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益

《断鸿零雁记》写于1912年，是苏曼殊的第一篇小说，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该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我”写自己四处飘零的悲惨身世和悲剧性的几段爱情纠葛。该小说归属为鸳鸯蝴蝶派。

主人公三郎从小受到各种欺凌和虐待，孤苦伶仃，长大以后又经历了种种坎坷。他在得知自己是中日混血，母亲在日本时，便决定东渡日本去寻找生母，母子重逢之后，不仅有母亲亲情的温暖，三郎的日本表姐静子也在长期相处中爱上了他。静子对三郎一片痴情。他的母亲和姨母也非常赞成这门亲事，但三郎却犹豫不决。虽然他对静子也有感情，但他经历过一次的失败的爱情后不敢再次面对爱情，对静子避而远之。原来，三郎在中国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雪梅，雪梅对爱情矢志不渝，可是因为三郎的父亲去世后，雪梅的父母嫌贫爱富，单方面要悔婚。三郎深深地爱着雪梅，可是他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为了断了雪梅的念想一气之下出家为僧了。虽然皈依佛门，但他仍然无法斩断所有尘世的烦恼：自己身世不明的困扰、与他人儿女之情的感情纠葛，于是他决定下山寻找答案。雪梅因痴恋三郎，不仅资助他东渡日本去寻找亲生母亲，而且决定等他回来。最后，在父母逼迫她改嫁时，她为了忠于爱情绝食身亡殉情了。故事的最后，三郎无法寻找到雪梅的墓地所在，只能在她的故宅凭吊。全书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结束，笼罩着一种末世的凄凉，让人窒息。

悲剧意识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精神，是衡量个体感情丰富的重要依据。因而，中国文学经常以是否具有悲剧意识批判文学是否具有批判性。胡适先生曾说：“中国文学缺少悲剧意识的观念，不管是小说，或者是喜剧，总是以圆满结局收尾。”后来，苏曼殊的小说凭空出世，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圆满结局”的固定模式，用西方现代悲剧意识的眼光关注人生，正视生活的不完美与磨难，叙写了一篇篇人生悲剧，更加衬托出了浓厚的悲剧意识。

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意识主要在小说上面体现，他的小说几乎都是一篇篇悲欢离合、凄凉哀怨的爱情悲剧。年轻人总是大胆追求爱情，可是在现实遇到困难就会很脆弱，理想与现实总是矛盾，爱情就这样悄然而终。小说通过表现美好爱情的破灭，揭示了悲剧产生的根源，对封建严重门第观念对人的毁灭做出了最有力的批判。

苏曼殊的小说不仅是一部爱情悲剧，更是体现了人性的悲剧。小说中爱情悲剧的主要根源还是封建观念对人的毁灭，人物性格懦弱，遇到问题就逃避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主人公大都本身就有一颗孤独的心，虽然他们正直善良，却懦弱敏感，忧春伤夏，遇到问题，不会直接面对困难，总是徘徊踟蹰，逃避生活，没有勇气进行反抗，只会一味承受。《断鸿零雁记》中主人公三郎虽然多情，可是面对雪梅父亲的悔婚，不仅不争取，反而用出家逃避现实。面对母亲的交代和静子的深情，却徘徊犹豫，既不能斩断所有红尘，又顾忌出家为僧的戒律，再次选择逃避。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而且是对静子的不负责，把静子推向了悲剧的边缘，也为她的爱情判了死刑。《非梦记》中燕海琴深爱着薇香，可是又顾忌他的家人，面对家人的阻挠，他连大胆争取的勇气都没有。《醉替记》中庄堤更是优柔寡断，虽然对灵芳矢志不渝，可是又不敢违背叔婶的意思，面对亲情和爱情的两难，每日以泪洗面，最后卧病而死。可见，小说主人公懦弱胆小的性格也是爱情破灭的根源，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的描写，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性，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性。

苏曼殊的悲剧在于：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允许彰显个人主义特色的年代，但他却要用极端的方式逆应潮流。辛亥革命前，虽然他的革命思想非常强烈，他的朋友也都是革命中人，可他却并未加入革命组织。革命后，他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争权夺利，一意孤行，纵情任性，是超俗的“独行之士”。虽然表面看着飘逸潇洒，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是他的内心却有着极大的绝望。他的时而兴奋，时而悲伤，交替出现，有时又表现在一体。总的来说，苏曼殊的悲剧意识是与生俱来的。

《断鸿零雁记》写的是悲情小说，不仅苦了亲情，而且苦了爱情。三郎的亲生父亲是中国人，生母则是日本人。他的母亲后来嫁给了一位日本人，当他东渡日本与母亲相聚后，继父对三郎一直关怀有加，可是继母却经常虐待他。唯一疼爱他的奶奶却被继母赶走了。出身可怜、亲情寡段，他的爱情也是一再受挫，没有开出任何喜悦之花。出家前继父为他订下婚约，雪梅与他更是两情相悦。可是父亲去世后，雪梅父亲悔婚。为了使雪梅以后有幸福的生活，三郎选择了出家做和尚。

小說关于三郎与雪梅、静子的爱情纠葛，不仅是爱情的悲剧，而且是三郎人生的悲剧。虽然没有说喜欢姐姐忘了妹妹的情感纠缠，可是重情重义的雪梅更像是封建观念下的伦理思想的代表，她遵守媒妁之约、父母之命，一生执著于三郎，可是三郎在遇见静子之后，早已忘记了钟情于他的雪梅。雪梅最后为他殉情，三郎不仅是对坚贞伦理的忏悔，而且是对生死的无可奈何。三郎与雪梅的悲剧，不仅只因为封建伦理思想，更有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三郎的性格。三郎愤世嫉俗，内心世界复杂，遇到事情只会选择逃避。说到他与精子本应是才子佳人的美好佳话，可是他最后仍是无情抛弃。静子虽然才情兼备又用情至深，却并未获得三郎真心实意的爱，最终遭到毫无顾惜的遗弃，这真是人间不公平的恨事。这一悲剧的造成，固然要归咎于三郎的忍心放弃，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宗教观念对爱情的扼杀。我认为，也跟静子单方面追求有一定关系，在不知道三郎已是佛门弟子，可是面对三郎的若即若离，她肯定有所察觉。可是她不仅不深究，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静子是执著的，可执著的结果只有痛苦，对爱情更是难舍难分。在三郎出走的场面，悲剧气氛更浓重。一方面他已决心离开，远离儿女情长，另一方面他又百般温存，诱骗静子回家；一方面表面应付，不惜以谎言欺骗对方回家，另一方面又真诚相待，好像他并不要离开似的。正是从这一鲜明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出静子纯朴诚挚善良的心，分手时，还一再叮咛：“三郎，早归。吾偕令妹伫伺三郎，同御晨餐。今夕且看明月照积雪也。”可惜她想的却并不是他想的。三郎与静子的悲剧是情佛两难的体现，是佛教观念的下牺牲品。佛教的人生观是悲观主义的，认为凡事皆空，人就应该断绝一切尘缘，远离红尘，超脱轮到，达到绝对寂静的世界。三郎的悲剧是，他的人性被佛性压迫，让他想爱不能爱，不爱却又做不到。他想远离红尘，可又渴望亲情的温暖。三郎心中有爱又有佛，爱让他苦，佛又不能帮助他，苦情僧是他的代称，也是他人生悲剧的延续。虽然说封建宗教思想和佛教观念造就了三郎的悲剧，可是他自身性格的懦弱、优柔寡断也是造成他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