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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改革

2015-09-10刘伟

中国商人 2015年2期
关键词:变化阶段世界

刘伟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我简单概括为新起点、新机遇、新变化、新挑战、新失衡、新政策、新趋势这样几方面。所谓对改革的要求,也是从这几个变化当中提出来的,下面我扼要的做一个讨论。

首先我们讲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起点。以今年来说,如果增长7.4%左右,中国GDP总量突破60万亿大关没问题。相比改革开放初期,按不变价格我们提高了25倍,平均36年增长了9%。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大概1.8%,排在世界第十位。从2010年开始上升到了第二位,今年我们如果过了60万亿,按汇率折成美金,应该是超过10.3万亿的水平,占全球的比重是12%左右,排在世界第二位。从一个世界第十上升到世界第二,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世界经济和我们的联系,都是36年前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是经济总量上一个巨大的变化。

从人均GDP水平上看,去年我们是6800多美元,如果今年增长7%多一点,我们会突破7000美元。突破7000美元是什么概念?按照最近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人均GDP如果是在12476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国家,到2013年底全球有70个高收入国家;如果在这之下,大概在4055美金以上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到2013年年末世界上有54个;如果在4055美金以下,但是在1025美金以上,叫下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解决了温饱的国家,2013年年末也有54个;1025美金以下则属于低收入的穷国,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2013年末世界上是36个。世界银行现在统计的四类国家,一共是214个。2013年这214个国家当中,中国排在世界第84位,今年我们有可能达到80甚至挤进前80。按照大的划分,我们属于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之一。

新起点和新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穷国。我记得当时世界银行公布的196个国家,中国和当时世界著名的穷国扎伊尔并列,排在第189位,是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真正解决温饱是1998年,1998年中国人均GDP按当年美元价格折算过去,我们第一次实现了从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的穿越。从2010年开始,我们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总量进入了世界前两名,人均GDP水平进入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说,第一次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的穿越。

30多年,我们是解决了温饱,然后是跨越了温饱,2010年以后我们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阶段。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起点。

到了这个新起点,就有了新的机会。2013年年底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他们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穿越,平均用了12年4个月。其中有20个人口大国,超过一千万人口以上,这20个人口大国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1年9个月。中国是世界让人口最大的国家,13.6亿左右,占全球22%,1/5强。给中国十年时间,从2010年算起,我们能不能实现从中上等收入向上等收入的穿越,我们能不能有这种可能?因为人家大体上是这样。

我们做了一个规划,提了一个很好的目标,我们概括为所谓中国梦。中国梦下面我们讲了两个百年阶段性的目标。第一个百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后,即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第二个百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0周年前后,即本世纪中叶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个百年目标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就经济内容来说,拿到国际上去比是个什么参照?我们说全面小康,相当于现在国际社会的什么水平?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当于国际社会的什么水平?我们大概有一个参照。

第一个百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经济增长目标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数字。一个数字GDP总量按不变价格,十年时间之后的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接近100万亿。按照2010年的汇率折过去,大概是17万亿多一点美金,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水平。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汇率法则,我们到2020年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大“国发院”的课题组测算,大概2023年前后,考虑到人民币升值,有可能总量超过美国。在2020年之前可能还是接近它,这是一个总量的变化趋势。

我们还提了一个目标,2020年时人均GDP水平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2010年人均GDP大概是3.4万多块人民币,翻一番6.8万,按2010年汇率折过去,刚好人均12500多美金。以现在美元价格算,达到12476美金以上就是高收入国家。换句话说,2020年中国如果实现了全面小康,比2010年人均GDP翻一番这个目标,就意味着我们用十年时间实现了国际社会上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历史穿越。

实现了这一个百年之后,再往后我们预计大概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百年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指人均GDP。赶上主要发达国家恐怕不行,中国有人口问题。赶上欧洲一般的大陆国家,就是像葡萄牙、西班牙这类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这个所谓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接见外国政要的时候多次讲,中国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上世纪80年代十年左右解决温饱;第二步上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实现小康,当时叫初步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纪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统计学意义上的中等国家,严格讲就是平均水平。所以我们现在说,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经济水平和国际社会去比,是什么概念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性机会,中国人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过去讲实现现代化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我们的先贤农业救国、医学救国、科学救国,有很多道路。从孙中山先生的民国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邓小平到现在至少三代人了,把我们这个民族带到这样的起点上,实现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所谓中国梦,不需要几代人,甚至两代人都不需要,一代之遥。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企业家平均年龄是多少,企业家可能平均年龄40几岁,如果不出意外活到2050年应该问题不大。以前说多少代人赶上西方列强,现在就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你可能看得见,这就是中国的新机遇。我们走到了这个新起点上,再给中国几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十几年时间,2030年之前我们可能实现总量超越美国。美国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很多年了,再给中国三十几年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新机遇。

新变化和新挑战

新起点、新机遇,同时就有一系列新变化。我们的发展条件到这个阶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

供给方面的变化是过去穷的时候,最重要的竞争力是要素成本低,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环境便宜,污染了不用治理,能源动力运费等等都便宜。另外技术进步成本低,穷的时候技术进步最好方式就是模仿,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拆开、学习,这种模仿和技术创新的方式是风险最小、投入最低、见效最快的。到了上中等收入这个新阶段上情况发生了逆转,各种要素成本大规模上升,土地稀缺性越来越高,环境治理的要求越来越严厉,技术进步的成本越来越大,技术进步越来越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是成本最高、风险最大、周期最长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工资迅速上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人口红利这个窗口开始关闭。

尤其是在中国,有可能和西方还有所不同,我们是未富先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子的话,就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如果你的增长方式不转变,不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高的话,有可能发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国民经济竞争力下降,拼成本拼不过比你更穷的国家,拼效率拼不过比你效率更高的国家,然后高成本、高物价,那怎么办?这是供给一个方面的变化趋势。

还有一方面是需求,穷的时候最大特点是需求强劲、投资饥渴、消费饥渴。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觉得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儿?只关注生产,不用关注消费,有的还排队抢购。到了上中等收入结构会逆转,投资有可能出现长期疲软,为什么会疲软?自主研发和创新上不去,人力资本投入上不去,当发达国家放慢或停止转移新产品、新技术的时候,你自主研发又上不去,国民收入提高了,居民存款增加了,银行拿着大把的储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投不出去。投资就是重复建设,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低水平的重复,经济周期一来就是经济泡沫,会被淘汰掉。所以投资需求有可能出现长期严重的疲软。

再看消费需求,国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应该上升,但实际上不上升有一个前提,就是看国民收入分配。如果两极分化,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这就很糟糕。国民收入高速增长,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少数人不想花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越没有信心的人就越不敢花钱,所以就存款,整个社会消费都大幅度下降。消费的增长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严重不协调,消费需求疲软。

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高失业。穷的时候高失业主要是农民,问题不大。上中等收入阶段出现高失业,失业的主体主要是青年精英,受过大学生教育的。这些人一旦成为失业主体,对社会冲击力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社会一方面供给变了,增长方式不随之转变的话,会出现高通胀,更会在需求方面造成高失业。一个社会高通胀的同时高失业,意味着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会燃成什么样的燎原大火很难估计。再加上现在互联网的放大作用,就更难以预料。

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无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两方面同时被抽紧,它的增长速度从高速回落到中速,一定是客观的。这就是所谓的新变化。

在新变化的情况下就有了新的挑战。世界银行2006年有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特别指出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国家经过一段高速发展,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可能出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刚才讲的到了这个阶段,新起点、新机遇,但是有新变化,适应不适应这种新变化?如果不适应的话,就面临着新的挑战,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难以穿越。比较典型的国家,前后已经看到的是三批。第一批是上世纪60年代的十几个拉美国家,当时他们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之后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对付不了这个新挑战。今天所谓70个高收入国家当中,仍然不包含这些拉美国家。算下来,将近半个世纪了,人们把这个叫做“拉美漩涡”。

上世纪80年代东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等,这几个国家在日本、韩国经济起飞之后,跟着有一段快速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也达到了当时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同样是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应对不了新变化,到今天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算下来也有30几年的时间了。人们把这个叫做“东亚泡沫”。

还有现在的西亚、北非处于动荡中的国家,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这几个国家和中东周边国家比,前些年政治上是稳定的,经济发展是迅猛的。在上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是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样到了这个阶段之后,难以应对新的变化,到今天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算下来,也有20年的时间了。人们把这个叫做“西亚北非危机”。

拉美漩涡也好,东亚泡沫也好,西亚北非危机也好,发生在不同年代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军事背景,但共同的一点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非常重要的,带有世界意义的历史问题。中国现在也到了这个时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怎么办?这是我们讲的所谓新挑战。

新失衡与新改革

新挑战下来,给我们中国经济目前发展带来了新的失衡。刚才主持人说中国经济是三期叠加,考虑到开放,中国还面临着世界经济危机复苏过程当中一系列不确定的复苏期。世界经济过去是新兴经济体支撑着高速增长,发达国家速度慢。但这次不同,经过这次危机,发达国家恢复的强劲程度比发展中国家、比新兴经济体更快。在发达国家中情况也完全不同,美国经济经过这轮危机,发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构变化。一个是制造业的再升级,重回制造业,用全新技术、信息技术来支撑制造业,使制造业成本大幅度下降,竞争力大幅度上升,这是制造业的结构升级。

另外很重要的,美国叶岩气带动了能源大变化,这个变化对全球的影响怎么样,很难估计准确。我刚才在下面跟刘主席讨论的时候还讲,确确实实同样一个危机,叶岩气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储藏,但是美国把它产业化了,而其他国家面临这场危机的洗礼,到现在看没有催生真正产业革命的发生。

这其中的原因何在?美国经济从去年失业已经降到自然失业率之下,美国自然失业率6%,去年降到5.7%,所以奥巴马政府开始考虑对冲。美元现在处在一个强劲的地位,人民币对美元相比较而言,美元是升值的状态。欧盟经济、日本经济则恢复得很慢,现在它的政府的政策不敢退出,叫无缝对接。不敢退出意味着还有大量的垃圾、低效率的项目来刺激经济、维持就业、保证增加,而美国已经开始考虑加息。这个加息一旦出来,企业如果在加息条件下还有竞争力,意味着美国整个经济质量在供给方面、企业方面会有大的提升。所以美元兑日元、欧元也处在升值状态。

这种局面对世界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汇率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过去世界危机之后的复苏完全不一样了,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现在的失衡是双重风险并存,既有通货膨胀的长期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而且这双重风险在不同时期,各自表现还不一样,彼此交替进行。有些类似上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滞胀,就是经济停滞、需求疲软、经济发展下行、高失业、成本通胀。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了类似滞胀这种问题,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因为这是资本主义才有的,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双重风险”。

这个双重风险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因国际国内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好像经济下行的压力大一点,但是也许就有所交错,所以现在人们更多的担心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5年会不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通缩。我个人认为通缩是肯定的。我估计2015年物价上涨率、通缩率能维持在1%、2%以下就不错了。

有人说通缩比通胀还可怕,但是中国现在的通缩不一定完全可怕。通缩是由两个原因引起,一个是恶性的,一个是良性的。需求没有变,成本变了,成本下降,价格下降,企业仍然是有活力,国民经济仍然是有增长,就业机会仍然在增加,这个时候的物价负增长或者是低水平通胀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而是意味着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下降,这是良性的。我们国家需求是三驾马车,2015年疲软的态势恐怕已成定局,但是供给方面有利好消息。一个是国际油价下降,如果下降30%,对我们国民经济总成本大概是下降0.9个百分点,意味着能使我们GDP增加0.3个点,使物价下降0.3个点,能使企业总的收益率提高0.3个点。这种情况下,0.3无论对哪个指标都是很大的幅度。

新失衡环境下,需要新改革。国有企业再改革问题,现在各个省提出了规划,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问题,各省也报了有关方案。还有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还有开放,一带一路,涉及到26个国家,大量的项目。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活力,也就是影响供给,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

供给方面的这些变化,一个是油价成本降低的问题,一个是改革红利的问题,都不能低估。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去综合考虑2015年增长速度,估计需求会把增长速度往下拉,但供给可能有有利于增长的一面。所以,预计明年经济增长和今年速度差不多,通胀率也差不太多,可能在2%左右,也可以设定一个通缩的下限,不要让它太低了,这样对市场信心打击太大。这是对明年态势的判断,它对宏观政策的要求则是不宜大折腾。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首届北京闽商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的演讲,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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