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牧松

民国掌故专家陈灨一称：“江浙饶山水之胜，为文化中心，独多隽逸。缙绅先生于地方政事，见有非法而理者，辄严辞诘难，申之以牍，速之以电，不得请不止，大吏不能无顾忌……人民未尝无福利，张一麐其一也。”为地方百姓谋福利，不过是张一麐生平事业中的小者。张一麐真正值得纪念，则是在辅佐袁世凯期间对其不时直言劝谏，特别是在洪宪帝制时期，不顾生命危险，三次谏阻帝制。劝谏虽未成功，但其直言危行、耿耿风骨，却在当时污浊的政坛闪耀出一束别样的光芒。

张一麐（1867—1943），字仲仁，江苏苏州人。张生于官宦之家，少负神童之誉，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得举人。张一麐自甲午后三次会试，皆因有亲戚入闱主考，实行回避，无法参加考试。幸有1903年清政府开经济特科考试，张一麐被保荐入都应试，结果考了个一等第二名。张一麐以候补知县发往直隶擢用，遂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结下一生之缘。

此时袁世凯开府北洋，力行新政，故不遗余力地扩张幕府，收罗人才。幕中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等，翰林有于式枚、傅增湘、严修等，留学生金邦平等，人才济济。张一麐以新进幕僚，资望最浅，故而除办理公牍、作好分内事外，空闲时间即买书自修，以补学力之不足。如此一年间，除公事外未尝以私事见袁。月薪六十金，未尝求加一文。有所委托，未尝辞谢。有人以为呆，有人以为清，张皆置之不理。张一麐逐渐被袁世凯所信用，参与北洋机要，为袁拟信函或奏折。张一麐办理文牍既工致又敏捷，往往他人以数百言尚不能讲清楚，张则以数十言即可洞见症结，人们夸之为以作文快捷著称的汉朝文学家枚皋。这一时期袁世凯与人书信，基本上都是由张一麐捉刀。当时直隶省举办新政，许多章程条款，如警政、地方自治、外交、法律等，凡旧幕友不能办者，袁都一一托付于张，张自言“新政无役不从”。张一麐既富有旧幕僚所缺乏的新知识，又性情勤谨安详，明达缜密，每一问题必研究三五日，博咨而后下笔，心有所不安，必当面谏诤，故而张一麐甚得袁世凯的信任。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死后，摄政王载沣当政，朝局顿变。载沣乃光绪的亲兄弟，以戊戌政变之旧怨与袁存有心结，此时感到袁世凯势力膨胀，威胁满人政权，遂以袁世凯足疾为由，下旨开缺回籍。袁世凯黯然离京，蛰居彰德洹上村。袁罢官后，张一麐举家南返，退居故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载沣令荫昌率北洋军前往弹压，但军心不服，指挥不灵，无奈只好起复袁世凯。10月30日，袁世凯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离彰德南下至湖北孝感，指挥前线战事。此时张一麐在江苏巡抚程德全幕府，参与江苏独立之事。他的政治主张虽主倒清，但并未倾向共和，认为“天下大乱，民无所归”，向袁世凯驰电劝进。11月1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组阁后，即重建幕府，召张一麐回京襄助。张一麐于1912年正月入京。袁做总统后，以张一麐为机要秘书。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阮忠枢主办奏折，张一麐代拟信函。阮善办奏折，皆能如袁意，但此时君主王朝换做民主国家，公文程式为之一变，新辞时议皆非阮之所长，故而重要性下降。这时的各项电令、文稿执笔都由张一麐主持，张成为袁世凯最信用的秘书。曾任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的唐在礼回忆，自己和张一麐当时被人称为袁世凯身边一文一武最得意的人，因此当时还传言袁世凯信任南方人。

张一麐为人正直，虑事皆以民国大局为重，而不以北洋一系相拘束，自视为“北洋派中的非北洋派”，对袁常以正言相规劝。因此，张在总统府秘书中最为袁所敬畏。袁世凯本富于枭雄本质，政治手段不免涉于诡道，对于张的意见，袁虽极尊重，但也不尽用其言，甚至有时就告诉左右，这等事不要令张一麐知道。

1914年5月，袁世凯根据新约法，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政事堂下设机要局，以张一麐為机要局长，原有秘书事务由夏寿田等分任之。张一麐因机要事务繁忙，同袁渐渐有所疏远。据徐世昌观察：“夏按时到公，奉命惟谨，博得项城信任。项城有时命其与克定传话，彼即利用机会交欢克定，日益亲昵。夏并能揣摩杨士琦、段芝贵诸旧派之心理，深相结纳，帝制机密，无所不知，自是夏日亲而张日疏，个中事张异常隔膜，故有人询及帝制，彼答以绝无其事。”袁世凯对张一麐说过几次绝不称帝的话，张信以为真，甚至对外宣称，愿以项上人头担保袁无称帝思想。

1915年6月冯国璋进京面见袁世凯，袁对冯信誓旦旦地表示不肯为帝，设若有人以此相逼，必径赴海外以终老。张一麐对冯国璋亦谓：“老头儿初无自帝之志，二三君子逢君之恶。此何等事，稍有常识者皆知其必不可为，况精明如此老耶？”但据袁世凯三女袁静雪回忆，袁世凯对冯国璋不赞同帝制非常气愤，在冯走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可见此时袁氏已欲称帝，冯、张皆为袁氏所骗矣。

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的发起，标志着酝酿已久的帝制运动终于公开化了，袁氏本人赞同帝制的态度也昭然若揭。此前为袁所骗的张一麐也已幡然醒悟，于是才有了反对帝制的举动。张一麐反对帝制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一是直接劝谏袁世凯勿为帝制，二则发动他人劝谏袁世凯，三则为劝阻以袁克定为中心的帝制派。

张一麐第一次向袁世凯劝谏，据唐在礼回忆：“筹安会成立后，登基前几个月，袁世凯向我询问帝制的意见。后来张一麐对我说，他和我一样，有一天忽然袁传他对话，同样提出了向我咨询的问题，要他答复。张随袁十余年，颇得信任，因此张就委婉地说明民国既建成，再复帝制虑有未妥，话说得比我坚决。袁当时表示，张的话还是恰当的，并且还责怪搞帝制的人对政局看不透。”袁的答语显然是自欺欺人。当晚江朝宗、吴炳湘即约张晚餐，席次逼张勿持反对帝制论调。张坚持己见，江、吴都婉言劝他要“识大体，勿作书生之争”。江、吴二人劝张附和帝制，应是受袁世凯或袁克定派遣。

张一麐唯恐自己一人劝谏，尚不足以打动袁世凯，又请袁所敬重的人士进行劝谏。筹安会宣言发表的第三日，张一麐拜访张国淦，谓：“筹安会发动帝制，本人极反对，已向总统剖切言之，你何不见总统规劝一番？”张答道：“亲近如君，所言尚不动听，如我疏远，哪能挽回？”张一麐又谓：“总统平素对你颇重视，此时多有一人进言，总有用处。”张一麐安排张国淦进总统府会晤袁世凯。张国淦对袁谈及国体问题，陈述称帝各种不利之处，袁表示为国计为子孙计，皆不愿称帝。张国淦辞出，把袁氏答语转述给张一麐，张谓这都是骗你之谈。可见，张一麐此时已悟透袁氏真正意图及骗人手段。

对于帝制派，尤其是帝制运动的中心人物袁克定，张一麐亦进行规劝，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对筹安会的发起人杨度，张一麐则发出严重警告，称：“吾告汝二事，一为前清预备立宪，一为苏杭甬铁路，（袁世凯）皆事前坚拒，事后翻然变计。公为此事，将来诛晁错以谢天下，公之首领危矣。”杨一听之下，大惊失色，但翌日帝制派朱启钤等人约杨谈话，杨经受不住蛊惑，遂又继续进行帝制活动，最终以此身败名裂。

国务卿徐世昌不满意于帝制运动，但徐本人素有水晶玻璃球之称，处事圆滑，对帝制运动采取消极的不合作主义，称病隐退。张一麐登门探访，徐问张：“人皆谓汝书呆，近日仍说呆话否？”张谓：“杨左丞（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抑使勿言，故暂守沈默。”徐曰：“余所闻知已比项城为多，汝较余尤多，汝不言更无人言。”张应诺，次日即向袁世凯进谏，痛陈帝制之危害，与袁争执有一个半小时之久。最后袁仍执迷不悟，谓：“军人将不利于君，幸勿多言。”张愤然曰：“如不能管束军人，假令受其拥戴，专横跋扈，为祸更烈，称帝之结果可知矣，乌乎可？”张一麐出语如此激烈大胆，同僚众人无不敬服，但袁终执迷不悟。

客观地说，袁世凯平日尚有容人之量，加之素敬张一麐，因此对张一麐谏阻帝制尚能优容，不以为忤。曾有人在袁面前中伤张一麐，谓：“不诛少正卯，何以平民愤？”袁笑曰：“一麐罪不至此，讵忍加害哉？”但帝制派对张则极为嫉恨，恐张反对帝制，不利于帝制运动的进行，遂以诸种威逼手段，迫张附和帝制。驻京军警机关对张尤皆恨之入骨，曾买通其家丁，每倒一纸篓中之废纸为五元，希望找到能够罗织成罪的证据，并散发传单，危词恫吓。1915年9月，帝制派中军界要角倪嗣冲等进京，张一麐问袁为何事，袁答曰，彼欲效陈桥故事耳。倪嗣冲联合段芝贵、雷震春等军警界高官八人宴请张一麐，实则向张公然恫吓，但张并不为屈服，态度不失从容。有一次政事堂召开会议，列席者中军警界武官占多数，当讨论筹备登基大典的时候，张一麐站出来反对，才发言，已有人按手枪怒视张一麐。国务卿徐世昌坐与张相近，见情景不妙，即起立牵引张一麐之衣曰：仲仁可随我来，遂未终席。当晚，又有人投炸弹于其私邸，伤一架车之马。张一麐后来回忆说：“仆自筹安会起，至帝制取消，此半年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时张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

张一麐任机要局长，掌管机密，帝制派恐其掣肘，威逼不遂，便行排挤。袁世凯召见张一麐，谓：“汤济武（教育总长汤化龙）因制国歌与诸人意见相左，大闹脾气，辞职而去。今欲汝任教育总长。”10月5日，袁世凯将张一麐调离机要局，改任教育总长。总长位虽尊而教育部则清闲，不复与闻机要，“阳为显擢，意实疏外”。张始终不改反对态度，在教育部，尽量不使本部人员参与帝制活动。

10月之后，袁世凯认为在内政外交方面已获得足够支持，帝制运动遂加速进行，愈演愈烈。有权决定国体的国民代表选举产生，进行国体投票，参政院作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汇查票数，结果各省国民代表全票赞成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两上推戴书。于此紧要关头，张一麐进行第三次劝谏，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是采取上呈书的形式。在呈书中，张一麐婉称袁世凯改共和为帝制，实具苦心，即面对日本咄咄威逼，借内政以延宕外交;宗旨则是点明，此时袁于功勋于德行，尚不足以餍服人心，希望袁勿操切从事。文中有“称帝王者万世之业，而秦不再传;颂功德者四十万人，而汉能复活”等语。但此书上呈后并没有产生反响，反而袁于次日下发告示，承认帝制。张后来喟叹：“对于洪宪前事，曲突徙薪之无效，至焦头烂额而已迟，认为生平伤心之一事。”

刘成禺《洪宪记事诗本事注》称，1916年元旦，洪宪皇帝袁世凯接受朝贺，“旧幕府诸臣入宫，再行便殿朝见礼，仲仁与焉。诸臣行九拜跪礼，仲仁则九鞠躬，诸臣皆愤怒视仲仁，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嫌。鲁莽者起挟种仁，强其行九拜跪礼，仲仁年老不能撑据，唯哀鸣垂泪而已。”刘成禺著作多小说家言，捕风捉影，即如张一麐被强迫跪拜一事，也是子虚乌有。袁世凯虽复辟帝制，但也顺应時势，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废弃跪拜礼即其中一项。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登基称帝，接受朝贺，文武百官皆行三鞠躬礼。袁政府并且对外宣言，洪宪王朝有三事异于前朝：一立宪，一永废跪拜礼，一永不用阉宦。

袁世凯称帝毕竟不得人心，引起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起兵反抗，袁调兵遣将，实施镇压。随着战火绵延，北洋军内部却四分五裂，甚者并与西南护国军联络，内外呼应，要求取消帝制，袁氏遂归失败。袁世凯召见张一麐，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谓：“予昏聩不能听汝之言，一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又拿出一份起草好的稿子交张参考，并谓：“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张道：“此事为小人蒙蔽。”袁道：“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张一麐起草好撤销帝制令，交袁审阅，袁审阅后，将谴责帝制派的语句削去，改称自己：“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张一麐原曾警告过杨度，若袁世凯称帝不成，会把杨度当作晁错杀掉以谢天下。结果出乎意料，袁世凯没把帝制派视为替罪羊，而是把责任归于自己，张一麐感到袁“犹是英雄气概也”。

袁世凯在取消帝制这段时期，与张一麐关系由疏远重归亲近，有时一天召张三次谈话。一次袁世凯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今事已至此，彼推戴者，真有救国之怀抱乎？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梁燕孙（梁士诒）原不赞成，今日乃劝予决不可取消，谓取消则日望封爵封官者皆解体，谁与共最后之事，尚不至首鼠两端。彼极力推戴，今乃劝我取消者，更卑卑不足道矣。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只能与仲仁谈耳。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可不惧哉。”后来有传言称，袁世凯死前感到最对不住的两个人就是张一麐和严修，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张一麐则对此感叹道：“观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项城能出此言，毕竟是英雄本色。”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卒，张一麐感其知遇之恩，痛哭一场。有传言称，张一麐伤感袁氏之死，觅帝制派成员夏寿田痛加斥责，夏则无言以对。袁死之后，张亦辞职南归。

在北洋集团内部，张一麐反对帝制态度最为激烈，劝谏袁世凯次数亦最多，但因孤掌难鸣，终无法阻止帝制运动进行。袁世凯称帝失败，方感张一麐乃真国士，其“书生之见”实为治国箴言，但为时已晚，祸国殃民之局已成。张一麐劝谏虽不成功，但直声震天下，获得世人钦敬。所以徐世昌于北洋官僚中，独称张一麐人格高尚。章太炎亦有名言，论袁世凯称帝失败，其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皙子（杨度）;其二，张仲仁反对夏午诒（夏寿田）;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