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未央

继续上篇，说一说传记影片《模仿游戏》的价值观。从人性和情商的角度衡量，传主图灵是一个缺点十分明显的人。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衡量，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很多改变历史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而现实生活中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并不一定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优秀的传纪影片就是在这种貌似悖反的生活逻辑中诞生的，倒是那些把主人公塑造得完美无缺的传记片看得乏味无聊——因为世界上哪有如此完人？

有个性的人往往都是有缺点的人，这一点连金庸都明白、都可以在小说里表现得错综复杂、活灵活现，可是我们很多瞧不起金庸的、号称严肃的文艺家却往往明白不了这个道理，拍出来的传记片也都因为缺乏个性而平淡如白开水般乏味。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比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大大不如。还记得当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吗？那篇报告文学里的传主陈景润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正常、不招人喜欢却注定要彪炳青史的伟大数学家，如果有人把这个故事拍成传记片，估计比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国产传记片都要好看得多，因为在缺点和成就之间，戏剧冲突和矛盾就加剧爆发了。

同样是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没有图灵的故事好看，可也比很多我们现在常看到的国产传记影片好看。这好看就好看在徐迟没有盲目拔高陈景润，而是把一个有明显缺陷的人塑造得非常真实，包括这么多年后大家依然记得的有趣细节——走路撞电线杆子。当然，陈景润的数学研究没有在战争上获得用武之地，所以《哥德巴赫猜想》不可能产生像《模仿游戏》那样的戏剧性。但可想而知，即使把《哥德巴赫猜想》拍成电影，也比我们现在很多的传记电影更接近人性。

要说和《模仿游戏》中有关数学研究、密码破译、战争决胜这些题材的相似性，我们也有《暗算》和《风声》这类的影视作品，而且很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可是这种喜爱和追捧不是基于真实历史人物的复杂人性纠结，而是热衷于掰开了、揉碎了、不厌其烦地展示某种虚构的勾心斗角和人性丑恶。《暗算》和《风声》这类故事背后可能也有某些真实的科学家的影子，包括我们的两弹元勋中可能也有一些充满戏剧性的人和事，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把这些真人真事搬上银幕的艺术创作土壤，即使要拍也会把他们拍成完人。

《模仿游戏》里有一句经典台词：“有时候正是意想不到的人，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事。”一部传记片能够得出这样一句名言往往就标志着某种成功，因为这就是超越一般情节剧的分量所在。今天我们都在享受着电子计算机及其更高阶段产品——电脑、手机以及互联网带来的生活便利与时代巨变，可是给人类带来这种划时代的发明的先驱者却是一个性格上有缺陷、情商远低于常人、性取向不见容于时代的数学天才——图灵。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所以具备了成就一部优秀传记影片的可能性。

我们的传记影片却是万万不敢以这样的人物为主人公的，这不仅仅是创作观念的问题，更本质上说是教育问题。从创作角度上说，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既保险又省事，何乐而不为？而艺术创作是一种智力劳动，其成就归根结底受制于创作者的认识水平，创作者的认识水平又是由教育所决定的。中国的教育就是回避缺点和不鼓励个性的，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难免有先入为主的创作局限性。

关于传记电影的创作，中国电影人还受制于“电影作为宣传品”的功能和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试想：即使我们历史上有图灵这样传奇的名人，又有谁敢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这样一部电影即使侥幸能够通过电影审查进入院线放映，也一定会有人提意见说这是“为同性恋张目”或者“鼓励破坏常规”之类。在普世价值体系里，电影只是一种精神消费品，看电影寻求的是精神的感动与价值的认同。而一旦把电影当成宣传品，这味道就变了，拍人物传记就带有了某种示范意义。在这种语境下，如果你拍图灵的故事，就难免会被别有用心者指责为教唆大众伤风败俗、狂妄自大。

把电影只当作电影而不是学习材料，是一个社会健全与成熟的标志。这时，你不用一味地“歌”，即使拍有“缺”的人物也一样可以有益于观众的精神世界。中国也有著名导演二十年前就想拍顾城题材的电影，至今依然未能实现，足见我们的创作观念和创作环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