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敏玲

《张门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一书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学教授曼素恩关于十九世纪中国妇女史和家族史研究的一部力作，2007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入围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非小说类。历经八年之久，中译本于201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作者曼素恩教授多年来从事明清妇女史研究，该书是其继《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之后对晚清妇女史持续关注的最新成果，在研究方法和历史面貌的呈现上都有所创新。

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 ter） 认为在对帝国晚期的妇女史研究中， 《张门才女》“可谓独树一帜”，“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新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 Hunt ） 也盛赞《张门才女》“堪称杰作”。本书的独树一帜和成功，最重要的应归功于作者“情境化”的书写方式和独特的女性视角。

曼素恩在本书开端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所写的张家家族史与正史多少有所不同。中国人或许会称之为‘外史’，即带有少许野史的成分。”在大量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如女性的诗文集、地方志以及相关的回忆文章等，作者大胆地融入了史学家的猜想和虚构，运用“情境化”写作方式，重构了常州张氏家族三代女性——汤瑶卿、张（纟习）英、王采苹的家庭生活、社交网络、人生经历甚至情感生活。基于原始史料和时代背景构拟出历史情境的写作方式，使历史人物成为场景和叙述的核心，并打破了一般学术著作的枯燥艰涩，具有极强的代入感，更重要的是，设计场景、构拟情境能够帮助作者整合零散史料并捕捉到史料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展现出历史的全貌。当然，这些场景和后果都是虚构的，至少任何史料中都未有明确记载。但其真实性却可在许多张家史料中得到印证，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场景中才能展现出历史的全貌。史料所发出的仅仅是耳力所及之音，而设置一个场景则能够将这个声音变得更为清晰。”

本书书写方式的另一特点在于曼素恩不拘泥于现代学术著作惯常的体例，而是借鉴《史记》中叙议分离的结构，将全书分为以纪传体写成的章节正文和每章之后以及结语部分的赞评。在章节正文中，作者利用大量的笔墨来叙写张门三代才女的家族生活和人生经历。在赞评部分，作者则对与张家故事相关的话题进行深入分析和阐释。她试图探讨帝国政治、地方社会、家族与个人之关系，社会地位与社会性别之关系，以及张家三代女性们所生活的时空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注释部分占据了本书三分之一强的篇幅，不仅对正文中很多一带而过的细节进行了补充，还蕴含了更为广阔的内容。

曼素恩在书写方式上力图回归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笔的中心原则，即通过情、言、行给历史人物以生命”，并以生动的笔触记载下历史实录，在个人赞评中陈述历史学家的点评和阐释。作者希冀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自己在阅读史圣之著时的愉悦，哪怕仅有一半”。纵观全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践了这一书写方式和上述意图——在几近文学构拟的场景中，刻画出了富有个性特征的张门三代才女，并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愉悦之感。正如封底推介性文字所言：“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曼素恩从张门女性自己的视角重构了他们的生活，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想象让这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作者所植入的内容建立在她对时代背景的深度把握上，显得天衣无缝。”

张氏的家族史无疑是一个微观研究。作者以女性的视角对明清时期中国精英阶层的家族生活进行深入地微观考察，展现了中国家族史中更为广阔和鲜为人知的历史图景。这对现有的家族史研究，尤其是以男性为叙述核心的家族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中国家族史研究。

提到精英家族的生活，人们一般会联想到特权、闲适和奢华。但张家的史料却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男人常年在外奔波乞食，女人留守家中照顾家庭。在取得科举功名和官职之前，张家男性常年在外漂泊，并在业儒、治学、著述、从教、行医之间灵活地转换。张琦曾经离家整整三年，没有一封家书，没有半点消息，也没给家里寄过一文钱。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张琦也仅回家一次。张曜孙也同样在取得官职之前在北京漂泊了十年之久，而王曦也时常在南方教书乞食。张琦及其子婿四处漂泊的经历说明，对于科场失意的士人，四处奔波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轻描淡写地提到的。但被这些男人留在家中的妻儿又将如何呢？张家三代女性艰辛的生活经历给出了这个答案。留守家中的女性必须辛勤劳作，不仅是家务琐事，还有刺绣、纺织之类的手工生产，当男人们离家远行或者暂无生业时，这些收入能维持她们和子女的生活。此外，这些收入还用于精英家庭的其他的必要开销，尤其是祭祀以及招待朋友、座主、雇主和亲戚，这些人都会对男人们的事业有所帮助。正如，在张琦长年在外时，汤瑶卿曾售卖刺绣（包括女儿们的绣品），甚至动用嫁奁以及向娘家寻求资助，以维持家人的生活并招待络绎不绝的来客；年幼的女儿们，如张（纟习）英和张纶英则必须为母亲分担繁重的家务和刺绣工作。当张曜孙在北京漂泊时，张纶英也曾出售书法作品，以应付全家人的衣食开销。同时，她们还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由于男性成员常年在外，有时也因经济困窘无法负担聘请塾师的费用，女性成员在子女教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女学昌盛的常州，母教更为盛行和受人重视。于汤瑶卿而言，在丈夫离家远行的十多年中，她不仅承担了养育子女照顾家庭的重担，还肩负起了教育五个子女的责任。整体而言，张家的家庭生活是较为艰辛的，他们经常衣食无着、漂泊不定，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面临着维持社会地位的巨大压力。直到男人们忍辱负重才在垂垂之年获得一个官职，官舍中的闲适奢华生活——仆佣、大宅、园丁、跟班、轿夫、厨子、优雅的内厅、身份与权力的彰显，才让长期自我压抑的生命，尤其是女人们，暂时享受到安逸和舒适。这些现象反映出在十九世纪江南士绅文化中，维持社会地位、践行阶层规范，需要在外漂泊的男人们和留守家中恪守妇德教育子女的女人们的共同努力和付出。正如曼素恩所言：女性们和她们的丈夫一样“不惜代价地维持着家族精英地位，她们的执着奉献总是非常关键的”。

提到中国传统士人阶层的家庭和婚姻模式，人们通常认为上层社会大家庭中的儿女大多早婚，并且从夫居，始终保持着对男方家庭成员的依赖。张家的故事却展示了一副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女性初婚的年龄大多在二十岁以后，王采苹二十五岁才成婚，汤瑶卿更是在二十七岁才成婚。而女性出阁后继续住在娘家的情况十分常见，这在张（纟习）英这一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张（纟习）英出阁后一直住在娘家，直到三十九岁才前往夫家。张纶英和张纨英都是招赘婚，婚后两人都留在了张家，她们的丈夫和子女也一直生活在张家。书中的插图《比屋联吟图》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了张曜孙、包孟仪夫妇，张纶英、孙颉夫妇，张纨英、王曦夫妇在常州张宅共同居住，相对吟诗的欢乐场景。而“非同寻常之处在于画面上的三对伉俪分别代表着张氏、孙氏和王氏三个家族，这意味着他们本不该比屋而居”。作者认为，常州盛行的招赘婚使大家庭中的成年女性间原本微妙的关系更为复杂，但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女性更懂得利用家庭人际关系——精心维系兄弟姊妹之间的情感纽带，与大量旁系亲属保持联系，以维护自身和丈夫孩子的利益。因此，在张家，物质帮助更多通过女性关系（婚姻、母子、姊妹）而非男性关系来蔓延。与之成对比的是，王曦和张纨英及儿子受到太仓王家的冷落和刁难，王采苹从未去过父亲王曦的老家太仓。但是，张氏的家族史与父系传宗接代之法则并不矛盾；它只表明了中国家庭体系的灵活性与复杂性，传宗法可以因时制宜，以符合地域传统以及物质需求、品味、情感渴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内冲突。

作者将大量笔墨泼洒在张家三代女性的家族生活和人生经历上，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感知到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大背景的变迁——由战乱、殖民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冲突所引起的变迁，以及对张家女性的产生的深刻影响。张家的第一代女性汤瑶卿还沉浸在盛清的文人环境中，她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价值观以及自身的才学对维持夫家成功及本人声名起到关键作用。张家的第二代女性代表——远嫁北京的张（纟习）英自觉继承家学传统，包括父亲张琦和母亲汤瑶卿的学识，但同时也逐渐走出封闭的闺秀生活，遨游在充满惊涛骇浪的政治天地。她开始写作各种政治诗词，表达自己的政见和对时政的关注。在诗词中，她慨叹林则徐的不幸遭遇，反对最惠国待遇；她表达对太平天国深刻的厌恶、惊惧和忧虑。张家的第三代女性王采苹亲历太平天国运动，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丧偶而孤苦一身，流离失所。动乱之后，只身一人的她成为一名女塾师，用自己的才学体面地维持着生计。她大部分诗词都是题赠诗，对象包括姨母和舅舅。即便如此，她激情澎湃的政治诗词反映出家庭成员对时政话题的关切和讨论，以及太平天国期间姨母和舅舅在诗词和书信中透露的时政消息对她的深刻影响。王采苹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以及政治意识都预示着二十世纪女性的转折。张家三代女性的经历表明，十九世纪的精英妇女不仅一直以修养和才学来凸显她们在家庭和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并且随着国家政治的动荡，其中一部分女性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强烈关怀；女性文化和女性自我意识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变迁。她们的故事有力地驳斥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改革家们，如梁启超、康同薇等人对十九世纪闺秀的片面性批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的“新女性”与十九世纪的“闺秀”之间的历史传承和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张氏的家族史再一次提醒我们重新审视过去对宏观历史的粗线条想象。对于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张家人仅仅是慨叹林则徐的困境，并对英夷占领江南市镇有过短暂惊惧。在这之后，张家人几乎不关注1842年之后进入新开埠地区的洋人。即使张琦和李兆洛之流交往甚密，后者因涉及东南沿海与海防食物而对夷人、洋务着力甚深。但张琦在文字中甚少提及洋人或外国入侵。鸦片战争到底对帝国晚期的社会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个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和审视。而太平天国给张家人带来的威胁和影响，却是令他们刻骨铭心的。它夺走了亲人的生命，让所有家庭成员流离失所；它令张家丰富文稿几乎全部散佚，摧毁了江南地区的文人网络；它撼动了士人阶层传统价值观，令人们开始对满族统治者产生信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政治、中国传统社会、士人文化又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这个同样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

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写道：“这个时代的中国女作家都来自于社会顶端的精英阶层……她们许多人过着一种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特权生活，闲适与饱学将她们与帝国晚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妇女隔绝开来。”然而张家才女的生活几乎与“特权”或“闲适”无关，相反，她们的经历或许是让我们了解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妇女生活的开始。作者从女性的视角还原和展现了帝国晚期精英阶层真实的完整的家族生活，从不同维度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传统士人的家族生活、家庭结构、婚姻策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女性文学的认识，对现有的中国家族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更重要的是，曼素恩在本书中实践的“外史”式的“情境化”书写方式，启示我们要回归中国传统史笔的中心原则——赋予“历史人物以生命”，以人为中心描述和阐释历史。本书中文版的面世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它为目前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和一个独特女性视角。

（[美]曼素恩著，罗晓翔译：《张门才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