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在与严济慈老先生的交流中，他提到了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名字：林可胜。在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林可胜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抗战中为战地医疗做出的伟大贡献。战争结束后，林可胜与严济慈一样，获得国民政府的嘉奖。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又有怎样的经历呢？

林可胜小传

林可胜（1897-1969），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海澄县。1919年以优异成绩连续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学士的学位，并被破格聘为生理学讲师。192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被聘为高级讲师。192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24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成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林可胜参加了西南大后方的红十字会工作，并在贵阳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规模颇大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提高了卫生人员的医疗水平。抗战结束后，他将各军事医学院校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改组为国防医学院，同时还筹建了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宛平陷落

投身战地医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着北平，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战争终于爆发了。此时，林可胜正在欧洲，他和严济慈一样，立即日夜兼程返回祖国。回到北平后，他把协和生理学系的事务作了妥善的交代。

他和许多人一样感受到战争的召唤，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战争这个恶魔，它的惨烈和残酷，林可胜一点儿也不陌生。那不是从电影或书本中间接获知的皮毛印象，他曾经和战争打过很长的交道，在血雨腥风中，在和受伤士兵的亲密接触中，感受了战争的氛围。

早在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林可胜就是现役英军准尉，作为一名外科军医，在英国朴茨茅斯附近，在法国南部，从事战地救护训练。那时他不到20岁。现在，战火就在祖国的大地燃烧，同胞正在遭受苦难，而千千万万英勇的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每天都在流血，都有人受伤，作为一个中国医生，他别无选择，他要为抗战贡献一份力量。

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林可胜是能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为数极少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位居国际同类成果前沿，代表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相关论文发表于《中国生理学杂志》。在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他培养了一批生理学的业务尖子，在他主持的协和生理学系，教学科研均居各系之冠，吸引了大批对生理学有浓厚兴趣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了解决其他医学院和生物系的生理学师资，他首创“进修生”制，招收全国英才。正是他的言传身教，他的助手和进修生日后不少人成为知名的生理学家。

林可胜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很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创办了英文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该杂志是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唯一杂志，内容涵盖了生命科学多个领域。质量之高，在中国自然科学学术刊物中首屈一指。

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林可胜义无反顾地与他钟爱的学术研究生涯告别，决心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去。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近四年的从军经历，他深知自已的岗位该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必须动员更多的同行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参与进来。他还要充分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和社交网络，甚至他的华侨身份，争取海外侨胞和西方社会各界为中国的抗战出钱出力。

奔赴前线

创建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

林可胜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安排好协和的事务，他躲过日军监视，逃出北平，把子女护送到新加坡。安顿好家事后，他立即经香港赴南京参加抗战，应国民政府卫生部长之邀，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随后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由他担任总队长。在他的感召下，立即响应者有700多人，协和南下医护人员几乎全部参加。经过一番组建，救护总队计有9个大队，84个小队（后扩充为123小队），每小队15至20人，分为救护队、医疗队、X光队、防疫队和环境卫生队等，担负起辅助军医和战区防疫的任务，成为抗战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鉴于战争的持久性和医护人员的紧缺，林可胜先后在长沙和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举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训练示范病房，以培养战地医护人员。此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械制造厂。当时的卫生人员训练所，实际上集中了医学包括基础医学在内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规模之大，人才之众，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前后训练近20000人，救护总站先后派遣了100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并在5个战区设立分站，有力地支持了抗击日寇的战争。

抗战初期，前线由于缺医少药，伤兵得不到及时的医护，往往轻伤转重，重伤致死，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自救护总站在前线设立战地医院后，情况大有改进。伤兵运到后，及时加以医治，轻伤者痊愈后即重返战场，重伤员则经过紧急处置后，转移到后方医院。由于林可胜的国际声望，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成立伊始，就得到了国际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获得大批捐款、捐赠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林可胜每年都会亲赴美国募捐，在他执掌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的6年间，据统计共募得6500万美元，平均每年1000万美元，以当时汇率计，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数字（1937年，中国政府的美国桐油借款为2500万美元）。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亲眼目睹林可胜的敬业精神和非凡业绩，深受感动，极表赞许，当即主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10000元给救护总站。

身先士卒

为伤员提供保障

1940年夏天，林可胜亲自率领七八个医师深入到湘北战区考察。当时许多地区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盛夏烈日下，他时常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赤脚穿着草鞋，走在队伍前头。每天午饭后，他就在村子里找个长凳躺着歇息。他训练自己该睡就睡，要醒即醒，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每到宿营地，他总是自已动手铺床，挂蚊帐，反对带勤务员。他们步行了70天，回到贵阳后，根据沿途所见所闻，针对中国农村脏乱差的环境状况，拟定了一个“水与污物管制计划”，并推广到各战区。要求各战区从管好环境卫生、水源的清洁、污物的处理入手，切实减少军队的传染病。这一计划的实施，对改善广大官兵的健康状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改变中国乡村不重视环境卫生的陋习提供了科学的范本。

林可胜对受伤官兵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身上，时刻体现出救死扶伤的责任感。许多医护人员还记得一件感人至深的故事：有一年圣诞节傍晚，从前线转来一大批伤兵，救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因时间已晚，推说病房已满，不予收容。伤兵们只好瑟缩地躺在训练医院门口。时近半夜，林可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山视察，当场大发脾气，命令立即停止欢庆圣诞的晚会，全体医护及事务人员紧急集合。他带领医护人员打开训练示范病房，安置好全部伤兵，并煮粥给他们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

1942年夏天，卸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和救护总队总队长之职的林可胜远走昆明，一直到1944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前往缅甸，出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这期间，由于战况紧张，他不辞劳苦，经常每日工作达16个小时，因此多次得到中国政府的嘉奖，以及英、美政府的授勋。

经历了8年抗战的磨难，本该大展宏图之际，面临的却是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复杂的人事纠纷，而后者恰是林可胜最不擅长的。于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林可胜既没有随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留在大陆，而是于1949年5月去了美国。当时他的心情一定是复杂而苦涩的。

林可胜的后半生又继续回到课堂和实验室，先后担任几所大学的教授，在生理学药理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1942年，林可胜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55年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各地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聘请他为成员。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他科学博士名誉学位。1969年7月8日，林可胜因患食道癌在牙买加的京士敦逝世，终年72岁。

林可胜的一生，可圈可点之处很多，无论是对科学的贡献，还是抗战期间的业绩，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都值得后人景仰和铭记。

两袖清风，一心为国

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对物资的发放，对捐款与赠品，林可胜要求有关部门和财会人员，必须严格管理，廉洁奉公，一笔笔都列有清单，以备查看，一丝不苟。与此同时，林可胜本人更是以身作则，洁身自爱，一尘不染。这位曾经经手几千万美元的红十字会会长，两袖清风，离开祖国赴美时因为没有路费，只好变卖全部家当，最后就连朋友送的几双新袜子也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