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凡

占星术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就是一种关于世界真相的学問。当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它们也就站不住脚了。首先对这些古代的错误认识形成毁灭性打击的，就是近代天文学的诞生

最近几年，西方占星术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网站、报纸甚至电视节目，纷纷开设关于星座的专栏，并每周推出对各星座的预测和建议。

西方占星术，更常见的一种简化形式，就是今天所说的星座占卜。占星术是从远古到17世纪科学革命以前的观念，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占星术所依赖的基础早已被否定，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占星术作为一种带有迷信、神秘主义的文化现象，依然流行。

占星术长了一张科学脸

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体运行、结构、性质，以及宇宙的形成与演化；占星术则是认为太阳、月亮、行星在黄道星座之间的位置会影响地上个人性格甚至国家命运，从而昭示未来。但在古人眼里它们几乎不可区分。实际上天文这个词在中国古代的本意是“天体排列成的图像”，也就是上天的旨意，所以《易经》里才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样的说法，可见天文与天下兴衰关系密切。古代天文学和占星术就是这样的统一体，有学者认为可称之为天学。

占星术是占卜术的一种。占卜的符号和规则越复杂，就显得越高级。占星术以神圣天体的名义，结合复杂的“天体属性”“人的属性”，虽然屡经打击，但利用大众的盲目崇拜，成功地生存至今。

占星术长了一张“科学脸”，这从它的名字就看得出来。它的英文名是astrology（即关于星辰的知识），跟其他学科名词如生物学（biology）、地质学（geology）、神话学（mythology）具有同样的后缀，这是学术研究才有的待遇。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实际操作中，占星术要用到丰富的数理天文学知识，比如根据日期从计算出来的行星运行表格中查找日月五星的坐标位置，用来绘制天宫图。还有的占星术流派主张一些主要的亮星的位置也会产生影响。所以发展更好天文学模型和历法，制定精密的行星位置表，是古代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士共同的追求，也是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占星术迷信都歪打正着地起到了推动天文学发展的作用，而天文学中隐含的神秘主义假设也为占星术的生存提供了土壤。实际上，许多古代天文学家也同时兼有占星术士的身份（当然也有反对占星术的）。

西方占星术的起源

西方占星术，起源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这里是最早产生文明的区域之一，也是古代民族竞争最激烈的区域，阳光雨露决定收成，也决定命运，人们对于天空日月星辰的敬畏，迫使他们去探索天上与人间所发生事件之间的联系，占星术就是他们对空间与时间、天体运行与人类命运之间联系的理解。巴比伦人用占星术来预测旱涝、收成、瘟疫和战争，也用来预测新生儿的个人命运。巴比伦也被称为迦勒底，迦勒底人也就成了占星术士的代名词。

历史更为悠久的古埃及也发展了自己的天文学和占星术，也可能受到了两河流域的影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前1292—前1225年）的陵墓中就陪葬有金质的命盘。埃及占星术总结在《赫尔墨斯四部占星全书》中，据说是月亮之神透特（对应希腊神灵就是赫尔墨斯）写成的，其中一幅“人体十二宫图”最为著名，图中人体各部分绘有十二宫图像，表示它们对人体的影响。

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公元前334～前324年），巴比伦的占星术传入希腊古希腊人把天文学和占星术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精密程度，这时两种学问依然是一家，我们所熟悉的天文学家托勒密，除《天文学大成》之外还有一部《占星四书》，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占星术著作。托勒密认为“人类既然能够预测季节，就不难对自身的命运和秉性作出类似推测——即使在一个人的胚胎形成时期，我们也可以感知此人的性情、体型、心智容量，以及日后的祸福。”

古希腊成就了占星术的“精密”名声

虽然神秘主义是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迷信占星术。古希腊学者、天文学家欧多克斯就坚决反对，他说：“对那些依据人们出生日期来预言和判断他们一生的迦勒底人，不应给予任何信任。”

在希腊首先产生了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通过自然原因来解释世界的存在和运行，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因而在古希腊也产生自然科学的萌芽（自然哲学）。但由于哲学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排除神秘主义的影响，因而也就无法辨别占星术是迷信还是科学。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第一次给出了大地是圆的证明。柏拉图深信天体是神圣而高贵的，而匀速圆周运动又是一切运动之中最高贵的。所以天体运动一定是匀速圆周运动。在柏拉图哲学观念中，存在一个先验的完美观念，实际存在的事物是这种完美观念的不完美的投影。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与日月五星（古希腊把它们都叫做“行星”）的运行不规则存在明显的矛盾。因此，柏拉图学派提出了一个思想，行星轨道虽然不是匀速圆周，但其本质是匀速圆周运动的叠加，这在古希腊天文学传统中称之为“拯救现象”（用不完美的模型来说明完美的天体运行）。

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兼占星术士）托勒密把“拯救现象”的观念发展到了极致，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地心说模型。托勒密进一步发展欧多克斯的均轮-本轮体系，他发现可以用一个“偏心均轮”来“拯救”行星运动不规则的现象。即地球并不是在均轮的中心上，而是略有偏在中心的一侧，另外还引入一个点叫“等分点”，位于均轮中心的另一侧，行星运动在均轮上并不是匀速的，但相对于等分点的角速度却是均匀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行星的轨道和速度相对于地球不对称，当行星离地球较远时，速度也相对比较慢，反之则比较快。

在古希腊人看来，关于行星运行的均轮-本轮体系，属于数理天文学，允许构造甚至不规则运动来“拯救现象”；但在哲学、物理天文学领域，天体的本性依然是完美、尊贵而神圣的。

这些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想在古希腊无处不在。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一个大宇宙，位于世界中心的人体则是小宇宙，大宇宙通过神秘力量作用在人体上。经过古希腊哲学改造过的占星术，赋予黄道十二宫和行星以元素属性（即代表世界本原的火、气、水、土），又把这些属性与行星所代表的神灵（各行星的名字本来就是神灵）以及人的性格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以个人命运为预测对象的古希腊占星术。古希腊科学家为解释行星运行而取得的天文学成就，也被占星术所利用，成就了占星术“精密”的名声。

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的占星术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和环地中海地区（公元前 4世纪），地中海地区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期天文学的高度发达，以托勒密体系的建立为顶点，可以提前计算日月五星的相对位置，这使得以解读它们的位置为依据的占星术也更为“精密”。占星术理论也随之发展，出现了多种流派。

比如一派主张人间万事都是预先决定的，行星天象就是对后来必然要发生事件的预告（前定派）；另一派只承认人间有一部分事务是前定的，还有一部分则可以人为操纵（非前定派）。后一派显然更受人们欢迎。在占星术中有一个流派称为医学占星术，它不仅根据病人的天宫图决定用药，更重要的是根据孕妇的预产期来计算一系列的天宫图，看哪些日子有利于分娩，以及对婴儿未来命运的影响，因此占星术士的计算结果帮助医生来采取措施推迟或提前婴儿的降生。

希腊化时代，占星术影响地域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古罗马几乎全盘接受了希腊文化，占星术也不例外。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和古罗马对周边地区的征服，经希腊学者改造后的“精密”占星术传递到了波斯、印度，甚至后来又经历中亚而传入中国。

占星术在古罗马权贵之间非常盛行，成为无数宫廷政治阴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要想成为名利双收的占星术士，必须注意收集社会政治情报、权贵家族的资料，摸清权贵的心理动向。同样权贵们也利用人们对占星术的迷信来为自己造势。比如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曾经公布了自己的天宫图，因为这幅天宫图显示他即将登基称帝。实际上，为了更符合“天命”，他已经把自己的命宫从摩羯宫改成了天秤宫。

基督教与占星术

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公元272年-337年）改信基督教，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欧洲从此进入了基督教社会。宗教本身也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基础上，而占星术是与人人可见的天象相结合的神秘主义，因此往往也被宗教吸收。新兴起的基督教在接受希腊-罗马文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对占星术的如何选择的问题。

总体来说，基督教是倾向反对占星术的。早期的圣人奥古斯丁（公元364年-430年）就强烈地反对占星术。他认为相信占星术极易被魔鬼诱惑，把人的灵魂引入歧途。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1年曾下令，任何进行占星活动的人都要被处死。1997年罗马教宗保罗二世又以教义问答的形式公开表达了对占星术的否定态度：“任何形式的占卜都不允许……天宫图、占星术、掌纹算命、预兆解读，以及任何形式的未来预言、灵媒，它们都与我们唯一对上帝的赞美、尊敬和敬畏是矛盾的。”

但基督教同样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基础上（比如耶稣死后复活），难以彻底驳倒和消除占星术。实际上一些神学家也为占星术辩护，其中就包括基督教的另一个大圣人阿奎那（约公元1225—1274年。他的神学体系被确立为官方学说）。阿奎那认为，星辰因为受上帝感应，能够预测人类命运，但不同的人感受性有强弱，同时人类自由意志也可能克服星空的影响，因此因人而异。

因为教会的态度如此暧昧，因此占星术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虽然式微，但依然保存了下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又一轮天文学研究的高潮，占星术也迎来了自身的复兴，其中就包括开普勒这样著名的天文学家兼占星术士。

文艺复兴带来占星术的复兴

中世纪后期，随着古希腊科学和文化从阿拉伯重新传回到西欧，欧洲文明逐渐走出了中世纪的低谷，认识到在欧洲本土曾经出现过古希腊-罗马如此辉煌的文化，于是文艺复兴开始了。这一时期，欧洲学者重新发现了源自古希腊的古代哲学、科学等知识，其中当然也包括天文学和占星术知识。因此这一时期既发生了天文学革命，也是占星术继希腊化时代以来又一个黄金时代。各国宫廷里活跃着占星术士的身影，在大学里设有占星术教授职位，甚至当时的罗马教宗也大都迷信和依赖占星术，大事小事都要咨询占星术士的意见。

占星术的盛行其实并不难理解，而且并不是人们智商太低，而是在科学革命发生之前，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了解得不够多，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相比，那时候人类知识体系中存在大片的基础性空白。人类的天性要求对未知进行解释，说明前因后果，所以才有占星术、宗教等大行其道，它们为这种未知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似是而非的理由。所以占星术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就是一种关于世界真相的学问。当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它们也就站不住腳了。首先对这些古代的错误认识形成毁灭性打击的，就是近代天文学的诞生。

天文学打破“水晶球”

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临终前出版了他的《天体运行论》，提出地球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像其他行星一样围绕太阳运行，太阳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中心。

在哥白尼去世三年后出生的丹麦贵族第谷·布拉赫（公元1547—1601年）才认真地考虑了哥白尼的学说，其动机来自对新星和彗星的观测。在古希腊天文学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理论，恒星天、行星天（日月也被看作行星）都是位于类似水晶的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的完美天球上运动。1572年，欧洲天文学家注意到在仙后座出现了一颗新星，1577年又出现了一颗大彗星，第谷等人观测表明，它们的位置都远在月亮天球之上，尤其是彗星的距离一直在变化之中。这就否定了“天球完美不变，变化只发生在月亮天球之下”的古老观念。

第谷在世的最后一年多时间是在布拉格度过的，在这里他接纳了开普勒（公元1571—1630年）作为他的学生和学术继承人。开普勒一生经历战乱，生活不定，虽然才华横溢，但因为皇帝总是拖欠工资而生活窘迫。他谋生的主要途径就是编撰占星历书（类似我国注明行事吉凶的黄历），因此竟然成就了伟大的占星术士和预言家的名声。但事实上开普勒深知占星术的基础并不可靠，他主张人们决不可因为占星预言而放弃努力，甚至在皇帝做决策时，应该完全抛弃占星术。开普勒的天文学研究，也有要弄清行星运行规律，为占星术寻找更可靠基础的动机。

开普勒继承了第谷的观测数据，对火星轨道历经近20年的研究，他终于发现，自从古希腊以来，古人关于行星轨道的想法竟然错得离谱。开普勒在1609年《新天文学》、1619年《宇宙的和谐》两部著作中指出，行星轨道并不像古希腊天文学家所认为是完美的圆形，而是椭圆，太阳位于其中一个焦点上；行星与太阳的连线在相同时间内扫过相同的距离；行星轨道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第谷打破了“水晶球”，以及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发现，再加上同时代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现月球上和地球上一样存在环形山，他们的贡献综合起来，证实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占星术的基础。

占星术，人类难以舍弃的安慰剂

开普勒是最后一位身兼占星术士身份的天文学家，这两个纠缠不清的古老学科从此分道扬镳。天文学在之后四百年来继续发展，揭示宇宙运行规律，解答“世界从何而来”这样古老的疑问。占星术无视四百年来的科学发展，以古代观念中的“天体神圣性”为基础，继续编造天体与人类生活和命运之间的所谓“联系”。

人类大脑是进化而来，但它作为高级神经中枢，行为极其复杂，从而指挥着复杂的人类行为。动物行为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指出，其实人类行为的特征和我们古老的祖先，甚至动物有许多类似之处。由于社会因素，人们就像古老的祖先一样，也同样对自身的未来感到不安，需要安慰而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打着关怀旗号的占星术神秘主义总能找到需要安慰的人们，继续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

其实15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已经指出了占星术存在的主要原因：“占星术士是何等幸运啊！如果他们在一百句谎言里说了一句真话，人们就信仰他们；而其他人在一百句真话里说了一句谎言就是失去了一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