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兰

8月17日，雷颐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傅聪 摄）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取静集》《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孤寂百年》等。

“人们习惯将一个地方缺乏权威、秩序严重混乱，称之为‘无政府状态’，其实，造成这种秩序严重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无政府’，而在于‘无社会’。”

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在他的随笔《最怕“无社会”》中这样写道。他现在已近花甲之年，交谈之中，那一辈知识分子的特点显露无遗：“换了以前，你来采访我，先得由你们杂志社联系我们研究所，所里认为我这个人没问题，才可以接受采访。我也不能给你们自由投稿，写完一篇文章，得经过党委、人事处层层盖章才行。”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值得肯定的成果之一，就是慢慢脱去“单位”“政治”的束缚，“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得以恢复和发展，“现在的各种讲座、读书会很多，不仅是新华书店，各家独立书店都可以组织，以前几个文学爱好者私下搞个交流会，都是不允许的。”

在公众媒体平台上，他观点鲜明、语言辛辣，写起杂文随笔颇有些横眉冷对的感觉。但面对面时，他待人亲切而客气。他不遮掩，不矫饰，喜欢讲故事，不爱谈概念。那些久远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讲述之下，个个鲜活立体起来。

最近，雷颐出版了新著《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这本书描绘了容闳、梁启超、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闻一多等12位知识分子的命运，通过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个人选择，串联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通过知识分子们对家国前途的探索，展现他们复杂而微妙的心灵史。

《环球人物》：书中写的第一位知识分子是容闳，为什么您称他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

雷颐：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一个崇尚科举的国度推动留学，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包括“科教兴国”。他在美国看到了现代学校、现代工厂、现代银行、信贷金融体制，主张把这些先进的制度引入中国。他的经历很丰富，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他都参加了。他加入这些政治集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自身却并不依附于这些力量。

比如洋务运动中，他一手创建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后来发现这个官营体制中有很多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严重，就改投了维新派。如果他坚持走下去，就能成为核心要员，有很多既得利益。但为了实现理想，他宁可放弃。在他身上，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立性和超越性。

《环球人物》：但您也强调容闳只是偶然，直到维新时期才产生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雷颐：洋务派领导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属于传统的士大夫，又有一些新思想，我觉得他们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人物。到了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中国传统的国家观——把国作为“家”的放大，在伦理上把人束缚住。他们提出国家是由人民大众通过契约产生的，人民拥有权力。梁启超还批判儒家，因为儒家思想泯灭个人，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服从的奴隶，所以要改造国民性。

《环球人物》：所以五四知识分子继承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潮？

雷颐：对。我们谈论五四运动，主要谈的是它的纲领，“民主”与“科学”。这个纲领实际上脱胎于1912年宋教仁提出的一个口号。宋教仁和梁启超一样，认为中国有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突然一下子共和，皇权专制下的子民成为共和国公民，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怎么办？他提出要“以人道主义去皇权专制之毒，以科学精神去迷信之毒”，这实际上和五四的口号很像了。所以我认为，五四时候提出的观点，没有一个是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只是把原先在文人圈里传播的思想，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思潮。

《环球人物》：新书为什么叫《孤寂百年》？书中12位主人公有什么共同点？

雷颐：这12个知识分子，都不是“纯学者”，他们非常关心國家命运、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政治，但从政的道路并不顺利，都不同程度地厌恶政治。比如梁启超，一直参与政治，虽然有所贡献，但到后来多次被政客所利用。对政治极度失望之后，他才去清华国学院沉浸于国学研究。胡适一开始一直游离于政治之外，但抗战爆发，蒋介石看中了他在美国的影响力，让他当中国驻美大使。国家有难，他义不容辞，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立马辞去职务，研究《水经注》去了。还有闻一多，以诗人的性格介入政治，最终悲剧收场。这些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始终很纠结，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环球人物》：您怎样理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您个人如何选择？

雷颐：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一个有一定学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指有专业性、有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的文化人。比如你是一名医生，除了专业上很出色，还关心社会的医疗体制等问题，这时才有了知识分子的特质。

至于我的选择，就是在书斋里头看社会，了解社会并评议社会，这样反过来，又会使自己的学问更加深刻，对很多历史问题也会理解得更加透彻。

雷颐对历史的书写是体验式的。他对记者说，他们这一代人的觉醒，很多都是从自身经验获得的，从“每一个毛孔都要被管制”的年代走过来，他们见证着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并通过理性的思考，对个体命运与国家历史进行着切身的反思。

雷颐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南煤炭工业管理局的员工，全家追随父亲的工作调动，从长沙搬家到武汉，又从武汉搬到郑州。小学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学业遭到中断。“文革”中复课升了中学，但也不学文化课，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后来他又下乡在农村待了4年，亲眼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苦，城乡差别的巨大。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那段经历打破了他以往对农村的想象，让他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和电影、书本中描述的那样。

下鄉4年后他又当了3年兵，在福州军区当空军地勤，修歼6战斗机。1977年，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文革”中一直热衷于读书的雷颐蠢蠢欲动，动了退伍考学的念头。他还专门跑去自己的出生地武汉，进武汉大学转了一圈，觉得整个大学简直像公园一样，读书生活太美好。

1978年对于雷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他的命运也发生急剧转折：前3个月，他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中间5个月，他复员当了工人;在当工人期间，他积极备考，最后4个月，他考上了吉林大学历史学系，如愿成为一名大学生。

他还记得参加英语考试前，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的他找到一位英语老师，请他把“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句当时最时髦的流行语翻译成英语，使劲背了下来。拿到试卷后，一句话都看不懂，这两句也没用上，好在还有不少选择题，乱选一气，最终拿到了14分。幸亏在那个年代，英语考试并不计入成绩。

如今回头看，雷颐很珍视年轻时的那段动荡经历：“工、农、兵这三种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和角色，我都深有体会。”这让他在学习和研究历史时，多了一份个人体验，“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对立、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人自由等种种弊端，我的感悟很深。农民、工人本来只是一种职业，但1953年国家为了搞计划经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就变成了一种身份的鸿沟。主流的历史叙述只说明这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作为历史学者，更应追究一条政策、一个宣言之后，人民生活带来的切身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毕业之后，雷颐进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笔头甚勤、著作颇丰。一方面，译介优秀的近现代史相关著述;另一方面，也写作出版了自己的多本学术专著。他还为多家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撰稿。

“我一直觉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实是紧密相连的。”雷颐的写作题材广泛，历史、文化、思想、文艺、时事批评都有所涉及，尤其擅长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解读，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冷峻的观察、理性的分析，都彰显出一位并不拘泥于书斋的学者的批判精神;深厚的历史积淀，也使得他对现实的评论多了几分底气。

“研究历史要知人论世，警惕‘唯文本’的倾向。”这是雷颐经常强调的，他所谓的“文本”，指的是一些纲领性的文件、历史人物公开的主张和言论等，这些看起来板上钉钉的“记忆规范”，在雷颐看来却是不可靠的，它们往往并不能代表历史人物的主观好恶和真实处境。

他自己在研究和写作时，喜欢穷尽资料，触角伸向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比如他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就显示出独特的观照历史的角度。研究李鸿章的著述汗牛充栋，雷颐的这本专著，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洋务”三个方面考查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功过，为解读这个近代史的核心人物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本书一版再版，为很多历史爱好者和专业人士所喜爱。

中国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是注重为英雄人物、领袖人物写史，平民大众的历史很少受到关注。而雷颐十分强调为普通人物书写历史。《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的小人物命运沉浮》一书，从点滴细节对各色小人物的命运进行探究、分析，被读者评价为“呈现出了一位历史研究者的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更是一种天下担当”。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公式与说教，难以令人信服。从王朝的兴衰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历史都充满了丰富的细节，通过细节才能让人有真切的感受。” 在雷颐看来，把有血有肉的历史说给大众听，是历史学者的一种使命，“以历史为镜，才能打破黑暗与迷途，借此烛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