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强

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都生于兔年。胡适回顾新文化运动历史的时候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從此，“北大三兔”不胫而走，传诵一时。“老兔子”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中兔子”陈独秀担任过北大文科学长，创办《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陈独秀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率先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急先锋。“小兔子”胡适是年纪轻轻就任北大教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首倡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的话并非有意抬高自己，也没有言过其实。回溯历史，北大如果没有这三只“兔子”，或者少去任何一只，新文化运动的光芒在历史的天空中都不可能那么绚烂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