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有我们从未见过的电灯、电话，敞亮的教室，集体宿舍也是大屋子。进城前我们学习用的最好的文具也就是一个“蘸水笔”，这种笔不仅用着不方便，而且不小心还会倒在身上一片“墨水”。进城后我看见当地同学使用钢笔就十分羡慕，恰巧跟随我父亲南下的一个本家亲戚，当时他任乔叔叔的秘书，随刘邓大军到了湖北孝感驻防，他给我带信，问我需要什么学习用品，我说希望有一支钢笔。

后来我果真收到他带来的一支钢笔，他还告诉我是乔叔叔送的。乔叔叔还给我带来够做一件衣服的蓝色“洋布”，我十分高兴，因为我从没见过颜色这么好的布料，那时我们穿的都是学校发的土布衣服。乔叔叔还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学习。

后来我到了北京，几次看望乔叔叔和李阿姨，他们也没有说过有关钢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