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

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领导干部更迭。代际交替不仅是完成政治系统自我更新和强化的人事法则，也是政治认同的重要源头。

密集的人事调整将“60后”官员群体推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迅速崛起的新生力量。随着这一群体的大幅扩容，他们对未来中国走向和执政思路将形成更有分量的影响，从他们的擢升路径也可以观察出中国选官制度的变与不变。

对“60后”高官的广泛关注大致始于2010年。这一年，年龄最大的“60后”进入了50岁这一政治身份上的重要关口。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前夕，“60后”省部级干部已经有161位，其中的7名省部级正职领导尤被视为政坛新星。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早在1998年就以38岁的年龄出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晋升省部级正职时最年轻者；在西藏历练多年的胡春华短暂履职团中央第一书记和河北省委副书记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农业专家”孙政才从北京市顺义县委副书记位置上升至农业部部长只用了9年时间，43岁即成为最年轻的部长，仅3年后于2009年调任吉林省委书记；与上述3人同为十七届中央委员、有“航天少帅”之称的张庆伟于2011年由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技术出身、执掌“大飞机”的国企高管直接进入地方施政。

此外，还有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36岁时就已经履职乌鲁木齐市长，是当时最年轻的省会（首府）城市的市长；早前由石油系统步入政坛、被老石油部的部长们称为“东北虎”的苏树林已是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团中央第一书记处书记陆昊是唯一的“65后”，2008年出任这一职务时仅41岁，创造了中国正部级干部年龄的新低。

40岁之前就已经成为副部级干部的上述官员可谓“60后”中的第一方阵。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曾专门对“60后”省部级官员进行分析，统计表明“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而这7名官员晋升副部级的年龄远低于平均值，孙政才38岁当选北京市委常委，胡春华38岁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努尔·白克力39岁成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陆昊不到36岁就成为北京市副市长。

晋升速度多源于破格提拔的经历，从他们的成长路径来看，起步于机关、国企、科研机构不一而足。

2012年底，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孙政才、胡春华双双跻身副国级，“60后”首次进入政治局。十八大闭幕不到一周，孙政才即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时隔一月，主政内蒙的胡春华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之后，周强也晋升副国级，于2013年“接棒”王胜俊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法学和司法职业背景得到续接。成为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唯一一名“65后”的陆昊则出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2014年底，努尔·白克力由新疆入京，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此前一年的强力反腐下，该局多名司长被带走。

十八大之后的高层人事调动延宕至今。截至目前，“60后”正部级官员已经由此前的7名增加至18名。其中也诞生了受到密切关注的“新秀”。出生于1965年的秦宜智于2013年3月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调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由副省部级跨入正省部级官员序列；十八大后出任中纪委副书记的陈文清则于近期迎来了新的变动，据称目前已担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部级领导职务；其中，“从新闻记者走来的政府官员”鲁炜自出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后便密集高调亮相，与媒体和互联网业的互动常常引来热议。

从履历中可以看出，新晋正部级序列的“60后”中，有法学专业背景的官员明显增加，如同为西南政法大学科班出身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前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则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副教授。此外，新疆政协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也毕业于法律系并有较长的基层法院工作经历，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敏尔的在职研究生学习也选择了法学。

除了人文社科和法学背景，履新的“60后”正部级中也不乏专家型官员。2013年出任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的郝鹏就经常被媒体与河北省省长张庆伟比较，二人是西北工业大学78级校友，同样出身于航天系统、由“国企高管入仕”。不同的是，郝鹏长期在西北边疆省份升迁，历任兰州市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政法委书记，直至青海省省长，“边疆”色彩浓烈。2015年全国“两会”前上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更是直接由清华大学校长一职转而入阁，其在环保学界具有非常权威性的口碑。

从目前的人事调动节奏来看，未来几年，“60后”正部级序列会进一步扩容。“65后”的副省部级官员目前也已经有60人左右，他们当中能够获得拔擢者将刷新这一群体的“年轻化”表征。未来几年将是他们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候。

副省部级以上的“60后”官员群体目前超过220人，据《南风窗》记者不完全统计，除军队系统以外，十八大以来重要人事变动中涉及的“60后”官员已有150多名，2015年以来发生调整职务的已有54人，其中35名为省级党委常委。

十八大以来，大规模的高级领导干部调整出现多轮浪潮，密集期除了每年的“两会”前后，还有年中开始的不定期大范围调整。其中有到龄退休和正常调动，比如2014年底发改委一天四副主任退休后，“60后”王晓涛、林念修、努尔·白克力相继履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使现任12名副主任中的“60后”人数增至5名。

此外，随着反腐败的持续深入，更多“60后”副省部级官员补缺显要位置，比如山西省经历“塌方式腐败”后，原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吴政隆成为太原时隔8年后的非晋籍书记；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调任广州市委书记；2015年初，无锡市委书记黄莉新调任南京市委书记；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调任济南市委书记等。

央地干部交流在近10年已经形成了一项长期制度，十八大后的交流明显提速。多名“60后”从地方进入中枢或者国务院组成部门，此前他们长期在地方任职，并且从未有过跨省任职的经历。如2013年出任中办副主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的丁薛祥此前一直在上海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书记等职；2015年4月出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之前，冉万祥长期在甘肃工作，从甘肃省委农工部干事至甘肃省副省长、统战部部长；2013年担任工信部副部长的毛伟明此前也一直扎根江苏，在江苏省副省长任上不满一年即入京。

从中央到地方交流的“60后”干部此前也多没有地方工作经验，前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于2014年首次进驻地方，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原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2013年底进入上海市委常委，担任纪委书记；前民政部副部长戴均良于2013年任北京市副市长，近期进入北京市委常委，虽然曾在沈阳短暂担任副市长，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民政部工作。

在整体的干部交流大布局背景下，纪检监察系统的调整尤为密集。随着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启动，垂直监督的方向确立，中纪委高层的人事调动也配合展开，在9名空降地方的中纪委官员中，有5人为“60后”。3名中纪委常委黄晓薇、姚增科、崔少鹏分别空降山西、天津、吉林担任纪委书记，原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和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则分别出任广西和西藏纪委书记。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此分析称，在中纪委工作多年的资深干部，到基层能更接地气，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可操作性。对基层纪委来说，空降干部和地方没有利益纠葛，能更放心查办案件，提高办案的效率。

选人用人大布局时代，干部遴选系统的开放性也有所增强。十八大后，从高校、研究机构、国企中调任党政系统的“60后”明显增加，新任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干部二局局长的周祖翼，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党组书记申长雨，环保部长陈吉宁，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均来自于高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从国家智囊机构进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从国企高管进入党政系统的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兼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董事长张国清，出任重庆市委副书记。2015年全国“两会”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易军“空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任第一副部长。

自2006年干部人事制度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后，异地交流和“空降”已经成为一项“传统”，并且日渐形成了制度化安排。而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确立加快了推陈出新的现实需要，从中央到地方，新的执政团队必须是能够跟得上改革步伐的班底。对“60后”官员来说，这是改革关口赋予他们的机遇和责任。

十八大之后，“50后”主导中国政坛的格局未变。十八届中央委员中“50后”占比80%，“60后”尚不足5%，党的最高决策群体中“60后”崭露头角。而在地方，“60后”作为一支新生力量提速崛起，省级官员大幅扩容。

从最新的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来看，“60后”已经在一些省份形成了主力态势，过半的省市自治区有山西、福建、广西、重庆、贵州、西藏、青海、新疆；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地省委常委中的“60后”则已经有半数或接近半数。除了跨省交流之外，还有一批本土“实干派”官员递补进省级常委序列，从他们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多具有管理开发区、国有企业集团的经验，以及管理学、经济学专业背景。

作为地方领导核心，这批“60后”省部级干部将肩负未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职责，成为中共最主要的执政骨干力量，甚至进入更高级别的决策层，从而影响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大多数观察者认为，“60后”的代际特征将会影响这一代官员群体的整体思想倾向、政治行为模式和执政风格。“60后”省部级官员给外界的普遍印象是年轻、高学历、有较为扎实的实践经验和人文社科背景等。他们的青年时期和仕途晋升道路均与上世代有很大不同，“50后”官员青少年时期遇上“上山下乡”和“文革”，而“60后”官员在他们迈入青少年后适逢改革开放，高考制度恢复使得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够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成为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受益者。

然而，这种成长经历的特异性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众对政治理想的期望，还取决于政治制度和干部系统的活力与弹性，尽管“60后”高官群体在施政中已经表现出了解和关心社会诉求、对法治和制度较为认同、偏向柔性化治理的一面，但其变革思想仍在很大程度上要以政治运行基本格局为前提。

官员选拔制度开始具备了更多的开放性，但总体来说仍是一个高度路径依赖的比较固化的体系。在相对固态的政治系统中，同一性趋向很可能压倒个性化展现。真正影响时代的从来都不是以年龄划分的社会学群体，而是有共同价值和信仰的人集聚合流，担当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