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涛

语文之“文”，首先是指文字，即汉字。周作人说：“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鲁迅先生也说，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形美以感目二也，音美以感耳三也。汉字的文字特征，决定了它的某些艺术特性。“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文章神气，骈文在音律，散文在虚字”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语文之“文”，其次是指文采，相当于修辞。《春秋左氏传》：“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了有效传递言语的内容，“文”对于“言”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文”的意思是“文采”“修饰”。欧阳修赞同这个解释，他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他又说：“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文”在此作“文采”解释。“文”字当用作指“语言”的时候，其内涵指“有文采的语言”。阮元说：“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

语文之“文”，更多是指文体，或文章。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说：“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认为欧阳修的文章如同江河般浩大，又像太阳一样灿烂，其文风清新幽妙，文辞雄伟广大。六朝的佛教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通晓，不事藻饰，创造了一种“译经体”。“文振八代之衰”的韩愈，致力于打破西昆体四字六字的定格，采取长短错落的自由句式为文，这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的革新。

语文之“文”泛指文学，关注人的情感。刘熙载说：“文，心学也。”“盖自内出，非由外饰也。”刘勰《文心雕龙》以“情”指称文章的内容，以“采”指称文章的形式。既突出了文学艺术以情感人的特征，又指出了文学语言的特点，强调它是美的文辞。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充分肯定了个性的价值和自然情感的合理性。明清则是“文学独立”的思想开始萌芽。明代郑超宗说：“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桐城派首领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以此作为“文”的准则。但他的弟子梅曾亮认为“理”是理，“文”是文，“文”不必借助于“理”。他同样把“怡悦”作为“文”的特征，希望“文”离开“义理”，摆脱“辞章”的束缚，单独发展。

语文之“文”，当然地指文化，它涵盖字词句章、语言文学，着眼于“文”与“道”的统一、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语文有其工具性是不言而喻的，语文之“语”囊括“工具”的功能；语文之“文”凸显“人文”的属性，是传统意义上“文”与“道”的统一。《论语·雍也》中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分析说：“追求‘道’的士大夫们，既是经学家又是文学家，确实在努力达到‘道’与‘文’的高度融合。”既有文采，赏心悦目；又有理性，丝丝入扣。二者浑然一体，这便达到了“人文性”的要求。

语文的“人文性”，相对“工具性”而言。举凡表情达意、政治教化、娱乐怡情等方面作用均为工具性的作用；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灵，改善人的品性，提高人内在的精神境界时，才可以说这是“人文性”。 这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它的内蕴是“人文精神”，属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范畴。“人文性”并非是以花团锦簇的语言讲冷峻抽象的道理。语文教师在课堂插科打诨地逗笑煽情，或煞有介事地概括罗列什么“崇高思想”“伟大精神”时，充其量属于“工具性”之“文”，而非“人文性”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