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后，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保持了忠贞，不惜血洒刑场。让人痛心的是，有的同志甚至为了掩护已经叛变的领导，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刘国定被捕后，重庆市委和上级机关川东临委领导连夜开会，商定对策。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转移特务的视线，要求其他同志再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让敌人以为被捕的人并非《挺进报》的骨干。

赶印《挺进报》的任务，李维嘉交给了负责报纸印刷的地下党人陈然，他是《挺进报》的特支书记，公开身份是中粮公司机修车间的一个负责人。接到任务后，陈然马不停蹄地开始连夜印刷，似乎每多印一张，刘国定出来的希望就多一分。直到6天后，陈然的上级李维嘉也被敌人盯上了，他中途下车甩掉尾巴步行回家。快到家时，他发现一个小姑娘看到他就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了，立刻掉头就走。

由于当时市委几个负责人的地址都是保密的，所以李维嘉断定，市委负责人中已经有人叛变，《挺进报》的印刷地点也可能暴露。李维嘉想到要立即转移陈然，已经被敌人盯上的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安全的方式——写信。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君一路平安。”为了防止信件被敌人截住，李维嘉落款“彭云”。陈然接到信件后，他知道彭云是地下党员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儿子，一个不到3岁的小孩怎么会写信呢？陈然意识到，这必定是同志在警告他马上撤离。按照地下党工作纪律，陈然接信后应该撤离，而万分危急下，他却做出了另一个选择。为了给敌人制造一种地下党组织仍未被破坏的错觉，他决定提前把23期《挺进报》印出来。但陈然不知道，此时敌人已经在抓捕他的路上。他更不知道，告诉敌人去哪里抓自己的人，正是他拼命想掩护的市委书记刘国定。

1948年4月22日下午6点，陈然在野猫溪的家中2楼被捕，此时他正在赶印《挺进报》，而这份报纸再也没能送出去。大特务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回忆：“陈然被捕时，只有20余岁，态度非常沉静。”面对敌人的酷刑拷问，陈然将《挺进报》完全担在自己肩上，还留下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陈然被关进了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受尽毒刑，但一个字都没交待。而此时，他曾经的领导、叛变的书记刘国定已经是国民党上校专员了。1949年10月28日，26岁的陈然牺牲在重庆大坪刑场，此时距离重庆解放只有1个月。

65年过去了，痛惜一直困扰着李维嘉老人，岁月带走了他大部分的记忆，对于陈然他却永远无法忘怀。老人的长子说，唯一看见父亲掉泪，就是他看陈然照片的时候。在老人的病床边，放着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他晚年怀念陈然时写下的一首诗：“横眉英气仰芳华，杯酒纵谈豪士家。一掷头颅人往矣，半江凉月仰悲茄。” 李维嘉说：“陈然是个好同志。”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陈然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刘国定却破坏了他能破坏的一切。因此，陈然同牢房的狱友，白公馆脱险志士罗广斌在给党写的报告“狱中八条”第3条就是“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