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

学术界的名人轶事里，有些和金钱牵连在一起。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的《经济学原理》，是经典，也是畅销书。日文译本的学者，单单是靠日文版的版税收入，就成为小富。他用版税买来的房子取名为“豪贵之宅”。另一位学术界超级巨星，桑德尔当之无愧。他在哈佛的公开课程，通过电视媒体，享誉全球。他在韩国发表演讲的地方，是能容纳数万人的露天运动场。他的收入，当然也就和“披头士”、“猫王”等演艺界传奇属于同一个级别。相形之下，“超人”尼采，曾经推出作品，首次印刷四十本。这种天壤之别，刚好和本文的主旨相关。

另一方面，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曾经有人比拟：把人类历史看成一天，工业革命前有二十三个半小时;之后，才只有短短三十分钟。可是，这半小时所发生的变化，却远远超过前面二十三个半小时的总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可以从很多方面观察。其中之一，当然是经济活动和市场。工业革命，使大量生产成为可能，商品市场大幅扩充。利润动机，又滚雪球般地，引发一波又一波的发明、创造、市场/商品化……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里，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殆无疑义。

前面两个因素（桑德尔和市场），就是本文的背景。具体而言，桑德尔的近作《钱买不了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在很多国家，都高居畅销书排行榜。身为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以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为专业，桑德尔对市场提出质疑，对经济活动提出反思，也对经济学者提出忠告。

本文将以桑德尔的论述为起点，在智识上往前推进。对于学术活动，一种比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另一种比喻是，对同一座雕像，由不同的角度打镁光灯，希望烘托出雕像较完整的神韵。本文的性质，比较接近后者，原因很简单：经济活动，你知我知;市场的基本性质，毋需修过《经济学原理》，老幼妇孺皆知。对市场的解读，不需要站在高处;对于触手可及事物的阐释，也毋需高论。道理浅中求，真佛只说家常话。多言无益，让证据来说话。

桑德尔对市场（和经济学者）的批评，不是借着方程式或图形，而是一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例子。对于桑氏质疑的响应，经济学者有礼有节、论述有据、毫无肝火。

桑德尔论说的方式，脉络很清楚：他先描述一些事实，而后从中萃取出一些深刻的观察。书中的故事很多，两个具体的事实，至少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

首先，捐血救人，很多社会里都是广受赞美而且众人参与的懿行。然而，在很多社会里，也卖血换钱，是一直存在的事实。桑氏引述研究资料，清楚说明屡见不鲜的事实：在血荒时，如果医疗单位呼吁社会大众捐血，往往有明显而立即的效果。可是，在血荒时，如果医疗单位呼吁和征求，社会大众卖血解困，不但效果不佳，甚至会导致捐血人数减少。

其次，他引述在以色列进行的小规模测试：托儿所放学时，往往会有父母迟到，增加托儿所行政上的负荷和困扰。后来，托儿所宣布新的措施：凡是迟到的父母，要缴款项若干。希望以价制量，借着设置“罚款”，改善父母迟到的现象。没想到，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罚款的措施公布之后，迟到的父母反而明显地“增加”。

由这些生动的事例里，桑德尔归纳出市场（经济活动）的两点特质：第一，某些物品（东西），不在市场里交易，是一种性质;一旦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对象，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捐血卖血，是明显的例子。第二，一旦让金钱有发挥的空间，很可能就排挤或取代了道德。原先道德能施展的范围，反而可能缩小，甚至消失—有了罚款之后，父母们借金钱而取得迟到的权利;原先守时、体谅托儿所的情怀，反而大幅萎缩。

除此之外，桑德尔还进一步发挥，对经济学者提出忠告：市场里的经济活动（以及必然涉及的金钱），并不是“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市场和经济活动与道德之间，有着微妙而重要的联系。对于市场和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深层价值，经济学者值得转向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当然，意在言外的是：道德，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在市场和经济活动里，也应该（或更应该）受到重视。

桑德尔的故事，未必是向经济学者叫阵喊话，可能还有其他主要目的：展现自己很聪明博学，增进读者对市场的了解，维持本身的市场价值等等。然而，直接间接，经济学者觉得如鲠在喉，有话要说。因此，桑氏的书引发经济学者一连串的响应，最有代表性的，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贝诗礼（Timothy Besley）。他的主要论证，可以约略总结成几点：

首先，货币金钱和买卖交易，会改变东西（物品）的性质，符合常情常理。送病人一束鲜花，和送一张百元面值的购物券，感受不太一样。捐血和卖血，情况类似。然而，面对血荒，一种方式是道德劝说，鼓励民众捐血;另一种方式，是提供买（卖）血的信息。即使买（卖）血的信息，会令一些潜在捐血者却步，但如果血荒持续，价格提高，效果未必比道德呼吁差。原因之一，是金钱货币很容易转换成别的价值，而别的价值（包括道德）之间，不一定容易转换。就公共政策而言，很多时候，金钱货币这种价值，效果直接而明显—呼吁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增设监视器摄像头和违规罚款，两者之间的高下如何，毋需多言。

其次，经济分析，逻辑性很强，因此，分析问题时，往往先针对一个因素考虑：当这个因素改变，而“其他条件不变”时，情况会是如何？“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是经济学里根本而重要的“需求定律”，普遍成立。以色列托儿所推出“迟到罚金”，迟到的父母反而增加，看起来违反需求定理，其实不然，因为“其他条件”已经改变。对于迟到的父母而言，原先是借交情请托儿所帮忙;万一有差池，自己要承担相当责任。迟到变为付罚金之后，现在变成一种契约性关系：父母付钱（罚金），托儿所照顾幼儿。托儿的责任，已经由父母身上，转移到托儿所身上。因此，迟到的父母增加，完全合于情理。值得进一步追究的是，如果罚金继续增加，到何种程度，迟到的父母会开始减少？这时候，需求定律又回复到以简单直接的面貌出现。这些考虑，在后续的研究中都已经得到证实。

再次，对于“市场”，提出许多质疑;特别是援用道德，在道德的量尺上对市场做出价值判断。经济学的核心观念，是“成本”，用白话文表示：运用资源（做事情），有很多方式;不采取这种方式，替代方案（机会成本）是如何？换句话说，桑氏指摘以“市场”运用资源，有可议之处。这种指责，只是故事的一半;另外一半，是除了指责之外，能负责地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替代方案，是“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论对，容或还有孰优孰劣的未定之论;让证据说话，苏联体制崩解，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开始走资拥资，是最好的说明。

最后一点，是论述的方式，也就是涉及了方法论。经济分析，已经有一套众议佥同的基本架构;在理论或实证上，循序渐进。然而，桑氏的论述，最多只算是个案研究。既没有揭橥一以贯之的分析方法，也没有论证：在哪些条件下，市场会对道德带来冲击？就严谨性和一般性而言，桑式的论述还有很多待填补的空间。当然，一部作品所应承担的责任有限，桑氏能引发大家（特别是经济学者）的思考，已经是重大贡献。他作了很好的引言，后面的篇章显然还有待来者。

前面是整理和总结，下面将另辟蹊径，针对“市场”和“道德”这两者，由不同的角度打出镁光灯。重点阐释市场和经济活动的意义以及市场与道德的联结。

一叶可以知秋，桑德尔的书名《钱买不了什么？》已经隐含对经济活动和市场的质疑。货币和金钱是经济活动的媒介和成果，却不是万灵丹，确实如此。可是，经济活动和市场的正面意义，也值得仔细琢磨。具体而言，经济活动和市场，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对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主要的几点正面意义，可以简单阐释如下：

首先，在传统封建社会里，财富主要是靠世袭、争战或掠夺而来。工业革命之后，大量生产使经济活动大幅扩充;中产阶级形成，人类的生活质量不断地提升。这一切巨变，都是环绕着市场。稍微详细一些：工业革命带来量产，而量产使经济活动蓬勃发展。通过市场的交易，买卖双方互蒙其利。在供给面，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得到可观的利润;利润再投入研发和生产，创造更多的利润。在需求面，随着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价格的普及化，消费者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产品。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使市场的范围（深度和广度）一波高过一波。

中产阶级快速形成，生活水平、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毫无疑问，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的尊严也普遍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主要的驱动力，是人们改善自己、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媒介，就是经济活动和市场。

其次，经济活动和市场有很多特质，利弊参杂。为人诟病之一是，市场交易必须是有生产力的人才能参与。对于残障智障等弱势群体，不具备生产力，自然不能享受经济活动的果实。这是事实;然而，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和财富的累积，国家所取得的税收也愈益可观。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弱势群体的福祉，事实上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小事一桩，可以透露许多讯息：目前，在任何稍有规模的城市里，人行道上都铺有盲人砖。三五十年前，没有导盲砖;但是，三五十年前的盲人，卫生医疗条件使然，必然更多。因此，随着经济活动的进展，不但中产阶级（社会的主流价值）福祉增加，弱势群体（各种小众文化），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照拂。

再次，伴随着经济活动和市场不断扩充，人们的理性程度也逐渐增加。这是微妙、重要而一直被忽视的一点，值得仔细琢磨。具体而言，先想象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婚丧嫁娶，各有所依。无论农事与否，生活里的大小事项，都有历代相传、众人所知的风俗习惯。只要遵循风俗习惯，每个人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而维系风俗习惯的，就是道德上的对与错以及对应良心上的自我（内在）和他人（外在）奖惩。因此，在一个传统社会里，个人行为所依恃的，主要是：风俗习惯、遵循与否的决定以及对应的奖惩。既然风俗习惯的维系和道德密不可分，传统社会里充斥着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也就不足为奇：遵守老祖宗世代相传的做法，是对的;违反众议佥同的规矩，是错的。每个人所面对的选择，是对与错之别;个人自主思维的成分小，风俗道德主导的成分重。

相形之下，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一个人走进超市，看到可口可乐一瓶1.5美元，百事可乐一瓶1.6美元，七喜汽水一瓶1.7美元（或相反） ，选哪一种饮料，看个人好恶，和对错无关。同样道理：由北京到上海，可以搭飞机、自己开车或坐高铁，看各人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取舍，没有所谓对错可言。而且，生活里触目所见、俯首可拾的，是各种直接间接、明白隐晦的“价格”：出租车、公交车、电动车或自己开车，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才艺班、补习班、家教，等等。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斟酌损益，做出对自己而言“较好的”取舍，没有太多的风俗习惯可以依恃;和对错无关，更和道德高下无涉。连带的，每个人逐渐习惯的，是良窳高下的思维，而依恃的参考坐标，是环境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各种信息。人，不再跟着风俗习惯走，而是跟着自己的取舍走。日积月累，思考判断的能力增加，理性的程度上升。毋庸置疑，这种悄然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活动与市场密不可分。

再进一步，市场里经济活动的特质，是一元一票;有多少钱，“讲多少话”。经济发展之后，中产阶级先享有经济权利，而后自然而然地要求政治权利。一人一票，已经逐渐成为普世价值;这种思维，与其归因于“民智大开”，追根究底，不如归诸更根本的“经济权利推动政治权利”！ 民主化和市场化，不是一体两面，而是先后之别、相随而至。先有市场化，才引发民主化。而且，有了经济基础的民主化，才可长可久。根据实证研究，当国民每人所得超过八九千美元时，民主化将稳定而不可回逆;相对的，当国民每人所得还不到八九千美元时，自由选举和民主化，往往如昙花一现，很快又回到强人政治、部落族群倾轧或内战。八九千美元国民所得隐含的，是相当程度的法治，以及民众普遍的理性思维。

桑德尔主要的论点之一，是金钱/ 经济活动/市场，会排挤乃至于影响道德。这个立场隐含两点，值得标明：第一，道德是先于金钱/经济活动/市场而存在的，而且值得维持;第二，以道德来评断金钱/经济活动/市场，是合情合理的。对于这两个论点，可以依次分析，阐明原委。

首先，虽然在很多论述里，都把道德当作前提，道德似乎是与生俱来，人类品德心智的表征，然而，由进化/演化的角度看，道德是人类经过长期的生存繁衍，发展出来的一些特质。一言以蔽之，道德是一种工具性的安排，具有功能性的内涵。譬如，在极区生活的人，培养出不动怒的“美德”（Briggs，1971）因为动怒容易引发摩擦冲突，不利于极地生存。还有，在艰困条件下生活的群体，具有勤劳俭朴的“美德”，因为不勤劳节俭，不足以存活繁衍。

其次，抽象来看，道德是一种人类发展出的工具;既然如此，工具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与时俱进，呼应环境里条件的变迁。如果某种道德消失或减弱，很可能是两种原因所造成。原先所需要发挥的功能，已经不再重要;或者，原先所发挥的功能，已经由其他的方式（其他的工具）所取代。譬如，传统华人社会，一向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但是，大家庭所隐含的功能—农事上生产、消费、储蓄，保险上互通有无—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已经式微。还有，传统社会里，守望相助的“美德”，在现代都会区、公寓大厦的生活形态里，已经被保全公司和物业管理人员所取代。

再次，道德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像动态的联立方程式（dynamic simultaneous equations）：彼此互动、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缓慢变化。借用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名言：两者之间，互为因果（ a reciprocal causal relationship）。既然如此，由道德的角度臧否市场（经济活动），并不特别持平合理。因为，对于同样的问题，完全可以由另外一个角度论证：市场（经济活动），是主导社会的重要驱动力，适合市场的道德是什么？或者，由一个较高层次来考虑：道德和市场这两者，“较好的”、彼此兼容的组合（compatible combination）是如何？这时候，什么是“较好的”，显然不是简单的问题;把道德当作立论的起点、当作价值判断的依据，似乎有点捉襟见肘、进退失据。

由这个论点，自然转到了方法论上的考虑。经济分析，在相当程度上不涉及价值判断。对于社会现象，经济学者由旁观者的角度，先归纳出主要的规律性（regularity）;而后，当其他条件改变时，结论自然随之变化—先分析一般情况，再考虑特殊、个别情况。经济分析的架构，至少在核心的部分，经济学者争议不大。相形之下，对于道德和市场的相对关系，桑德尔（及其他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家）并没有完整的理论架构。有点智慧，却没有一以贯之的分析。法学宿儒波斯纳（Richard Posner），曾有一书名为：《解构道德哲学和法学理论的困境》（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顾名思义，法学理论，以道德哲学为基础，他却提出根本的质疑。关于桑德尔以政治哲学来臧否经济活动/市场，也可以有类似的响应。

持平而论，在宏观层次上（macro level）看，经济活动和市场这两者，为人类社会带来极其可观的福祉;桑德尔指出的问题，是微观层次上（micro level）上的缺失。与其采取“一叶知秋”式的论断，不如瞎子摸象式地多收集数据，尽可能有意识地避免见树不见林、以偏赅全、只见舆薪。

由人类发展的过程着眼，道德在原始和初民社会就已经存在，远远早于经济活动（以物易物）和市场。同样的，法律的出现，也早于经济活动和市场;原始和初民社会里，法律已有雏形，可以维持秩序、处理纷争。因此，由法律和经济的联结，可以为桑德尔所关心的议题，打出另外一盏镁光灯。

经济活动和法律之间，当然也是彼此互动、相互影响的关系。两点事实，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两者间密切的关系。

在工业革命之前，至少在英国法庭里，封建贵族的影响力极其显著。在产品责任（譬如，汽水瓶炸伤消费者）的官司里，厂商（通常和封建贵族阶级关系密切）的利益，往往是法庭裁决时的关键考虑。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和大量生产，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的利益，慢慢成为主导判决的考虑。无过失责任（厂商责任）等法原则，应运而生。经济活动的权益，先影响政治过程在立法上的取舍，进而影响司法实务上的裁量。

另一方面，实际资料一再证实，随着经济发展，所得水平上升，涉及暴力的刑事案件减少;在绝对和相对比例上，都明显下降。主要的解释是，经济条件改善，大家日子好过，犯罪的机会成本上升，何必自找麻烦！ 然而，涉及经济活动的犯罪（诈骗、网络等）却明显上升。显而易见，传统的刑事侦查，无论在学理和实务上，都出现相当的落差。因此，无论立法还是司法，以及对应的法学理论，都会自然而然地与时俱进，随之而变。

当经济活动的地位无足轻重时，不会衍生出一个学科。经济学的诞生，一般以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起点。而后，随着经济活动日益重要，经济学也快速发展，有了长足的进展。一九六八年，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设置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社会科学里，唯一有诺贝尔奖的学科。

在性质上，经济学是一个实证性的学科（a positive science）;由实际的经济活动、生产消费、买卖投资、市场信贷等等，归纳出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一九六○年前后，经济学者发现：主要的经济活动，是买卖交易;而买卖交易所隐含的，是利益（资源、价值）的交换、处置和流动。因此，如果把人际交往涉及的情感、名誉、权力、权利等等，也看成是抽象的资源（价值、利益），经济分析的架构就可以援用无阻，一以贯之。一旦智识上跨出这一步，经济学对其他社会科学（社会、政治、法律）就长驱直入，攻城略地，成为“社会科学之后”，也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评价！

就法学而言，一向和道德哲学密不可分，本质上有浓厚的规范性（a normative discipline）。经济分析对法学的影响，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为法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稳固而有说服力的实证基础。由两个具体事项中，可以稍稍窥豹。第一，传统对于权利（right），法学几乎全都是规范式的立场—自然法和天赋人权，人应该拥有哪些权利。相形之下，经济分析采取的立场是，让证据说话：真实世界里，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通过某种方式，人们决定一个人拥有哪些权利，又有多少的权利。而且，在取舍时，是由社会的角度着眼：对社会而言，长远来看拥有哪些/多少权利，是比较好的？

第二，虽然权利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触及法学根本的价值—正义（justice）。追求（公平）正义，似乎是法律学者毫无疑问的目标。然而，追根究底，和其他道德一样，正义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具有功能性的内涵。正义，是由初民原始社会里孕育而出，主要功能是善后和除弊。民法、刑法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捍卫和实现这两种价值。可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交易的方式和媒介日新月异;相应法律的功能，显然不再是以除弊为主，而是在于兴利—采取哪种法律（游戏规则），可以使经济活动如活水般一波波地源源不绝。法律追求正义的身影，愈益模糊;法律兴利的功能和责任，愈益明显。

因此，虽然相对于法学，经济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因为性质使然，已经对传统法学带来巨大的冲击。经济分析为法学的工具箱里添增了新的工具，也正逐渐在改变法学的根本性质。对法学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总之，经济活动和市场，是运用资源的方式，价值判断上利弊参杂。然而，工业革命后，经济活动和市场的大幅扩充，改善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提升人类的尊严，照拂小众/ 非主流文化。更重要的是，使人类的理性程度提升，直接间接支持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延续。

在较抽象的层次上，市场和道德是彼此影响的。以现有或既有的道德评断市场，并不合理;更根本的问题是：两者之间，彼此兼容的组合，是什么？由经济活动衍生出的经济分析，已经发展出完整的理论架构，可以为历史更悠久的法学注入新的养分。同样的，对于道德本身，经济分析也可以仔细分析检验;道德，可以不再是讨论问题时，未经检验和视为当然的起点。和法学一样，道德本身，也值得深究，而经济分析或许可以价值中立地贡献一得之愚。

桑德尔向经济学者提出邀请，希望经济学者关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道德显然是一个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经济学者盍兴乎来？或许，经济学者早已耕耘多时，也早已有丰硕的成果，只是还没有充分市场化、货币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