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琳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25年至1927年亦称中央军事部，简称中央军委）是领导全党军事工作、统帅人民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关。它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而建立发展起来的。1927年，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中央军委随着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半年之后又迁回上海。其间，它经历了国民革命由高潮到失败的风云变幻，在中央军委的发展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中共五大前的军事工作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的几年，工作重心是领导工农运动，军事运动没有提上日程。党员人数不多，中央领导机构不全，没有建立军事工作机构。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迅猛发展起来。一批共产党员进入黄埔军校，负责政治工作，任教官或当学员。他们领导和参与了讨伐陈炯明等军事斗争。在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为了培养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选派了一批精英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一部分人如王一飞、聂荣臻、叶挺等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在这所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学校，中国学员们学习了军事理论，接受了战术、技术、野外演习等严格的军事训练。1925年9月，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班的26名学员回到上海，领队是王一飞。王一飞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被中央接受。10月，中共第四届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中央军事部。12月，中央军事部成立，张国焘兼任主任（部长）。在此前后，中共广东区委等先后建立军委或军事部，以适应斗争需要。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改为中央军委。12月，周恩来率领一部分军事干部从广东来到上海，任中央军委委员，充实了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建立后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情报两方面。

在组织上，相继建立各地党组织的军事部（军委）。在北方建立了以李大钊为主任，赵世炎为委员的军事部；在广东建立了以谭平山为主任，陈延年、周恩来为委员的军事部；河南省的军事工作由王若飞负责；在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特派员。从莫斯科归国的一批军事干部被分配到各地，其中去广东的有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去北方的有李林、范易等11人；王一飞、颜昌颐等三人留在中央军委。

在情报方面，加强对军事工作的政治领导，收集情报信息。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但是有大批党员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军委派出特派员到前线，进行调查研究和收集情报，了解战况，协调苏联军事顾问与国共两党关系。周恩来到上海任中央军委委员后，多次听取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工作，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1926年底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暴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中央军委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军委迁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中共中央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派大批干部到武汉，中央军委也分批迁往武汉。迁到武汉后，中央军委机构充实健全起来，人员得到充实增加，并且有了独立的办公地。

192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军事部主任的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央驻武汉代表。张国焘是第一个到达武汉的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也是第一个到汉的中央军事负责人。12月，张国焘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时，中共广东军委特派员聂荣臻跟随先头部队进入城内。他与中共湖北区委取得联系，在武昌城内的中和里建立了军委办事处，并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全部由上海迁至武汉。第四届中央军委委员任弼时于1926年11月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7年4月回到上海，4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汉期间，任弼时主要从事团中央领导工作，未参与中央军事领导工作。5月下旬，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在处理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善后事宜之后，搭乘一艘英国商船来到武汉。另一军委委员王一飞及工作人员颜昌颐等也于1927年5月前后来到武汉。至此，中央军委完成了由沪迁汉的任务。

1927年，中央军委在武汉约半年时间。其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任命中央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之后，时局动荡，形势逆转，特别是八七会议前后形势复杂多变，党中央人事变动频繁，中央军委亦如此。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并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会议；6月24日，决定彭湃为中央军委委员；6月30日，决定顾顺章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仑为中央军委委员；6月下旬，决定聂荣臻为中央军委参谋长，贺昌到中央军委工作。7月下旬，周恩来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南昌领导暴动，王一飞代为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8月初，周恩来正在南昌起义之后南下的途中，中央又决定由王一飞代理部务。8月底，王一飞离开武汉，赴鄂北组织秋收暴动。因条件不成熟，暴动未能实现。王一飞回到武汉不久，又被派往长沙，领导长沙暴动。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罗亦农任中央军委代理部长。

中央军委在武汉健全了部属机构，新成立了三个具体工作部门：秘书科——科长王一飞；组织科——科长欧阳钦；特务工作处——科长顾顺章。在武汉第一次设立的特务工作处是后来非常著名的特科的前身。当时中央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情报股——负责收集政治军事情报，负责人董醒吾；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负责人张浩、李强；匪运股——负责联络各种帮会组织，负责人胡步三（又名胡谦之）。1927年先后在武汉中央军委机关和特科工作的人员还有：徐以新、唐泽英、裘古怀、陈养山、蔡飞、王竹樵、陈莲生、杨福林、赵一凡、阮锦云、姜维新等30余人。武汉时期是中央军委建立以来队伍最大、人员最多、机构最全的时期。

此外，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特殊岗位上任职的中共党员，如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吴德峰等受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军委的双重领导。吴德峰经常到中央军委所在地与周恩来，到武昌青石桥三号与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磐等负责人碰头汇报，按照党的指示开展秘密

工作。

1927年中央军委在武汉共有四处办公地，武昌一处，汉口三处。武昌中和里有数幢两层楼房，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作为逆产予以没收，成为中共湖北区委机关所在地。1926年9月，聂荣臻随北伐军进城后将军委办事处设在这里。当时中共湖北区委设在其中最大的一幢楼房中，张国焘来汉后被分配到其中稍小的一幢，作为他和随他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用，共青团湖北省委也设在这里，叶挺及其家眷也住在中和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曾设在中和里很短一段时间，后来迁至他处。

中央军委在汉口的三处办公地：一是汉口余积里12号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据聂荣臻、欧阳钦、李强、徐以新（当年在中央军委做文秘、交通工作）等人回忆，周恩来5月下旬来到武汉后就在余积里12号居住和办公，邓颖超同住于此。当时工作人员住在楼上，周恩来夫妇住楼下。在此居住办公的还有王一飞夫妇以及军委工作人员十几人，门口挂着“湘西杨公馆”牌子作掩护。余积里机关十分繁忙，经常有苏联顾问来与周恩来交谈、商量工作；有一些在国民革命军中任军、师级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常来汇报请示工作。周恩来、王一飞等人经常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晚上的“杨公馆”常常是灯火通明。中央军委在汉口的第二处办公地是友益街尚德里10号，当年中央军委一部分人在此居住办公。据聂荣臻回忆：“友益街这个机关多是高级的领导同志，他们经常在这里活动，由张国焘主持，一般的接头还是在中和里。”聂荣臻在武昌办公，他经常往来于武昌与汉口之间。周恩来也常来友益街这个机关，但不住在此。中央军委在汉口的第三处办公地是汉口花楼街。这条街道较长，既繁华又不临主要大街，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此地，有利于开展工作。居住和工作在花楼街的有顾顺章夫妇、李强等特科多数人员。武汉国民政府后期，风声很紧，形势恶化，聂荣臻、欧阳钦等人曾在这处机关短暂居住。此地离江汉关不远，离余积里、友益街机关相隔江汉路、南京路等几条街。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在武汉背叛革命后，中央军委的几处机关迅速转入地下，“余积里、尚德里机关就没有什么人了”。周恩来秘密转移到汉口德林公寓与瞿秋白、李维汉等人住在一起，中央军委其他人有的短暂住在花楼街，有的移居武昌。不久，中央军委大部分人根据党中央安排，奔赴九江、南昌参加暴动。9月底至10月上旬，根据形势需要，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尚在武汉的少数中央军委工作人员先后乘船前往上海，结束了中央军委在武汉的短暂历史。

中央军委在武汉的主要工作

军事工作是中共中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中央军委在武汉并不直接领导军队，其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对全局性军事工作的领导

（一）加强军事领导，理顺关系。1927年中共五大后，中央军委充实健全。面对高涨的革命形势和复杂的国共关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开会研究军事问题。5月19日，中央常委会做出决定：要求中央军委对全国在军队中的中共党员进行统计，列出名单，报告中央。要求从上海和广东来武汉的两部分军事人员集中办公，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5月29日，中央常委会对中央军委与湖北省军委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规定：“省军委参加中央军委，管理范围由中央指定”，“湖北工农、公安、省防军由省委管理，其余归中央管理”，“军中党费省委收，工人纠察队受省军委指挥”。6月21日，中央决定中央军委成员颜昌颐任湖北省军委负责人。当时有一部分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军委人员是双重身份，按照中央的这一决定，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军委的关系以及管辖范围非常明确，避免了工作中的交叉和混乱，使中央军委立足于宏观管理和全局性工作。

（二）派遣中共党员到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政治工作。中央军委派人到各部队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做政治工作，培养新的力量。周恩来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经常与来访者谈话，分配和派遣重要干部到军队中工作。中央军委到汉不久，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严重急需补充兵员的机会，向第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林彪即是在此情况下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的。中央军委还把派遣工作从干部扩大到士兵，派遣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到第四军各部队当士兵。当时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中共党员学员经常到武昌中和里汇报请示工作，“来军委机关的人络绎不绝”。

在武汉国民政府日益右倾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一些发展自己武装力量的措施。一是为预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做必要的准备，大力开展对国民革命军上层左派将领的工作，争取他们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同战斗。7月，周恩来同贺龙进行谈话，对贺龙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整合党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和各级中共党组织调派大批党团员充实到贺龙的第二十军，壮大了贺龙的部队，保存了革命力量。将党领导的、全国农协主办的农政训练班学员以及湖北省委主办的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编入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三是中央军委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每月至少发展一名党员，以壮大党在革命军中的力量。中央军委在武汉还安排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工作。

（三）应对革命危机，积蓄革命力量。1927年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从5月下旬至6月上旬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周恩来两次在会上分析形势，提出在湖南举行暴动。根据制订的计划，拟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200名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志去湖南，集中力量打击乡村中的反动势力，夺取湘潭、浏阳、平江等反动势力较弱的城池，建立乡村自治委员会。6月17日，中央常委会再次开会，决定派周恩来先去湖南领导暴动，邓中夏随后也去。此暴动计划因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和其他原因而未能实现。6月中下旬，湖南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200多人来到武汉，向中央请示工作。中央军委安排其中不能返回湖南的160多人到教导大队，后来这批人大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军委还从湖北省总工会调集二三百人学习军事和秘密工作，准备应对突变。

（四）领导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实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代行最高职权，周恩来为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临时中央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新方针。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一部分革命武装集结于九江、南昌一带，形成了武装起义的极好条件。7月25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在汉口开会，接受已到江西的部分中央委员的意见，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天，周恩来在会后来到军委机关，向军委同志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组成了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等为成员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聂荣臻等于当晚出发，前往九江。到达江西后，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的决定，进行起义的发动和组织，进行周密安排和精心策划。8月1日成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中央军委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委。

二、对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领导

特务工作处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政治保卫机构，在武汉的主要工作是：

（一）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特务工作处下设的保卫股承担着这一重要任务。汉口四民街61号是中共中央秘书厅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办公地，是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总书记陈独秀和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彭述之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当时，61号的安全由特务工作处负责。特务工作处派出六七个卫士住在61号机关的一楼。他们个头高大，一律身着短衣布褂便装。当时来中央机关开会办事和请示汇报的人很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在此开会。中央决定了各项人事任免后，相关人员会被通知来61号谈话，领受任务。因此来61号的人员很复杂，并且相互不认识。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班，对来访者进行询问盘查，确定安全后才放行。警卫人员还陪同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有一次，中宣部工作人员郑超麟奉命去苏联顾问鲍罗廷公馆办事，一个卫士跟随郑超麟雇的黄包车同去同回。

鲍罗廷公馆位于汉口原德租界，其机构庞大，人员复杂，除鲍罗廷自己的工作人员外，这里的一楼还设有一个通讯社，一个印刷所，国共两党高层人员往来较多，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向这里派出警卫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这些警卫人员是一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上海来的“红队”成员。这批人员来汉后，一部分人留在中央军委，一部分人来到鲍公馆。鲍公馆警卫人员与党中央机关警卫人员的服装不同，他们穿的是直领学生装，比较西式。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被武汉国民政府解除顾问职务，中央军委从保卫股抽调30人组成卫队，护送鲍罗廷回国。这批人大多身强力壮，训练有素。他们护卫着鲍罗廷，行程数千公里，最后安全到达莫斯科。完成任务后，这批警卫人员留在苏联学习军事。

中共五大后，中共湖北省委机关设在武昌粮道街一座大宅院里，这里驻守着七八个保卫人员，他们对外称这里是“鲍罗廷的一个公馆”。保卫中共湖北省委的警卫人员属于湖北省军委，省军委隶属于中央军委。为确保安全，中央军委对派出的人员要求和管理都很严，经常派人到各机关督察和巡视工作。

（二）收集情报。该工作由特务工作处情报股负责，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当时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武汉侦缉大队队长。情报股收集军事政治等情报，了解各种势力的政治动向。董醒吾借助其公开身份在马日事变、汪精卫参加郑州会议、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谋划分共等方面侦得重要情报，及时报告党中央。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五条指示，要求中共组成五万工农军队，建立法庭，审判反动军官等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违反纪律，私自将电令拿给汪精卫看，给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提供了口实。罗易泄密事件被军委情报人员掌握，迅速报告给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罗易一般情况下都参加），正当罗易侃侃而谈时，周恩来报告了罗易泄密之事，鲍罗廷立即电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随即来电，停止罗易的国际代表资格，调回苏联。中共中央及时获得情报，避免了因罗易的错误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使党早做应对突变的准备。

中央军委的情报来源是多渠道的。特务工作处人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收集情报。梅中林是武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其家境特殊，堂兄梅龚彬是中共党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父亲梅宝矶曾是共进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与多方上层人士熟悉。特务工作处的李强等人与梅中林很熟悉，并通过梅宝矶的特殊身份，了解国民政府等方面的情况，获得多种信息，及时将情报转达到党内。共产党员吴德峰在武汉公安局里安插了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吴德峰利用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身份之便有意接触国民政府要员陈公博，通过陈公博接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经常以公私名义出入汪精卫公馆，观察汪精卫的动向。他发现汪精卫的活动频繁，行动诡秘，露出搞分裂的蛛丝马迹，便及时报告给中央军委。他的情报及时准确，为保卫党的活动和党员安全起到重要作用。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后，吴德峰向周恩来请示何去何从，周恩来指示他“不赶不走”。后来汪精卫展开“清党”，武汉局势十分危险，吴德峰接受党组织的指示，撤离武汉市公安局，担任中共湖北省军委书记，赴鄂南组织秋收暴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央军委将汪精卫集团即将背叛革命的信息报告给党中央。中央秘书厅立刻做机关转移的准备，并于7月12日前撤离汉口四民街61号。党中央各部门立刻通知全体党员，告诉他们有即刻发生危险的可能，嘱咐他们尽快隐蔽起来。接到通知的党团员相互转告，迅速转移办公地和住地。7月下旬之前，中共党组织基本转移地下，隐蔽起来，开展斗争。中央军委的情报保护了党组织和大批党团员。

（三）惩治叛徒奸细。此项工作由特务股负责，负责人先为张浩，后为李强。张浩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队长，负责打击敌特，警卫国共两党，维持社会治安。李强在中央军委属于多面手，具有会制造武器、熟悉金融知识等特长。中央军委在上海时成立了“红队”，任务是专门惩治叛徒奸细。中央军委在武汉时期，特务工作处内没有设立红队，但有红队性质的任务。红队成员分两批从上海来到武汉后，一部分人给鲍罗廷当卫队，其余人留在特务工作处工作。1927年五六月以前，红队的任务并不多，仅有两次锄奸任务。一次是处决了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一次是惩处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尤金·皮克是鲍罗廷的部下，他来中国并非真正支持中国革命，而是暗中向日本人出卖情报。特务股奉命去惩处他，但是执行任务的人因过度紧张，枪未上膛，结果尤金·皮克跳窗逃跑，这件事让特务股的人很是遗憾。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党内出现了公开投敌、出卖同志的叛徒，给各级党组织造成严重威胁。特务股负责惩处这些败类。

为了增强力量，中央军委派人到湖北省军委训练指导如何惩治叛徒和锄奸。特务股负责人李强曾经领着省军委的陈声煜带着手枪上街练胆量，还在青年团中锻炼培养了一些能在恶劣环境下对敌斗争的人才。中央军委迁回上海后，李强的一些工作就交给了陈声煜。

特务工作处在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期间还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如退掉中央秘书厅等机关租用的房子，清理被封闭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场所，接收被国民政府解聘返回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留下的枪支，并将这批武器送到武昌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中，将中共中央未用完的国库券兑换成上海可用的中央券和银圆，等等。当中共领导人筹划领导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时，中央军委部分工作人员完成了这些平凡而细微的工作。

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在武汉的秘密工作为后来中央军委特科在上海的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9月至10月，中央军委在武汉的少数人员全部秘密乘船迁回上海，开始了新的

征程。（编辑 王 雪）

（作者是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