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睿

连绵的雨水，把小学操场变成了泥塘，连教室里也难找到几处干土。我脚上套着哥哥穿剩的旧雨鞋——黑色的，有三两个用旧胎皮补的圆疤，踩着吧嗒吧嗒的步子晃荡在走廊上，无聊地望着阴湿的天，心里都快长霉斑了。娘帮我在鞋里垫了一层稻草，也已浸得湿透，脚丫子一定泡得起皱皮了，说不出的难受。

操场上的积水处有人丢了几块断砖，伏在水中像一动不动的小龟。有个女孩正踮着脚小心地踩踏着它们走过，轻捷的步伐让人想到敏感可爱的小鹿。女孩穿着蓝色的花衣，微微低垂着头站在讲台边，白净的小脸，尖尖的下巴，还有一双始终不曾抬起的细长的眼。她是刚从县城转来的同学刘晨。刘晨是个温顺羞怯的女孩，终日沉默。她总是专注地盯着黑板，老师的提问常常让她悚然受惊，然后是低声地嗫嚅，脸上霎时布满红霞。课间，她不肯和我们跳皮筋、踢毽子，总是静静地待着，忧郁而恍惚。

学校对面有一个美丽的小院，黄昏时常常可以看见刘晨和爸爸安静地走在里面，一定有很轻的交谈，只是我们无法听到，仿佛连树上的鸟儿也不高声吵闹。从没见过她妈，小院是寂寞的，也是难以接近的，那个敏感落寞的女孩，像一只小小的蝴蝶停歇在浓叶深处，静悄悄地藏起自己的脸。

落日柔和的光辉从教室后面的窗子透进来，使老师的侧影有着说不出的美丽，圣洁而温柔。老师沉浸在课文的朗读中，撑在桌角的一只手细长、洁净，白得近乎透明，像小昆虫薄脆的翅膀。我走神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偏爱那些敏感脆弱的小生灵。融融春光里，粉蝶在花丛中飞舞，蜜蜂嗡嗡地忙碌着，在土墙上钻出许多小洞。找一个玻璃瓶，塞进几朵黄灿灿的菜花，用小棍一掏，蜜蜂就会被引诱到瓶里。作文课上，我写的小动物是蜜蜂，写它们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同桌用一截红毛线换我的作文去抄，最后是她的作文得了优秀，而我的却不及格，老师用教鞭狠狠抽我：“打断你这双可耻的手，看你还抄不抄作业。”后座的男生替我辩解，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斥责。我紧闭着嘴，泪水在童年的心里怦然破碎——是丢失了老师那双白得透明的美丽的手，还是凋落了花瓣一样薄脆美丽的蝴蝶翅膀？

那个男孩叫安，有黑亮的眼睛，他喜欢轻轻地拉我的辫梢，回头后我们两人会心一笑，却不说什么。夏日漫长的午休里，我们趴在桌上睡得手脚发麻，同桌间盛行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睡桌子还是睡凳子，我总是输，窄窄的长凳，我小心地侧放好身子，安把衣服揉成一团，从桌底下偷偷塞在我的头下。他的脸在凳子上压成了一张长面饼，悄悄地用眼睛和手势和我“说”着无声的话，有时逗得我掩不住笑声，值日生朝这边走来了，我赶紧装睡，一定是嘴角来不及抹去的笑容让人发现了，奇怪的是安总有办法销去我的黑名单。

一次，学校命令同学都要借书给图书室，每人至少得交一本。我急得很，当时日本的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主演的《血疑》正风靡中国大地，姐不知从哪儿借来了一本叫《血疑》的书，于是我偷偷塞进了书包。交给安登记时，他很担忧地望着我，可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为那本书封底没有了，看不到定价，因为书弄丢了会照价赔偿，安挠挠头后擅自写了一个天价：四角八分。我心存感激，可又怀有作弊似的不安。

临近毕业考试，学校加了一节晚自习，晚饭后我们得赶到两里外的学校去。好在是夏夜，自习回来时大人们往往还在堤坝上乘凉。伙伴们喜欢把手电光射向浩渺的星空或者辽远的江面，比试亮度。我却莫名地害怕那光束抵达的神秘和渺茫，还有那无法抵达的未知和黑暗，我总是埋头紧赶着前面的脚步。

那晚我又落在了后头，漆黑的四野惊得我拼命往前跑，不小心脚崴了，疼得很，还有更大的恐慌追着我。突然有人从黑暗里跑过来扶住我，不吭一声，我也使劲地拽住了他的胳膊。走到亮光处，他轻轻拉开我的手。是安！我的脸瞬间发烫，心莫名地乱跳起来。安用小小男子汉的那颗心关心我、庇护我，使我童年的生活有了隐秘的快乐。

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安，连偶尔的邂逅都没有。在时间的长河里，我那敏感、纯洁、战栗的心终于能坦然从容地盛放，有什么东西还能重新拾起呢？那隐秘的、羞怯的、快乐的蝴蝶花还一直停歇在记忆深处。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它在枝头美丽地盛开，洋溢着天真无邪，慢慢长大……”每当听到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我总是禁不住潸然泪下。

（图/黄文红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