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枫林/遗作 潘鹏/整理

1977年12月15日，是中央组织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胡耀邦出席新部长见面会。他说：“党中央派我来中央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我个人能力来说，是胜任不了的。”“中央组织部干部绝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但是，“我们大家都按党中央团结战斗的方针去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能够像其他部一样推向前进的”。

人们很快想到了我这个“绝大部分”之外的人。的确，我不是胡耀邦“不认识”的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在中央团校任教，团校校长就是胡耀邦。而1977年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我恰好在组织部研究室工作，随后在他领导下参加了若干重要文件、文稿的起草工作。胡耀邦成为中央领导人后，我又曾奉命为他写传，从而有幸成为为数不多的看过他档案的人之一。或许正是这些经历，为我面对胡耀邦“读人”提供了独特的便利。

1982年春的一天，中央组织部接到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央领导人写传略。分配给我的是三个条目，其中有胡耀邦传略。

写传略，要求文字十分准确，用字方便翻译，又要写出传主特点，千字为限。事实上，这样的篇幅只够写一个粗略年表。

组织上为写传略提供了很大方便，准许我看胡耀邦档案，每天上班提档，下班归档。能看领袖人物的档案，这可是不小的信任。为防止文档保护出现差错，写传略期间封闭式工作，谢绝一切来访者，也不接办其他公务。

这次写领导人传略的缘由大致是：1980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总裁斯旺森和双方联合编审委员会美方主席吉布尼时指出：“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百科全书（指《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享有权威性的地位，它对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用的，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将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随后双方商定：《全书》中文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自1984年起分卷出书，在中国发行;英文版中有关中国的条目由中方根据不同情况照译、修改或增删;《全书》中文版中有中共党史人物38个条目，其中含毛泽东等领袖人物13个条目，由中方组织重写。

1933年，胡耀邦在中央苏区

我这次参与的，正是重写这13个条目的工作。

打开胡耀邦档案，虽然最早的卷页已有半个世纪，隽秀的字体仍可透视出少年胡耀邦的严肃和工整。我仔细核对着各个阶段的年表，并分期对传主做出尽可能确切的评价。我发现，激情式的文字，是他早年具有的。有时，我觉得不是在看文字案卷，而是在读一个人，一个我很熟悉又不很熟悉的人。

虽然只是一篇千字文，但我期望融入的信息量是大些再大些。一稿、二稿、三稿……总算达到了可以出手的水平。

载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胡耀邦传略全文是：

胡耀邦（1915.11.2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去位于江西、湖南交界处的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1月调到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长、宣传部长、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委、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冀察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后调任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了解放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1952年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的工作得到巨大的发展。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人，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进行整顿，在1975年冬和1976年再一次遭到错误的批判。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从1977年3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被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等职。他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党的工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现的伟大转变，对于各条战线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正确的政策和适应新情况制定新的政策，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党领袖。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和日本等国。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努力。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按照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不再设中央主席这一职务）。

1953年9月，胡耀邦与毛泽东（左）、罗瑞卿（右）在北京西郊玉渊潭

当然，这个传略，我提供的仅仅是草稿，还要经胡耀邦本人核对，然后由中央书记处审定。我交出草稿后，就算完成任务。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职务变动很快。正如传略所述，在短短几年，他职务变动多次，使人大有墨突不黔之感。也正如传略所述，在短短几年，他竟做了那么多深得民心、值得入史的事。也许是这么快的职务变动提供他才能挥洒的舞台，也许是不倦的工作、卓越的业绩拉动着他不断填补中兴事业亟待弥补的空缺。在中央党校，他发动学员首开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先河，随后在这里孕育和组织了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他凭借中央党校这个舞台多少年创造出的业绩。其实，他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岗位上还不足10个月。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做了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调整领导班子，改革干部制度，确立新时期组织路线的基本框架。然而，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任期也只有一年零15天。而每次职务变动，他都是恋恋不舍，把已经打算好的后续工作，一件、两件、三件地向接替人交代。

我有幸观察过他多次职务变动的心境。每当有这种机会，我都希望努力借此读懂胡耀邦。

1981年6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主席。我不禁想起有一次胡耀邦曾很深沉地对我们说的一段话：

中央对我做这样的安排，是推上去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已经几年了，知道我这个人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说这段话时的深沉，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相信中央的选择，又最理解他的心境。

七年多以后，胡耀邦谢世。我看到于光远一段回忆文字，讲耀邦对于光远说过，他一生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他会担任那么重要的领导职务，二是想不到人们那么理解他。

两个“想不到”，这是一个只知奉献的真实的胡耀邦！

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团中央几位同志知道我经常在耀邦那里写文件，就找到我，希望我传个话，请耀邦关心项南一案的平反问题。我答应帮忙。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写了一篇关于青年工作的文字，康生发现后，冠之以“反对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帽子，项南被批判后下放基层。尽管找我的同志了解耀邦的为人，项南一案是上面压下来的，但毕竟耀邦当时是团中央“一把手”，处理是经他执行的，平反冤假错案中耀邦能大度地推翻自己经办的错案吗，人们心里还有疑虑。

一天，在耀邦办公室，事情办完了，我们的话题转到团中央一些老人老事上。我说：“耀邦同志，你看项南同志的案子，是不是应该解决了？后来对他的处理太重！”

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耀邦收起满脸的笑容，招呼我坐下。他说：对项南同志的错误处理，是我一生中办的错事之一，我感到对不起他，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硬顶也是顶不过去的。咱们说办就办，你明天就去找项南，千方百计找到他，请他写一个简要的申诉就可以了，我尽快把这个拖了20年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顺着项南后来曾在农业机械局工作的线索，跑一家，问一家，终于找到项南的宿舍。项南同志我并不熟悉，我们很快进入话题。我把受耀邦委托来看望他，并请他尽快写一个简要申诉的话说了一遍。项南说：请转告耀邦，我很感谢他这么多年还想着我。申诉材料我过几天就送到中组部去。

随后不久，就有了耀邦写给分管落实干部政策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苹的信：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况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

我的意见是：先找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做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件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

12月25日

值得提出的是，当时平反冤假错案，鉴于案件发生的特殊背景，是很少提及责任问题的。而在项南一案中，胡耀邦明白无误地表示他“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写信的这天，是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任职的最后一天。这个期间，他要接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交接也有许多紧急事情需要处理，但他还是在任内做了代表自己人格的这件事。

次年3月，中央批准了关于为项南同志平反的报告。

其实，早在1978年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对项南一案已经表示了自我批评的诚恳态度。不过，他说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一列举了他在四个时期处理错了人。我记得，当时在整理稿子时我特别提出，是不是要写这么具体？他坚持这一段他的口述稿一字不改：

我们这些人，在一生中办的错事是很多的。要革命，要工作，就不能不犯错误。我自己在对人的处理上，就犯过不少错误。延安时期，我搞组织工作，错误处理过几个干部;解放初期，在川北工作期间，也批过几个案件，后来证明是假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对几个干部的处理，很不恰当;“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了，但是在写证明材料时，对两三个同志也说过不符合实际的错话。对这些事，我至今感到不安。对革命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错了就改。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在我们党内，有的人整人整得不少，整错了又不肯改正，不主动解放被错整的同志，结果自己也不得解放，别人不想打倒他，最后自己毁了自己。这个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记取。

胡耀邦是一位称得上光明磊落一辈子的政治家。但是，我对胡耀邦的自谴也有过不同看法，以为他在这方面有时做得过分，会为人所乘。现在，我好像读懂了胡耀邦的自谴。自谴，是与一个人的使命感相联系的，又是与一个人的宽容成正比的。历史常常会从一个政治家的自谴中去观察他对社会的负责精神和对人群的大度之风。

胡耀邦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常令人肃然起敬。他并没有因为把自己的缺点公布于众失去威信，而是与人们的心更贴近了。这也许就是他一生每到哪里，人们都会很快忘掉他是官，而把他看成可亲、可交、可与共事的朋友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快速的职务变动中，我有幸参加的交接“仪式”，都以他感人的自我解剖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内做了那么出色的工作，而他在新老部长交接会上肯定这一年中组部办了不少事情，内容却出奇地简明：主要是落实干部政策，阐述干部问题的历史经验，突破“两个凡是”，搞我们的“两个不管”（即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不管是哪一个领导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为此，我们开了不下20次会议，开一次会搞一个文件。这些都是在全党深得人心的。在组织工作的宣传舆论方面，我们也做了几件事情。

每件成绩，只点一个题目。转下去，他却那么认真地讲了一大段工作不足的话：

这一年的工作，缺点不足的方面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待成立党委时发扬民主，暴露缺点。

这一年的缺点和不足，我想到的是：

一、对有些干部的了解还不准确，因此向中央提议的个别任命不尽恰当。

二、办事还有些迟缓，工作效率不高，还应当想尽办法提高工作效率。

三、有些事处理不周密，有的下决心太快。我在工作中同几位副部长商量不够，酝酿不充分。

任何时候都要把我们的工作一分为二。我们的名声很好。越是这样越是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我们的揭批查还没有完成。

我们要创造一种作风，一个领导班子中不搞清一色，不要搞成一边倒。有点儿对立面有好处。

我们还有一些大的冤假错案没解决，今后我们的工作中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冤假错案。不要定那么多“帮派骨干分子”。……这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人家犯的错误我们可能犯，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以后可能犯。

仅隔四天，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中宣部见面会上，说了一段关于他自己的话：

关于宣传部长的人选，适合这个职务的，可以选出很多，如胡乔木、习仲勋、李维汉、任仲夷等同志。胡乔木同志更合适。中央工作会议上想请他出来当中宣部长的呼声最高。乔木同志搞了几十年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马列主义是懂得最多的一个，文字能力最强的一个。中央舍不得他，需要时重要文件请他把关。……其他同志还是留在省里工作为好。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就决定要我这位姓胡的兼着。我已表明过，我不是这个材料。也可以说，这是拿着毛驴当马骑。我想，当宣传部长有个窍门，就是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请各位同志一起干。

十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那些私货，在中国这个组织严密的社会中，不是一级传一级怎么会扩散得那么快？基层有“流毒”，领导没有“流毒”，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始终受迫害的胡耀邦，人们没有要求他站出来说这样的话，而胡耀邦却不是这样认识自己。在一次谈话中，他诚恳地说：

不要吹“我没有流毒”。要分析“流毒”表现在哪儿？个人自觉清理，加上互相帮助。我就对小平同志和叶帅说过，我也有“流毒”，我对林彪搞的那一套，早期就没有看清楚。不要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嘛！不要只讲自己过五关，最后走麦城却惨得很！摆官架子，搞一言堂，有什么味道？有些青年干部提上来，神气得很。这是很可悲的。有些人，眼睛长在尾巴上，只看天，看不到地，比例失调。眼睛要看着老百姓。有些人，老是摸上面的精神，连一点儿共产党人的味道也没有。要摸事实嘛！有三次，毛主席找我谈话我没有完全讲真心话，现在感到很遗憾。我以为，向领导讲话就说：同志，我有几条意见。有什么不可以讲呢？

胡耀邦还曾解剖自己道：

真正了不起的人，是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人。王明路线我也是执行者，但那时我是个小萝卜头。执行者只要经启蒙者的提醒，就觉悟过来了。爱因斯坦大学毕业时成绩很不好，他总结了经验，成了大科学家。我们有些人的经验，形而上学的多，辩证法少。所以，别人说你的怪话，你要努力，不要生气。

这些遍布于胡耀邦言行中的自我解剖，像一把把犀利的解剖刀，时时对向自己，透视出他的做人原则：

我要做个明朗的人。同情我的人明朗，反对我的人也明朗。一个人，总会有人反对你。不过你要看看，反对你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谣言我根本不听。

无欲则刚，磊落自正。十年内乱和一场拨乱反正，更加洗练了胡耀邦的情操和风格。

“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批斗行动中，团中央被列入第一批冲击对象，因此，胡耀邦是第一批被打入“黑帮”的人，而且有时他一天会数次被拉出去“示众”批斗。尽管这样，不该说的话他一句不说，这是需要信念和勇气的。

1980年2月27日，胡耀邦为苗枫林手书的辛弃疾的词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曾先后八次想促成“解放”胡耀邦，可江青、康生那里想有个“台阶”下，需胡耀邦有个好“态度”。对待朋友和同志一向谦和的胡耀邦，见了江青、康生却仰首而过，就是不买账。即使这样做使他从中央委员“落选”，他也无悔意。

1972年，驻团中央军代表把胡耀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逐条当面驳斥，并始终拒绝在审查报告上签字。

1975年胡耀邦在中科院短暂工作期间，不畏“四人帮”淫威，脚踏实地去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科技发展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并且在会上当面批驳王洪文的谣言。他珍惜“靠边”八年得来的这一难得的为人民工作的机会，但他决不拿原则换取一个被人捆绑住手脚的职位。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党和人民给他肩上压的担子越来越重，他所承担的破除“积重难返”坚冰的任务亦越来越艰巨，每一件都是需要巨大的胆识和毅力才能前进一步的。

公开总结第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这个一向被人们讳莫如深的题目，是他弹出了京师“开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他从三次路线斗争经验总结中引来火种，燃遍中华。

平反冤假错案，是他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第一个准备“下油锅”，而且坚持把这件事善始善终。

……

当年，胡耀邦整顿中科院面对的是掌握着实权的“四人帮”。而拨乱反正面对的是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同志，有时还要面对受极左思潮长期毒害和影响的一个更大群体。几顶“砍旗”、“丢刀子”的帽子，足以使人望而却步，却没有吓倒胡耀邦。

在惊心动魄的拨乱反正时期，我有机会对胡耀邦做了五年的观察。我不记得他的上述拨乱反正创举有哪一件事没有遇到激烈的反对意见。一番谈话出口，一份文件发出，一篇文章见报，总有批评的电话打来、指责的书信寄来。而这些批评的东西，来自高层中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自不待说，有的却来自党内的“理论权威”，来自曾与他共患难的战友。当然，这仅仅是事物的一面，而另一面是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广大“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对这些拨乱反正创举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拥护。

20多年后，当我看到那些当年曾经对拨乱反正多有指摘的同志，能诚心肯定党和国家在这个时期政策的正确，我感到的是胡耀邦的胆略得到了历史的认同。

正像他自己激奋地指出的那样：

一拨一反，全身生胆。开创局面最主要的是要有胆略。没有胆略是不可以的。要改革，就要得罪人。得罪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为人民立了功。做一件事，总得有个先下油锅的人。国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兴，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需要有胆略的干部。

这番话，是他去鼓足人们拨乱反正勇气的，也是他对人民的心许。

胡耀邦身躯瘦削，却有一副宽阔的肩膀。只要一息尚存，他就不会失去责任感。“三反分子”的帽子照戴，可忧国忧民之心不泯。他确实是《抗大校歌》中“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的终生执行者。

“不管东西南北风，一心一意往前冲”，是胡耀邦曾经的人生格言，这在相当程度上勾画出他在壮年时期奋力工作的身影。

“要做事，不要做官”，是后来胡耀邦为自己设计的最朴素的人生追求，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大的官，但他心目中永无停息地追求的，是为人民做事。

如果要问拨乱反正期间胡耀邦最痛恨的现象是什么，那就是一些人只做官，不做事。

胡耀邦对由他亲自主持的《理论动态》《组工通讯》两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交代：要做事，不要做官，你们批评做官的东西，要鼓足干劲地批。

他在邀请几位理论工作者小范围谈心时动情地说：我始终主张我们要紧张地工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乾坤扭转过来。我总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对灾难、困难估计不足。

在草拟一个文件时，胡耀邦说：我同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讲过，要拼命干他七八年，总想干几件好事再去见毛主席。我这个人，错误是有的，但贪污腐化没有，几十年查不出我一元钱的贪污。有的人就很不像话，怕得罪人，怕少几张选票。难道革命就是为当官吗？

他在一次宣传例会上说：中央的同志都想为后代办些事情。这个决心是下定了的。现在是百废待兴，因为是有“废”该兴。……有些干部的消极心理是很危险的。要使那些混日子的人混不下去。“没办法”，不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国家是要有一大批人立志改革的。

胡耀邦一天的工作，是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夜间。八小时工作，即使对70岁的胡耀邦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会惋惜时光流逝。而且，他工作的效率很高。他写得一手很好的批文。“批示”，是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公文的著名文种，其文字的严密性、可操作性，文体和文风上的要求都很高。他的许多著名批文，都是一气呵成的。当然，有些非急办文件，他会在案头放几天，直到考虑出恰当的处置方法才下笔。

耀邦的秘书天天都是小跑式地工作，诸如上班削好满满一笔筒铅笔，把待阅文件放置案头，把已批阅文件发出，接听几部铃声不断的电话，对约见的客人送往迎来，等等。这是胡耀邦高效工作的一个侧面。

胡耀邦对“官气”的反对，达到了憎恶的程度。在别人对待他的问题上，胡耀邦最反感的是有人把他当“官”捧。我听过他两次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都高兴并颇有感慨地讲到《公报》第五部分所述，根据党的历史经验要少宣传个人，党内不要叫官衔，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的精神。因为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偶尔碰到那种官场积习太重的人，呼着他的官衔，请求他做“指示”，盛赞他做了一场“重要报告”，他会感到这是一种煎熬。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不了解他的人身上，他会很客气地当场纠正。如果是熟人所为，他会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如果是身边工作人员，他会瞪你一眼，并告诉你：“这是低级趣味！”

读书——求实——站在历史潮头

我读过一本国外作家所著胡耀邦传记，作者为无法查证胡耀邦的学历说了好长一段埋怨的话。还有一位国外传记作家，颇为赏识胡耀邦的现代知识，至于胡耀邦是怎样获得这些现代知识的，他做出的解释是胡耀邦一生都刻苦学习。

其实，这些传记作家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低估了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寻求夺取政权、管理国家以及现代化建设知识的超人毅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他们没有条件去读高级军事院校，或者他们曾是这些军校的落榜生，却打得美国西点军校、中国黄埔军校的高材生们束手无策。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奋起的年代里，外部世界低估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知识、追求科学、发展尖端科技的进取能力是他们的通病。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完成过战略转移的长征，而不知道这个特殊人群在追求科学知识上也进行着长征。胡耀邦在这一寻求知识的悄然无声的长征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尖兵。

胡耀邦少年时代刚读到初中，就被战争的炮火驱出校门。在学校，他只打下了索取知识的基础，而他的真才实学是在此后60年革命生涯中积累起来的。

了解胡耀邦的人们，也许有一个共同印象：读书是他唯一的嗜好。马列经典著作、浩瀚的人文史籍、国外科技读物、数理化基础知识、中外文学名著，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中。他读屈原的《楚辞》，专门找来无注解本，用两个月“啃”下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应该说，这是大学文科生所具备的功力。

陆定一说过：下苦功夫，刻苦学习，很有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都能来几首，字写得也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胡耀邦一生系统读书的时期，一是延安抗大时期，二是在团中央工作后期，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前两个时期的系统读书，是他给我讲的，只有后一个时期的系统读书，是我目睹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期他一面挨批斗，一面读书想问题;后期则一面在“五七”干校劳动、接受批判，或者回京养病，一面读书。他知识的广博和厚实，从他口授文件或文章提纲时点到的材料总是最优化的，就可见一斑。有时，为核对这些材料的原文，我常常要跑到图书馆去翻很久。

胡耀邦谢世后，他的长子胡德平整理遗物，发现胡耀邦把写下的40多本笔记逐一编号，码放整齐。这些笔记，都字迹工整，有的还用红笔做了圈点。一部正在阅读的《周恩来传》，陪伴他告别了他热爱的世界。胡耀邦称得起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他读书最大的特点是求实。他总是从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把广泛调查与大量阅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做出的综合分析，就使他的认识总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

“文化大革命”前，胡耀邦作为中国青年领袖以创造性工作闻名于党内外，没有听到谁称他为理论家。而粉碎“四人帮”后，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这场震天动地大事的重担，历史地落到他的肩上，这是与他刻苦学习的精神、追求真理的学风，以及站在历史潮头的观念相联系的。

生长在伟人时代，学习伟人，而不“凡是”于伟人，这是一种处于历史关头的严酷的淘洗。

胡耀邦留给人们的关于他的人格印象，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们在胡耀邦身边做事，空下来他会给我们讲起很多故事、很多人，苏区时期的、延安时期的、晋察冀时期的、川北时期的。有时，老同志中生僻的名字，他也可以讲出一段生动往事。不过，胡耀邦在介绍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片面性，那就是好像他的记忆只录入人们的长处，而且录入得那么形象逼真，检索可得。至于人们的缺陷和不足，他似乎从未留意。

胡耀邦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他完全是一场劫难，虽然他在拨乱反正时期勇敢地纠正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胡耀邦在工作中，对叶帅、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十分尊重，每次谈到他们对某项工作的意见，都要一字不差地跟我们交代，而不允许有任何疏忽。以我们的观察，这不仅是出于工作谨慎，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人们会理解胡耀邦对老同志的深厚感情，对蒙冤干部和群众的深刻同情，这当然是对的。但这远没有触摸到胡耀邦的胸襟。

当清查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老干部、制造冤假错案，各项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刚刚展开时，他又耐心地去说服怀着各种心态的人们，给因缺乏政治经验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过去很理解胡耀邦的人，突然感到“不理解”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胡耀邦的胸襟是愿所有人都有发挥才能、报效祖国的机会。他坚信，犯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以相信老同志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一样的心境去相信犯错误的青年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他们中有的人，正因为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可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了不起的人。他严厉地批评一些人对犯错误青年的看法上“形而上学多，辩证法少”。

有国外作家写的胡耀邦传记，列出他的用人“班底”，甚至编出一个“嫡系表”。那是他们杜撰出来的，而实际上并非这样。胡耀邦是一个激烈反对小算盘、小圈子、小报告、小动作的人，而且把凡此种种统统打入“低级趣味”之列。他常痛切地表示：“我对这种人瞧不起！”

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期的苗枫林

一位与胡耀邦交往很深的老同志，曾向他提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民谚，他不假思索地说：前一句是对的，后一句我不赞成，防谁呀？

是的，胡耀邦对朋友和同志，是全天候敞开心扉，从不设防。这几乎成为他的待人哲学。在那个政治运动迭起的年代，人们难免在“整人”与“挨整”两种角色中转换。胡耀邦在这一点上看得很豁达，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上，不搞怨怨相报，总是以德报怨。可以说，他是一个绝不把旧社会官场韬略带入人民政权的人。

我能面对胡耀邦“读人”，机会给予的时间太短。《胡耀邦传略》写完后的两年，我就很难同他见面了。因此，我对胡耀邦的“读人”，就不能不是浅显之谈。应该说到的是，胡耀邦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普通人的缺点和不足。不同的是，他的缺点和不足有如日月经天，人们会看得见，他会坦诚告诉你，他更会不断地改正自己的缺点与不足。（编辑 潘 鹏）

（作者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整理者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