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

最近有报道称，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怡川参加博鳌论坛时说：现在官员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报道还说：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

按这个意思，是常态化的反腐导致官员为了避嫌躲着商人。我自己没有遇到过躲着企业的官员，也没有商人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所以对这种说法有些怀疑。因为很多地方的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风暴前就已经开始大力抓官员“庸懒散”、不作为的问题。

比如武汉市纪委，几年前就开始“治庸问责”。在武汉，如果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抓到上班迟到早退、玩游戏、炒股、看电影、不按期限给民众办理该办结的事情，都会被问责处分。副市长、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和各局办一把手还要上电视问政，该管的没管、该办的没办，都要被问责。

我参加过武汉的电视问政，不少厅局级官员都被问责。比如，在2013年年底的电视问政现场，针对某村民房屋附近因开山采石受损的问题，武汉市蔡甸区区长彭巧娣承诺请专业部门鉴定后维修，但事后未再安排检查、督办，致使承诺未兑现。直到2014电视问政再次曝光同类问题后才对村民的诉求予以解决，彭巧娣因此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所以，反腐之后官员躲着商人，在那些真的“治庸问责”的地方，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不会成为普遍问题。

在那些对官员的“庸懒散”视若无睹的地方，也许会出现官员躲着企业的情况。那么，这个问题的症结是不该反腐呢还是该“治庸问责”呢。如果有些人把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怪到反腐身上，我以为是别有用心。如果一个地方老百姓靠给公务人员行賄才能办该办的事，并且一旦这些公务人员没有了工资以外的“好处费”就不办事，那么这个地方已经糟透了。

按照各行各业的职责要求，一个公务人员该给纳税人提供哪些服务，有明确的规定。办一个准生证或者营业执照，需要多少天、交纳多少工本费、提供哪些资料，都清清楚楚，如果计生、工商部门的官员躲起来，不按时办、想要多收费，那绝对不是反腐导致的，而是因为反腐不够狠。既然有些地方已出现反腐后官员躲着企业的情况，这些地方当务之急是要 “治庸问责”。

2014年纪委改革之后，各级纪委官员和各部门的纪检组长都在集中主力搞监督。教育系统的纪检组长，以后不用再操心招多少生、考什么试等具体的业务了；各级党委的纪委书记，也不用什么议事协调机构都要挂名参加了，可以一门心思抓监督执纪。如此一来，纪检官员都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进行监督。这对于不作为的官员来说，等于头上悬着一把剑。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老百姓都希望官员不贪腐、办事效率高。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该能满足纳税人的这种基本要求。反腐要被拥护，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享受更多身为纳税人该享受的服务。一些地方出现反腐后官员不给老百姓办事的情况，纪检机关就该进一步查“庸懒散”的问题，谁不作为、谁消极怠工、谁想当“太平官”，都该给予有效的惩戒和处罚。

如果反腐只停留在让官员不敢贪腐的地步，反腐之后官员都想当“太平官”，那反腐就失败了。说是反腐催生了太平官，那是错觉，也可能是在反腐风暴中睡不着觉的人虚晃的一招，大家别花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