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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忧思录

2015-09-10龙在宇

廉政瞭望 2015年11期
关键词:杨斌王强教授

龙在宇

谁是下一个屠呦呦?正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在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梳理一下诺贝尔获奖者的年龄分布。有媒体统计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平均年龄在55岁、化学奖平均年龄57岁、生理学或医学奖平均年龄57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获奖者做出代表性贡献的平均年龄是37岁。

从30岁到45岁,通常被视为科学家的黄金年龄。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出代表性贡献的平均年龄在37岁,更加印证了这一观点。

37岁的年龄,在中国还被视为中青年科学家。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已经获得教授头衔,更多的则处于由副教授向教授跃升的关键时期。

他们无法获得如院士、知名专家那样的资源,却又背负着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所共有的养家糊口的重任。但他们,却是中国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更是最有可能诞生大师的群体。

世俗的压力

陈武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数学系副教授,他接受廉政瞭望采访时,对美国华裔数学家张益唐的故事津津乐道。

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张益唐,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美国大学实行终身教职制度,赴美多年的张益唐并没拿到终身教职,只是具有临时教师资格的讲师。但就是这样一个“临时工”,却在前些年发表了一篇震惊国际数学界的论文,被许多数学大师誉为不世出的天才。

陈武回忆说,张益唐功成名就后来北京讲课,主持人实在不好意思介绍人家的“临时工”头衔,只好说“张益唐博士”。可就这一场博士的学术交流课,台下坐着好几位中国院士。对于张益唐的学术成就,全世界都是公认的。

张益唐赴美多年,一直默默无闻,一度甚至要离开学术界。他在国内的同学,无一例外都成了教授,但他还在美国大学里打临工。直到学术成果震惊世界,张益唐将所有同学远远抛在身后。

张益唐曾经公开说过,自己若生活在中国,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就。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世俗压力太大了。”如果一个人在国内,到了50多岁还是一事无成,评不上教授,发表不了几篇论文,即便自己沉得住气,家人、朋友也会觉得颜面无光。“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哪怕你在一个快餐店打工,在一个超级市场收钱,没有人看不起你。”

于是,这个不在乎别人是否瞧得起,从不使用手机电话簿,能把所有人的电话号码存在脑海中的数学天才,在美国校园沉寂了二十多年,直到一鸣惊人的那一天。

陈武告诉记者,他非常赞同张益唐有关世俗压力的观点。“其实,中、美两国的学术评价体制差别并不大,对学者的论文数量都有考核。像张益唐这种人,几年才发一篇论文,在国内肯定评不上教授,可在美国不也一直当临时讲师?关键在于,能够拥有一种环境,让你不在意世俗的眼光。”

陈武说,这种环境大概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不要那么功利,认为一个人非得拿到什么头衔,否则就没出息;二是经济基础,像张益唐这种人,哪怕评不上终身教职,也从不出去挣外快,仅凭着当讲师的收入,也能维持有尊严的生活。“要做到这两点,在国内的确不容易。”

王强是陈武的同学,目前在中科院工作,他告诉记者,在中国如果要像张益唐那样,甘于当个默默无闻的讲师,每个月就只有五千多元的收入。即便当上教授,如果不去接各种各样的项目,从项目经费中挣点外快,一个月也只有八、九千元。“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要买房买车,供小孩读书,即便我是学数学的,也把这笔账算不过来。”

王强说,在中国的数学界,很多年长的院士,一年的科研成果比30多岁的年轻学者还多,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数学不同于其它学科,不需要投入巨资建立实验室,只要一支笔、几张纸,就能推算出震古烁今的学术成果,因此不能说院士就垄断了多少科研资源,只能说年轻人用心不够。“我所知道的几位院士,70多岁的年纪,还经常到办公室来,把自己锁起来搞研究,中午去单位食堂,和年轻人一起排队用餐。”

王强说:“老一辈科学家的风骨的确令人钦佩,但我也要替年轻人说几句公道话。越是功成名就的老科学家,越不会有世俗的压力,他们不用担心旁人的眼光,不用为五斗米折腰,更不会为论文数量忧心。年轻人呢,这些都得考虑。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心一分,自然很难出成果。”

高校里的“大老板”

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在北京一所高校担任副教授的杨斌,主要研究的是环境科学。他与许多年轻科研工作者类似,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来搞项目。“就靠学校的工资,肯定是吃不饱的。”

杨斌说,项目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纵向课题,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概每年三月份按统一格式写申请,上面会邀请全国知名的专家来论证项目,一旦通过,就会有相应的项目经费拨下来。第二类是横向课题,主要和政府机关、企业合作,比如有企业要兴建水电站,会聘请专家学者做环境评估。

“如果讲收益,当然是横向课题更丰厚,大家几乎是抢着做。但做横向课题,有些对于自身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帮助。”杨斌说道。

杨斌说,很多横向课题完全是论证题,答案先摆在那里,你需要做的只是去包装,让这个答案看上去更富有逻辑性。比方说兴建水电站,人家企业请你,自然是希望得出一个结论,在当地上马项目,对环境不会有太大影响。你也只能照这个方向来。如果你研究后认为,不应上马这个项目,企业还会请你吗?

在这种体制下,一批有知名度与社会活动力的教授,成为科研单位中的牛人。杨斌说某所高校的院长,一年能拉来几千万的项目,然后再分给下面的教授、讲师甚至在读研究生完成。有的老师,就是专门为院长贴发票,报销各种费用的。

多名受访者都说,如今的一个学术团队,其负责人通常被叫做“老板”。“官场里都在反对叫老板,可在科研院所,这种称呼却大行其道。学生当面这么称呼,教授也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至于那些一年能拉几千万项目的知名教授,都被叫做“大老板”。

一名海归博士对记者说,曾有一名教授这样教育学生,所谓学术,就是学与术。光有学问不行,还得钻研术,这个术,就是协调人际关系,运用各种资源,包括在社会上广交朋友,以便争取经费,获得各种项目。“站在现实角度,教授的话的确没错。但这样下去,科学家和企业家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强告诉记者,以做项目、争取经费为导向,评价一个人的能力,会使科研单位内的人际关系变得颇为复杂。比如都跟着导师做项目,有些导师出手大方,给学生的奖金多一些,有些导师会比较吝啬。“作为学生,肯定喜欢大方的导师,甚至私下还会评价比较。”

王强说,即便当上了讲师、副教授,在你不够牛的时候,都希望加入一个牛人的团队。所谓牛人,就是拿项目的能力强。“一所高校内,都是副教授,但加入的团队不同,最后的收入也会是天壤之别。”

杨斌还提到学术环境的问题。一年前,他与省会城市一所大学的老师合作,在国外极富盛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文章说的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北京的学校相对开明,校领导对该校老师的文章能登上国际一流杂志倍感兴奋,还开了表彰会。与他合作的老师却没这么幸运,学校领导找到他,说文章的学术价值很大,但涉及国内环境问题,还是太敏感。所以低调处理,发一笔奖金,不再大肆表彰了。

研究科学,就得做“无用功”

陈武说,学术界公认,数学是一切科学之母,但搞数学的,收入却是最低。究其原因,就在于实用性低,不能做项目。“比如学生物化学的,可以去研究一种药,学土壤的,可以做环境评估,学电子的,可以去设计软件,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项目。”陈武话锋一转:“但是中国的科研人员都去做这些项目,就诞生不了真正的大师。”

陈武说,大家都说陈景润厉害,可搞数学专业的知道,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因为没有实用价值,你就能否定陈景润的成绩吗?”

陈武举例说,19世纪末,欧洲的数学家推演出一套数学模型,并开辟了数学研究的全新空间。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实用价值,顶多就是一群数学天才自娱自乐的工具。直到爱因斯坦出现,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这套数学模型为工具,推演出石破天惊的相对论。

“而如今的我们,是拼命把所有东西都实用化。”陈武哭笑不得地说,每到股市热火的时候,就有数学系的老师跑去和证券公司合作,说要研究出一套数学模型,能够分析股价走势。

王强说,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许多年轻科研人员不会静下心来做“无用功”,依靠超强的学习模仿能力,短期也会出成果,但离大师却越来越远。他举例说,《科学》与《自然》杂志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期刊。过去,中国人能在两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不多,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

“我不敢说所有人,但的确有一部分人,是以应付考试的心态在《科学》与《自然》上发表文章。他们会长期关注两本杂志,熟悉杂志的套路,摸清什么是热点问题。然后,当外国人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把某个话题炒热后,中国立刻有人跟进,顺着这个话题,在一些枝节领域发表议论。所以中国人发表的文章虽然多起来,但几乎少有那种大篇幅、原创性的重磅文章。”王强说。

王强表示,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用这种方式或许并非一无是处,但长此以往,原始创新能力肯定会打折扣。“应试教育的长处与短板,在这里几乎展现得淋漓尽致。”

陈武说,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一起聚会时,总会有不少牢骚。最后有人说了一句话,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中国过去十几年科研实力的提升,大致还是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成正比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所有人都指责急功近利,可要指望我们的学术环境、科研实力在短时间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不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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