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根成

【摘要】市场社会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以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式，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着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经济结构调整面临阵痛，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等挑战，借鉴和超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新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几次飞跃。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又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其他很多方面，苏联都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行的大论战。苏联模式在一开始促使苏联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使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剧变之后，西方一些左翼学者仍纷纷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使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备。

兼容论。20世纪30年代，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其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小型企业和农业可以保留私有制;论证了市场与社会主义是兼容的;论证了计划和市场可以并存，打破了计划与市场相对立的观点;论证了效率与平等的一致性。“兰格模式”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形成。

联姻论。这一模式是20世纪60、70年代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主张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一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美国也获得重大突破，美国的格雷戈里等学者认为：“无论是市场还是计划本身都不具有区分社会性质的属性，既不为资本主义所特有，也不为社会主义所独具，它们都只是一种经济手段。尽管资本主义同市场不可分离，但是把市场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剥离开来是极为可能做到的。”①这就是说，市场并非天然是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市场也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联姻。

主导论。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张在复杂的工业社会体系中，如果采纳社会主义的目标，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就应该让位于市场，计划只是补充性的机制，这就突破了市场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在计划和市场二元机制上徘徊不前的局面，从而确立了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核心地位。

深入发展的新时期。苏东剧变以来，市场社会主义受到广泛关注并形成了研究高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建构起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是在对原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反思和对现行资本主义不平等、不合理制度的不满的反思中初步建构起来的。他们围绕效率、平等和民主三大目标，从政治民主、经济效率、公平分配、工人管理、技术革新、环境保护等要求出发，将论证范围扩大到了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

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启示

所有制结构方面。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公有制的理解不同，有的把公有制说成是社会所有制，有的把公有制说成为各个企业的劳动者共同所有的集体所有制，还有的把公有制说成是全民的所有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为了突出市场的效率作用与激励作用，有逐渐淡化和否定公有制的趋势。

中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还是在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都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然，我们并不是盲目坚持以前的“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而是在借鉴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如何结合”的基础上，又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我国现在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也是最大的国情出发，在如何实现市场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以及结合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大胆的理论创新，并取得了实质性和突破性进展。自党的十五大开始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以来，我们不断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两权合一，还是两权分离。公有制实现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所有权;第二层占有权;第三层使用权;第四层经营权。后三个层次都是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制、租赁制等我们都可以采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一个法律体系、一个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多项具体制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依据这一原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党的十二大还仅仅提“个体经济（注意：不包括私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到党十三大就把范围从个体经济扩大到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地位也由“必要的补充”上升到“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十五大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从方针、政策层面上升到基本制度高度，而且载入了我国的宪法。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②，说明非公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都是”的提出，使非公有制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不仅不再从意识形态领域区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也从理论上保障了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样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公平使用社会资源。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方面。虽然国外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把市场社会主义以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为标杆，认为它“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原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③，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一方面，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因为它是造成两极分化现实，但却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另一方面，它虽然否定了社会主义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因为它是造成低效率的现实，但却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观，从而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两大理论创新：一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在此前提下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特别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对于新形势下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入分配在任何国家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悖的，我们要使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使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发展到尖锐对立的地步，切实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之初，为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效率低的局面，我们优先强调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党的十六大之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据资料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顶峰0.491，即使近几年逐步下行，2012年还是达到0.474。这表明我国收入差距还是处于较高水平，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把注重公平的领域从再分配扩展到初次分配，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十八大则进一步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④我们看到，我们党对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公平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经上升到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平等。

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市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运作基础，，但仅仅有市场调节是万万不能的。苏东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首次提出了“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活动完全由自由的市场机制调节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机制自身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因而有必要对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以避免其消极作用。”⑤市场社会主义的这种宏观调控理论， 对我们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能否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关系到我国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在对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在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上一直存在争论，一直到党十四大才不再羞羞答答拘泥于“这个为主，还是那个为辅”，而是直接提出，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确立了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此后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政策层面加以确认，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此后市场发挥作用的广度进一步延伸;十八大又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大;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从十五个方面，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其中，特别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全新表述格外引人注目，为全社会多个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指明了方向，突破了藩篱，将会进一步加快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步伐，将生产要素改革引入更深的层次，加快实现现代化步伐。特别是人口这一生产要素，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富余劳动力也逐年减少，单靠人口的规模驱动力来拉动经济的动力已经减弱。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将市场地位从“基础性作用”拔高到“决定性作用”，凸显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决心和力度，也同“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相契合。

当然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这就需要“有形之手”—国家宏观调控来弥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放任市场单一发挥作用，也不是将市场严控在政府调控下，而是要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无形之手”揭示出来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一样，“有形之手”所体现的是市场经济规则，规则是人为制订的。正因为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决定其必将是一把双刃剑：能够弥补市场缺陷，保障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转;反之则是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成为市场运行的障碍，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

现在单靠刺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了，因为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已经明显递减。我们既要通过宏观调控化解产能过剩，更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同时不断探索新的产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坚持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各自的优点和长处，把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有效、有机结合起来。如果要让市场真正在社会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就要转变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建立有效的权力下放机制，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

结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前途感到迷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趁火打劫，鼓吹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模式，社会主义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西方国家一些左翼学者对此予以了有力的回击，市场社会主义便是其中的流派之一。美国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罗默认为，苏联的失败不应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应归因于苏联取消了市场，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还有很多左翼学者也认为，苏东模式的失败并不能从另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完美无缺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好的。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市场社会主义对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模式，力图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指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从而使市场社会主义变为现实。但不可否认，市场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缺乏科学的认识，也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可行的途径、方法和主体。

笔者认为，由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爆发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并由此导致的社会危机，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美国至今还没从危机中走出来，这说明美国的发展模式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好的发展模式。相反伴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中国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历史比较看，还是从国际比较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作者为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副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汪平：“‘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启示”，《思茅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6期，第59页。

②《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2013年11月12日。

③⑤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1 页，第244页。

④《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公报》，201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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