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皎

低胸衫、皮裤，被李敖赞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的陈文茜携新书《树，不在了》来京，不凶，很酷。

在她下榻的宾馆见面，采访前，她的助手为记者递来蛋糕，那天是文茜的生日，而她犒劳自己的方式是从上午8点开始一整天的宣传工作。

坚持用笔写字，习惯从笔尖流露出情感，她有感而发，特别是一些地区动荡事件的发生，于是，十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了这本书，它揭露经济大衰退的阴影，直面当代全球体制失灵危机，引领年轻人勇敢向前行。

陈文茜说，自己想表达“当政治经济环境这棵老树日渐凋零，遮蔽我们众人安然的新树，在何方？”她也说“年轻人会很容易愤怒，但不能仅仅是愤怒。愤怒只是你思考的起点，当你深思熟虑后，你的行动才会把社会带到更好的方向，你才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改革者。”

写书，很简单，就是因为使命感。“我很难没有使命感地去勤奋做一件事情”。因为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她选择在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冲突之下，用一本书来回答她所看到的世界。“台湾当局太对不起年轻人，没有公租屋，任由房价暴涨，你对世代的背叛，也会引起世代对你的背叛。你骂他们占领立法院、破坏体制，可是对年轻人而言，体制如僵尸，攻击它自然有理由，当然这并不代表我赞成这种行为，我只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找问题，看原因。”

说起这种视角的形成，她讲起曾经二十多岁的自己。“我渴望知识，渴望正义感，但是未必知道正义感实际是千层派，而不是一把刀。千层派才足以支撑社会复杂的方方面面，如果正义感只是一把刀，它能轻易把一个好不容易筑起的社会体制切垮，老百姓在这个过程就会很可怜。年轻人，如果你不知道明天在何方，那么请到叙利亚的边境看看，真正的绝望在那里。”

为了有一种宽广的角度，20多岁的陈文茜去伯克利念社会学，“那里侧重人口社会学和统计学的东西，讲述阶级的老师很呆板，不是让我感觉可以穿透历史看清问题的人，所以我在伯克利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后来我去斯坦福上课，也没有觉得学到东西。”直到发现“New School”这所学校，它是由欧洲一群在二战中逃难过来的犹太人在纽约成立的研究中心，著名的汉娜·阿伦特担任过它的校长。“你看她的勇气，她曾是海德格尔的情人，后来那个人变成法西斯，她的爱情梦碎，去了美国。因为这个背景，她和一般犹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大审，她以特派记者的身份报道过对纳粹的审判，她审慎思考后认为，这是德国的民族主义的集体犯罪，审判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后来犹太人就臭骂她。”

太多人喜欢用一把刀，喜欢指着一个单独的人，而忘记背后集体的支撑，“所以我用阿伦特举例子，我就是她的一个翻版，所有人都称这个人是罪犯时，我一定会用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

“我外婆小学毕业，是很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外公在日本读大学肄业，他不想当二等公民就回来了，他也在北大读过书，在内地参加共产党，后来被他在台湾做大生意的爸爸骗回了台湾，因为他是长子。那个年代参加共产党的进步青年很多，回到台湾他成为抗日协会的发起人，家里有钱，他还开了一个酒家，叫‘聚英楼’，用来掩护台湾共产党开读书会。我的家庭跟历史的关联很深。”

陈文茜17岁前一直在外婆家长大，外公的书特别多，她从小就浸染书香。“外婆有9个孩子，女孩是被疼腻被宠爱的，从没有重男轻女。有趣的是，外婆的女儿们成绩都很好，我的三个舅舅功课都中等，大舅排行老三，他小时挨打，被逼着读书，他上面的两个姐姐觉得他让父亲丢脸，也打他，以至于他拿着成绩单不敢回家，越来越没有信心，后来外婆觉得他很可怜，从此不再管所有孩子，她认为，不管什么资质能自由成长就好。”

“第二个舅舅很聪明，但成绩中等，他考学校，台中一中的分校，很远，外公就去找校长，他们是朋友，外公说：‘那么远，有没有住在分校附近的小孩进城去总校读书，我给他们5000块，跟我儿子换换怎么样？’就这样换了。外公和外婆就是这样宠小孩的，舅舅成绩不太好，之后做生意却都大发财，功课好的人就只会读书。”陈文茜笑说，有次全家出去玩，最小的成绩最不好的舅舅就说，“明天肯定是那两个状元模范生会听不懂是怎么回事。”果然，“我妈和我四阿姨，两个从小一直考状元的人，就只会坐在房间不动，等着听人指挥，就是特别蠢。”

讲回感情最深的外婆，她最注意人品，还有身教，“外公的三弟很早就去世了，觉得三婶一家孤儿寡母的可怜，就把他的一部分财产让三婶收租金，口头许诺这部分财产以后也送给他们。后来外公去世，三婶很害怕后面这些就没有了，就来找外婆。我想，一般正常人会说‘我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好过，先生走了，厂子被没收，租金给你们，房子留给我们吧，毕竟还有这么多孩子没有长大。’但我外婆没有这样，她觉得答应人家的事情就要做到，那部分财产还是过给了三婶。这对子女就是教育，不管现在的状况如何，答应了的事情就不会变。”

她说外婆这辈子都是为别人而活，为子女而活，孩子上桌吃饭，她总是吃所有孩子的剩菜，是很传统的妇女，“她把我宠得厉害，所有人都不可以骂我，以至于我的生长状态从她的角度看，‘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显然绝不可能贤惠，不可能做人家的媳妇，听人家的。’所以，我12岁的时候，外婆对我说‘这辈子如果能够养活自己，能够不要嫁就不要嫁，你不知道当人家的媳妇有多么苦，这个社会不是像我们家一样，不会给女孩很多机会，你还是要服从人家，如果不是嫁到豪门，何必嫁？如果嫁不到好人家还要听他们的话，又何必嫁？女人在社会里就要替男人牺牲，我们家人可以养活你，我看你自己也能养活自己，所以不要嫁。”

和外婆在一起的陈文茜，小时候就没有怎么见过父母亲，“他们不经常来看我，真的没有感情，爸爸妈妈后来又分开，外婆去世，我就回妈妈家，我妈妈是很严厉的母亲，跟我外婆截然相反，那时17岁，最疼你的人不在了，受呵护的日子不在了，我妈妈就像一条鞭子，怎么面对？每天要自怜自哀地觉得该去死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一分子。她很明显对我没感情，她下意识对我冷落，但是我们的冲突爆发，她又充满了愤怒，接着就是强大的歉疚，她是个好人，但是感情不能勉强，所以你看我仿佛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亲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你还要求什么是理所当然？但是命还在，没有人爱，你就要爱自己，所以我把这经历依然看成是礼物。”

陈文茜去孤儿院做志工，她发现那里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可怜，而自己只是“给我钱照顾我的那个人态度不太好，我还住在豪宅，很不错了。”她觉得自己收获的另外一个礼物是要独立，要不然以她的家境，或许会变成依赖性强的富二代。

“念台大，我就去宿舍住，她给的零用钱很少，对我严格，我就想办法赚钱，不像我妹妹一毕业就留学，大学毕业后，我是先到社会里面历练，直到有一段时间国民党要抓我，她怕我被抓，让我赶快出洋。我已经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参加过反对运动，当很高的竞选总干事，做一个主要反对派杂志的总编辑，这时再出去读书，才对。她懒得管我，我也不用对她负责，我不想回学术界，所以学位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什么课程都听，什么书都读，所以我的知识领域不会狭窄，还去各地做交换生，那时的男朋友是《纽约时报》的主笔，跟他到处旅游，经历很丰富。”

所有这些都是礼物，陈文茜说。

Q：您的文字偶像是谁？

A：海明威、聂鲁达、艾瑞克·霍布斯邦、汉娜·阿伦特。他们都有很棒的笔、很好的知识，参与过革命，看穿过权力，某种程度不让自己的生命和见解平凡。

Q：如果拥有时光机，最希望见到谁？

A：亚历山大大帝，他死的时候33岁，征服了半个世界，我想问他，还有遗憾吗？

Q：有没有想过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不同的人，他是谁？

A：霍金，他说黑洞因为辐射越来越小，而温度却越变越高，最后以爆炸而告终。这多像他自己，身体越来越小，但是他的理论却在不断地爆发，大脑越来越强。喜欢他的精神。

Q：给年轻的女孩子说一些话？

A：年轻结婚要嫁给一个gay，所有人都渴望家庭，还不影响你交男朋友。过了50岁，没有美貌和魅力，如果你有一定的成就，就尽量把自己变成lesbian（女同性恋），那么很多 lesbian的女人都可以任你挑选。因为女人如果有地位、有财富、读书好，男人看你很可拍，觉得征服不了你，看见你就自卑，就算结婚，你们也会冲突不断，所以你越努力越悲惨，不努力没有地位也会很悲惨。所以能做到我说的那样，你就是大王，所向无敌。

《树，不在了》

世界格局不断变化，全球化快速崛起，金融海啸接踵而至，青年一代如何躲过这场经济危机？“中国”成了最常跳出来的关键词，“贫富差距”、“竞争力”、“教育改革”、“房价”，年轻人的情绪愈来愈重；从欧美到中东，从“自由贸易”到“关税壁垒”，从“政治联姻”到“石油大战”，有谁知道该如何回答这错综复杂的全球难题？亚洲地区资深媒体人陈文茜最新时评集，以小人物的故事看大政治，将年轻人的焦虑和愤怒，做了另一种温柔的开导，无关媒体与政治，只是站在更宽广的视野，为年轻人展现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巨流河》

“齐邦媛是一个中国人的作者，她在始终问一个问题‘革命到底对不对’故事里有自己一家如何被日本人驱逐，谈自己的人生从巨流河一直到台湾最南端的哑口海。还有一群东北人跟随她的父亲出来，东北人的抗战不是八年，是从1931年到1945年，一共14年。”

《上海繁华》

“作者叶文心是伯克利东亚研究所的教授，他的爸爸叶明勋在台北是高官，这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很重要的一本书。书中通过两派不同的报纸呈现出不同的上海，一派呈现出百乐门，一派呈现战争苦难中的老百姓，截然不同啊。”

《哲学的慰藉》

“阿兰·德波顿的这本书讲了苏格拉底等几位哲学先贤的故事，苏格拉底不向大众低头，宁愿饮一杯毒酒而死，坚持独立思考，到胡适也在提独立思考，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很好的做到。”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这是我的老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晚年的作品，很重要，他早年是很强烈的共产主义者，晚年看到了柏林围墙的倒塌，谈到很多人没有解答的问题，他前些年去世，很可惜没有看到金融海啸。很多人认为他是很顽固的左派，他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死亡，我会把他的话换个方式来看，当人们看到柏林围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欢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胜利时，其实并没有看到，市场经济的病，市场经济的极致就是金融海啸，资本主义也有破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