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蔚

登机口围满了愤怒的乘客。

“已经改了几回了？晚一个小时的航班都登机了！我还特意买早到这一班！”为首的乘客痛心疾首，“晚上我还要开会！这损失谁来承担？”

对面的小姑娘只是一个劲地道歉，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也急，但发火毕竟于事无补。航班延误了好几个钟头，恐怕要错过从机场开往附近城市的最后一班大巴。如果到得太晚，是否还有出租车司机愿意载我这段长途？要么只能在机场附近找个酒店住下？我心里没底。

毫无疑问，这场延误给每个乘客带来了不便。责难声越来越响，假如我们可以为延误找出一个责任人，他一定会被群众的唾沫淹死。“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就因为你的错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打乱了！”

在我小时候——这么说显得我有多大年纪了似的，其实也只是二十多年前吧——火车常常无缘无故晚点。远方亲戚返乡，我们在家中设宴接风，几点开饭都是个未知数。有一回父亲去接，深夜未归。大家猜：“没事吧？也许是火车晚点太久了。”车站在另一个城市，家里又没通电话，那趟火车晚了6小时，我们就在家里坐立不安地等了6小时。

回头去想，很难相信当时竟能容忍那样的不便。然而在更早的人看来，延误6小时已经算是顺利了。起码定了哪天抵达就是哪天抵达，不至于遇上兵荒马乱、枝节横生。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一行人去往三闾大学，临行前特意多带了些盘缠，以为无论如何够用了，最后发现仍低估了不确定性，险些被逼入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