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寓言，很多同学都会想到《伊索寓言》，其实，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行这一文学体裁。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经常采用寓言阐明道理，《庄子》与《韩非子》中就收录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如《揠苗助长》《自相矛盾》《郑人买履》《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等。

但是，真正让寓言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立的样式的，还要归功于柳宗元。柳宗元的寓言虽篇幅短小，数量也不算很多，但是他的寓言有全新的情节，有典型化的形象，同时也十分讲究语言的表现形式，是对先秦寓言的再创造。他的寓言往往是“高度的哲理性与强烈的政治性相结合”，“现实针对性很强，往往是对当时重大政治问题之讽喻”（孙昌武著 《柳宗元传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而我们所学的《黔之驴》就是其中一篇。学习本文，除了要了解“黔驴技穷”这个成语及其文化内涵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了解柳宗元的生平经历，探寻其创作本篇寓言的真实目的。

一只驴被好事者运到了贵州，这个庞然大物一开始把老虎吓了一跳。因为老虎从没有见过驴，于是认定它是神，很害怕地躲在树林里窥视它，看来看去，却始终不敢接近它。过了一段时间，驴一声长鸣，又把老虎吓了一跳，以为它要吃自己。后来，老虎又等了半天，来来往往地观察它，发现驴除了会叫之外，好像再没有别的什么本事了。渐渐地，老虎开始在它的周围走来走去，慢慢地接近它，态度也更为随便，并带有戏弄的意味，碰一碰它，靠一靠它，撞一撞它，挑衅它。驴终于生气了，它奋力用蹄子去踢老虎。老虎一看，明白驴也就这些本事，于是纵身一跃，咬断了驴的喉管，吃完了它的肉，然后才离开。

对于这则寓言，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

一方面，就老虎而言，本则寓言告诉我们，不要被对手的气势所迷惑，不要因为对手的强大而不作分析就被吓倒，一定要注意在战略上藐视对手，在战术上重视对手，在行动中认真观察对手、研究对手，从而做出正确的决断。

另一方面，就驴而言，本则寓言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要虚张声势、张牙舞爪。生活固然美好，但它有时候也非常残酷。总有一天，虚假的一切会被生活无情地拆穿，品尝苦果的终究还是自己。

其实，对于柳宗元创作本文的目的，还另有说法。下面，我们就用“知人论世”的文学法则，探究柳宗元写作本文的深意。

我们常在诗歌鉴赏中采用“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手法，这一手法在解读寓言故事时同样适用。柳宗元，唐朝河东人，出身于官宦家族，自幼才华出众，祖上地位较高。柳家最辉煌时，家族中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但柳宗元出生时，家族已渐趋没落。与此同时，唐王朝也正走向衰落，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他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他21岁考中进士，名声大振，仕途顺畅。31岁时，柳宗元参与了王叔文发起的“永贞革新”。仅半年后，改革失败，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官宦、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随即他遭贬谪，从绍州刺史被贬为永州司马。尽管永州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但政敌们一直没有放过柳宗元，造谣诽谤、人身攻击，这样的攻击持续了好多年。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活中，残酷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对柳宗元的身心摧残是极其可怕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不敢也不便直接说出心中的怨恨和对现实的不满，于是就用寓言的形式委婉地进行表达。

柳宗元在《三戒》序中如是说：“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意思是，世上的人往往不了解自己的本事有多大，他们时常借助外在的力量贸然出手，结果一旦激怒了强大的对手，就会丢了小命。柳宗元在特定的环境下，借助动物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愤懑，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也是对世人的启迪：即使真的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也得努力掩饰自己，也许这样才能保全性命。他认为，如果驴凭着高大的形体，保持沉默的态度，不随随便便暴露自己的短处，那么也许它就不会被老虎识破，进而丢了自己的性命。

综观柳宗元的一生，虽然一路坎坷，但他却因此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流传于后世，泽被后人。细细品读柳宗元创作的寓言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也许在创作之初，这些故事具有特定的内涵与目的，但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之后，人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们，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故事中的小动物扮演了启发智慧、抒发情感、针砭时弊的角色，深受人们喜爱。其实，不管如何解读，只要能有所启发，就是有了收获。

（陈莉烨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