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红军

张中行、季羡林、任继愈是新世纪中国文化进程中当之无愧的“北大三老”。无论是作为学子还是业师，他们的经历、学识、思想、风范，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当之无愧，罕有其匹。

而“北大三老”的爱情，是其中尤为壮丽的华彩乐章。

张中行

“三老”的爱情中最受争议的是张中行。

张中行与杨沫相识于1931年。那年，张中行22岁，刚考入北大国文系，风华正茂，风流倜傥。而杨沫也是青春年少，在北京西山温泉女中上高中。因家境衰落，杨母打算把她嫁给有钱的军官，杨沫坚决不从，遂放弃学业，离家出走。一个叫于大哥的人与张中行相识，他让张中行为其表妹的同学（即杨沫）介绍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张、杨于是二人相识了。“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有理想、不世俗……”这是张中行初见杨沫的印象。

见面后，张中行愉快地牵线搭桥。经介绍，杨沫去香河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张、杨二人郎才女貌，加之在读书和文学创作上有共同语言，很快掉进了爱河。在北大沙滩附近，他们租了间民房，过上了浪漫的生活。因为年轻，杨沫接受外界新思想较快，喜欢阅读新文学运动类的作品。张中行则比较老成，爱钻研古书和外国哲学原著，两人的兴趣爱好与阅读趣味呈现出距离与差别，这为他们以后的离异埋下了隐患。

两人的热恋持续了四年。1936年，意外发生了。

时值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的政策加重了这种国难仇深。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更是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推向了新的高潮，这对年轻的杨沫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她渴望与有为的社会青年一样，到浴血的抗日战场上去接受人生的洗礼。而老成古板的张中行还待在象牙塔里，一心一意地营造自己的书斋生活、小资生活。在当时年轻的杨沫眼里，政治大于生活，也几可等同于爱情。当循规蹈矩的张中行再也罩不住杨沫思想的羽翼时，爱情的滑稽剧就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上世纪50年代，杨沫发表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一举走红中国文坛。杨沫在书中虚构的以张中行为原型的余永泽成了广大读者一致声讨的对象。受此牵连，张中行被遣返回河北香河的老家务农。对这一切的遭难，张中行都逆来顺受，不置一词，始终隐忍不发。“文革”期间，有人让张中行检举杨沫的言论，张中行并未跟着落井下石，说杨沫的坏话，而是说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难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再后来，杨沫在回忆录《青蓝园》中有对张中行不恰当的描述，张中行也抱着绝不发言的态度，一直沉默到底。

季羡林

要说季羡林的爱情，不能不追溯季羡林的家世。

季羡林祖籍山东临清大官庄，父辈只有他父亲和叔父兄弟二人，他们又只生养了季羡林这么一个男孩。6岁时，季羡林到了省城济南的叔父家，过起了离家求学的生活。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私塾读小学，初中考入正谊，高中转入山东大学附中（又称北园高中）就读。从初中到高中，季羡林的学习一路领先，国文习作很受老师推崇，古文功底尤甚，小小年纪已经有了超群的写作天赋。

但人生的不完美之处也在于此。种种人生遭际让季羡林幼小的心灵异于常人，其孤独之苦无法为外人道也。高中毕业，遵照叔父之命，季羡林报考济南邮政局，也不知是季羡林有意考不中，还是老天爷成全，季羡林没有考取。于是，再赴北京赶考，结果一鸣惊人，季羡林同时为北大、清华两校录取。

其实，季羡林高中一毕业，即1929年18岁时，叔父就自代父命，亲自为他选定了一门婚事，18岁季羡林就结了婚。

新娘是谁呢？季羡林叔父同事的三女儿，名曰彭德华。季、彭两家非常交好，住的还是前后院。彭德华年长季羡林4岁，虽算不上“青梅竹马”“一见钟情”，但低头不见抬头见，东屋拿面，西屋借瓢，二人的接触肯定也是有的。

但世间之事怪就怪在错点了鸳鸯谱。季羡林没看中彭德华，他的丘比特之箭瞄准的是自己的小姨子——彭德华的四妹，小彭德华两岁的“荷姐”。但时不我与，天不佑人，是季羡林自小就畏于叔父的严厉管教，不敢与命运抗争，还是荷姐少不更事，畏于妇道尊严，不敢姐妹易嫁？到头来二人的这段暗恋，都往事随风，成为一场无言的结局。

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职场上一路顺风顺水，他不仅是北大文科仅有的七个“正一级”教授之一，而且是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个，还是社科院学部委员。但直到1962年季老夫人彭德华迁来北京，全家才得以团聚。这样算来，从1936年季羡林去德国至1962年全家团聚，夫妻分居长达26年。

季老就是季老，两人虽然没有爱情，但夫妻情分还是有的。季老还为妻子德华写过一篇文章《寸草心》，文中这样写道：“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

任继愈

“三老”之中，任继愈年龄最小，爱情也是最顺畅、最恩爱的。

任继愈，原名任又之，1916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旧式军官家庭。父亲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抗日战争，后衔至国民党少将。

1934年，年仅18岁的任继愈如愿考入北大哲学系，受教于汤用彤、熊十力、钱穆等教授。1938年，任继愈在随校南迁的北大哲学系毕业。1939年，他又一举考取了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生活对年轻的任继愈来说，翻开了新的一页，而爱情也在紧张的工作中不期而至。

任继愈的同学王维澄是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以一篇《老子化胡考》的毕业论文享誉学术界。王维澄回国后在师范学院教哲学史，业务繁忙。他的爱人在西南联大附中教语文。有一次，王维澄的爱人生病不能上课，学校又找不着合适的替代人手，王维澄便找任继愈商量，让他到附中代几天语文课。这让任继愈很犯难，但经不住王维澄一说再说，便答应了。

不承想，这一答应，竟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语文课的，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冯钟芸。因为是教同一年级的课，年轻人之间又没有隔阂，一来二往，两人就熟了。冯钟芸出身于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大伯冯友兰是开宗立派的哲学家，姑姑冯沅君是知名的文学史家，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教授。冯氏三兄妹以“三冯”名贯当时的学术界。

也许老天爷成心要帮助这对人间男女。不久，冯钟芸被聘至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按说这样两人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但两人都没有太过主动，尽管身在一个学校，作为同事，谁也没有主动挑破爱情这层窗户纸。

这时，任继愈的导师兼恩师汤用彤先生坐不住了。他看到自己年轻的弟子不事婚姻，心里很着急。终于有一天，他郑重地打扮了一下，亲自跑到冯钟芸家去（因为任继愈孤身一人在外，且家人都在山东平原），自代家长，为弟子上门提亲。恩师替弟子登门求婚，这在战时不能说绝世少有，但也是感人至深。

1946年，二人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从那时起一直到晚年，他们相濡以沫，再也没有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