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伟

社区基金会是当下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南京、深圳、上海等地纷纷展开试点，民政部也对此表示肯定。

2016年，江苏省南京市所有社区将全部成立各自的社区基金会。此前，深圳、上海、重庆、天津、北京等地也纷纷进行相关探索。可以说，社区基金会的中国模式正在起步。

社区基金会为何备受欢迎，且以高速发展之势入驻我国城市社区？其究竟有何特色和亮点？又该如何优化其成长之路？诸多谜团亟需解答。

缘起为何

目前，我国社区治理中存在着诸多难题。社区基金会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首先，社区基金会能够弥补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由于政府组织自身水平有限和市场组织的利润动机，其在提供社区服务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社区基金会作为公益性、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区服务供给的不足。

在深圳光明新区，社区基金会资助社区孤寡老人、开办老年食堂；为在深工作的农民工子女举办“小候鸟”夏令营等等。自成立以来累计开展个性化公益服务项目30余个，惠及居民上万人次。纵观国内外实践，社区基金会关注各种民生问题，致力于社区各种社会事务，切实弥补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不足。

其次，社区基金会能够破解居民参与热情不高的难题。目前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是各地社区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考察各地社区治理的实践，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观意识不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的热情不高；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和志愿活动积极性较低等现象普遍存在。

如何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是当下社区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日本，为突破此困境，制定了一亿日元的改造计划，连续三年为社区提供一亿日元，以此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在南京，居民可以向社区基金会申请“微基金”，根据自己的兴趣志愿为居民提供服务。这种小额的“幸福基金”点燃了居民心中公益的火苗，大大提高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可以说，社区基金会通过募集内部资源，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资金支持，是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味良药”。

三大魅力

社区基金会之所以备受欢迎，主要归于其独特的三大魅力。

一是筹资本土化。社区基金会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佳典范。其筹资对象主要是本社区的利益相关者。2008年成立的桃源居社区基金会由深圳桃源居集团董事长李爱君女士捐资1亿元设立。2013年深圳蛇口社区基金会由89个居民每人捐赠1000元成立。2014年深圳光明新区社会基金会则由光明集团、华星光电等21家爱心企业捐赠1470多万元而成立。2015年北京、上海、南京因“社区建设计划”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则由汇丰银行出资800万发起。通过考察各地实践，可以看出居民、企业、商业机构和社会爱心人士等已成为社区基金会的主要捐赠主体。

二是管理自治化。社区基金会由居民自我管理，居委会主任、社区党委书记等“社区官”不在社区基金会任职。社区基金会成立理事会，选举理事长和理事，负责社区基金会的日常事务。2014年3月，深圳光明新区社区基金会发起成立5家社区基金会，理事会分别由捐赠人、发起人、居民代表、专业人士等5-11人组成，通过推荐会议协商产生。为了提升理事会专业水平，5家社区基金会邀请了16名专家学者、律师、记者等专业人才进入理事会。结构多样化的理事会，有利于制定科学有效的决策，从而有利于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服务社区化。社区基金会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内的广大居民。社区基金会向社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方式。2014年3月，深圳光明新区的5家社区基金会，为300余名社区困难居民直接提供经济救助近百万。

另一种则是通过开展项目资助专业社会组织的方式。在深圳凤凰、新羌、圳美社区，社区基金会针对归侨家庭教育问题，委托第三方社工机构实施“金色朝阳”项目，使200多户侨民家庭受益。在南坑社区，社区基金会出资14000元，资助6家社区社会组织成立，使其服务于社区居民。因此可以说，社区基金会多样化的服务方式，为居民提高了全面、专业和高效的服务。

潜在阻力

在社区基金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在制度衔接、专业人才、独立性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仍存在潜在的阻力。

首先是制度困境。社区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制度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社区基金会的自身定位不明，与各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未界定清晰。因社区仍存在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等多个治理主体，故社区基金会与上述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彼此之间职责划分是当下需要亟待解决的难题。二是社区基金会原始基金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原始基金金额不符。《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的最低门槛为200万元，而在实践中社区基金会成立的原始基金远低于上述金额，故有违法嫌疑。

专业管理人员缺失，也已成为制约社区基金会发展的重要阻力。考察各地实践，诸多社区基金会没有专业管理人才，从业人员多是兼职。虽然社区基金会内部成立理事会，但理事欠缺专业知识，不熟悉基金会运行程序。于2013年成立的深圳圆梦南坑社区基金会，共选举11名理事。但11名理事中仅有2名有从事基金会管理经验。而约82%的理事不具备基金会管理经验也无公益组织从业经验。专业管理人才的缺失，不仅不利于社区基金会的持续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项目设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再者，独立性弱。目前社区基金会主要采取政府主导的培养模式，因此在此种模式下社区基金会的独立性较弱。一是社区基金会资金过度依赖政府和企业。由于社区基金会资金筹措专业性较差、渠道单一，因此主要依靠政府和企业的资助。据深圳一位社区基金会从业人员透露，“社区基金会的本金几乎全部来自政府和企业”。二是社区基金会日常管理和项目运作过程中，其行政化色彩也较为浓厚。基层政府过多的干预项目运作和资金使用情况。在此种情况下，社区基金会理事不能自主决策，严重制约了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最后是认知度低。调查显示，在对深圳南坑社区居民的随机采访中，多数居民对本社区的基金会并不知情。仅有几位居民知晓但不了解其具体运作情况。社区基金会的主体为本社区的居民，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居民的参与。在具体实践中，作为主体的居民并没有参与其中，显然不符合社区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报道显示，在深圳南坑社区基金会募集资源的过程中，普通居民的捐赠几乎为零。而居民资金支持的缺失，将有损于社区基金会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如何优化

如何突破社区基金会成长的困境？简而言之，应当明政策、增能力、促参与，以此优化其成长之路，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优越的政策环境是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相关部门应秉持宽松、支持的原则，制定有利于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法律政策。一方面要明确社区基金会的自身定位。厘清其与社区各组织之间的关系，界定各主体之间的权责义务和服务范围。

另一方面，要降低社区基金会的门槛。在美国，社区基金会的重点不在于准入门槛的设定上，主要对其财务行为和公益活动进行监管。因此，在我国也应降低社区基金会的准入门槛，注重过程监管。

再一方面，应给予社区基金会一定的税收优惠。美国1969年的税法改革为社区基金会制定了宽松的优惠政策，提高了捐赠人的减免比例，扩大了捐赠对象范围，放松了税收审查，免去了繁琐的报告程序。我国可借鉴美国的做法，结合实际情况给予社区基金会一定的税收优惠，通过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企业以多种方式提供捐赠。

社区基金自身的能力建设也至关重要。于当下而言，社区基金会应从人才培养、资产管理和公益营销三方面着手。在人才培养层面，社区基金会应从内部治理、项目管理、资金运作、公益营销等多层面，加强专职人才队伍的培训。在财务管理层面，社区基金会不仅要拓宽筹资渠道，创新筹资方式，还要提高资产的管理能力。在美国，社区基金会通过从特定的团体集资，为某项事业设立专项基金，与富人签订协议建立遗赠基金、捐赠方案“私人订制”等多种方式募集资金。且将资金委托银行、信用社等第三方专业机构代为管理，保证资金投资运营的专业性。故可借鉴美国的做法，提高社区基金会的资产管理能力。

在公益营销层面，社区基金会应建立专门的微博账户、微信平台，提高其在居民之间的知晓度。加大对其公益活动和慈善救助的宣传力度，提高自身的公益影响力，从而获取社区居民的认可。

此外，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是当下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关键。一方面要加强对居民参与意识和慈善精神的引导和宣传。在社区内部，应强化居民参与意识，可采取入户宣传、召开座谈会和发放意见征求表等举措，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活动。

同时，应加强居民慈善精神的教育。社区基金会的良性运转要依靠居民的慈善热情。而我国居民慈善精神普遍弱化，相比于慈善捐赠80%来自普通居民的美国，我国仅有10%来自普通居民。故此应通过开展社区公益活动、举办社区公益讲座、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公益活动等多种方式，加强居民慈善教育，激发慈善热情。

另一方面要创新居民参与的方式。如通过公益积分获取志愿服务、评比社区公益之星等方式，确保居民参与的持久性。另外，社区基金会还应广泛运用社区家园网、社区微博、社区微信等平台，确保居民参与的便捷化。（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