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楚函 王晶晶

王富海，1963年生于天津。198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同年就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后任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兼任建设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8月17日，《环球人物》记者采访城市规划专家王富海时，距离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5天。

这5天中，王富海过得并不平静，痛心、愤慨、忧虑。首先，爆炸发生地天津塘沽是他的老家;其次，干了30年城市规划，这样的事故每发生一次他就痛心一次，1993年发生在深圳清水河那场导致800多人伤亡的化工大爆炸他是亲历者。“之前屡次发生的安全事故，从未引起真正的重视，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次天津爆炸事故暴露出的诸多城市规划违规行为问题让人愤慨，“化工围城”下的安全隐患以及规划被条条分割、块块肢解的弱势窘境，更是让人担忧。”

2015年8月12日23时30分，炎炎夏日的深夜，天津滨海新区像往常一样结束了白天的喧嚣，渐入宁静。突然，一声惊人的爆炸声响起，惶恐的人们看到，位于港区内的瑞海国际物流公司仓库燃起熊熊火光，直冲天际。片刻后，传来更剧烈的炸裂声，空中腾起巨大的蘑菇云，火焰和冲击波肆意地向四面八方奔袭，仿佛末日来临。

爆炸地点旁停放的数千辆轿车只剩下焦黑的框架，附近众多居民楼和办公楼的门窗玻璃被震碎，甚至连距离爆炸点大约1.1公里处的天津滨海东方直升机场都破坏严重，4架飞机受损。

最为让人痛心的，是生命的消亡。在爆炸之初的短短几个小时里，就有数百名群众受伤涌入医院。随后曝出消防员失联及伤亡的消息，他们是在爆炸前1小时接到火灾报警，以及爆炸发生后赶去救援的。8月13日上午，在一家医院急诊部门口，一名已经逝去的消防战士，仍穿着厚厚的消防服，躺在医用推车上，站在一旁的医护人员和市民，全都肃立，然后一边抹泪，一边将战士遗体送上车。第一批消防员之所以出现重大牺牲，是因为不知道现场有不能沾水的危险化学品，最初是按普通方法用水来灭火。截至8月20日，遇难114人，失联69人，住院治疗648人。

国家地震台网在事故发生时，清晰记录到了这两次爆炸。从记录结果看，第一次爆炸近震震級ML约2.3级，相当于3吨TNT;第二次爆炸在30秒后，近震震级ML约2.9级，相当于21吨TNT。有媒体做了等值换算，即第一次爆炸相当于近7个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能量，第二次爆炸则接近于46个战斧式巡航导弹落地爆炸。

让人震惊的是，仓库附近的居民就是这样每天抱着“炸弹”睡觉。

2001年实施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规定：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工矿企业等距离至少保持1公里。一般来讲，城市的生产区与居民区最好保持2公里以上间距，但在爆炸仓库2公里以内涉及的住宅项目有6个，1公里以内就有3个，其中万科海港城距离爆炸点不到600米。

2015年8月19日，一名工作人员站在天津滨海新区爆炸核心区。

追求经济与发展的时代节奏下，“化工围城”早已突破了安全警戒红线。而这种情况，天津并非个例。早在1993年，深圳清水河发生特大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起火仓库距离居民区很近，距当地的东角头油气库更是仅百余米，造成巨大伤亡和经济损失。近年来，在河北沧州、山东青岛、江苏南京等地，化工事故波及周围居民的事故屡屡发生。

这暴露出的，正是城市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安全规划的漏洞。

王富海和《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话也是围绕这些漏洞展开的。

《环球人物》：天津爆炸事故，在您看来暴露了城市规划布局中的哪些问题？

王富海：首先是滨海新区规划混乱，生产区和居民区界限不清晰，写字楼挨着仓储，仓储又挨着住宅。一般来讲，城市的生产区与居民区之间除了要有2公里的距离，还要设置农田或绿化带作为间隔。新加坡就将工厂安排到离岛上。

这次事故显而易见的是危险品仓库与周边民用设施的安全距离不够，究其原因是规划中的普通仓库局部变更为危险品仓库。这个变更违反了相关规范，以致对先行批准建设的住宅区造成了危害。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瑞海项目通过了环评，听说也通过了安评，但一直没看到任何相关规划许可。如果没有，是企业违法，如果有规划许可，则是发证部门违规。

《环球人物》：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违法或违规现象发生？

王富海：这既有规划不当的问题，也有规划制度本身的问题。比如把普通仓库变成危险品仓库，规划部门对此没有监管权，这就是一个漏洞。其实完全可以赋予规划部门这种职责，并让安监部门去监控是否存在超标储存危险品等情况。

规划的另一问题，就是地域管辖造成的规划权力分散。此次出事地点的管辖权在天津港务局，自身拥有规划管理权。国家法律以及国务院曾一再强调城市规划权力要统一不得分散，但在具体执行中经常有“城市规划不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所以当下的情况就是，城市规划被条条分割，块块肢解。

另外，所有对安全有威胁的设施，都需要防护距离。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及周边土地越来越稀缺，地价越来越昂贵，设置防护距离占用的土地就是很大一笔钱。这钱谁来出，企业还是政府，是个问题。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城市安全问题重视度不够，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其实天津爆炸和20多年前的深圳清水河爆炸有很多相似之处。

《环球人物》：有哪些相似之处？

王富海：首先都是普通仓库违规变更为危险品仓库，而且超标储存。瑞海爆炸现场共存放危险化学品3000吨左右，其中硝酸铵800吨、氰化钠700吨;而环评报告则称氰化钠的最大暂存量只有10吨。作为监管部门，是明显失察的。其次是生活区距离危险品仓储区都比较近，因此事故都波及到周围民众，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环球人物》：天津爆炸事故凸現了“化工围城”的风险，就全国而言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王富海：“化工围城”已不是个别现象，近年来发生过严重爆炸事故的城市也不是一座，大连、南京等均受其害。2014年6月，南京六合区的化工厂爆炸，为这座重化工城市的环境安全隐患敲响了警钟。大连更是“化工围城”的典型，布局不仅散乱而且安全隐患相当高。

另一方面，化工类企业集中成产业集群，效率最高、产出最大，政府实在不忍放手，导致全国沿海城市竞相开发化工园区的竞争格局。如今，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无序化，每个地方都是铆足了劲想办法做到最大。数据显示，全国7000多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局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

《环球人物》：为何在各地会大量出现“化工围城”？

王富海：首先是过去30年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使城市及周边土地越来越稀缺，地价越来越昂贵，让那些曾经与城市保留一定距离的化工项目逐渐和城市融合。

其次则是规划的“短视效应”。规划赶不上城市化，总是落后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政府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势把握不清。

再次，“化工围城”现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以GDP为纲，将经济发展放在高于民生、高于社会安全的地位。特别是2009年以后，随着《石油石化行业振兴规划》出台，一些地方政府在考核政绩推动下，更是大干快上，巨大的化工项目被不断引进和投资。可以推测，“化工围城”在一些地方会长期存在。

《环球人物》：这次天津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很多人第一次了解“硝酸铵”“氰化钠”这些名词。长期以来，人们以为这些东西离公众生活很远，是这样吗？

王富海：我从小生活在化工厂旁边，所以很早就接触这些词，后来中学学化学又深入地了解。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是离不开这些化学品的。而政府也应该从国民安全教育的角度，把这些化学品以一个公益宣传的方式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了解。有了足够的认识，才能知道如何科学防护。

《环球人物》：在您参与的城市规划项目中，有哪些比较成功的范例？

王富海：一个是深圳华侨城规划，从1986年至今，每10年一轮，现在是第四轮。在我看来华侨城是改革开放后规划建设得最好的城区，真正做到了依托自然、以人为本。

还有浙江安吉的城市规划，他们是唯一一个“联合国人居奖”的中国县城。这里原来是工业城市，后来转型打造生态城。

《环球人物》：对危险品的生产和仓储，发达国家有没有好的做法可以借鉴？

王富海：在发达国家，针对这类企业和设施，首先会进行系统的分类，比如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对安全造成影响的，或者是公众比较厌恶的，并根据影响程度制定细致的规范要求。然后在规划中严格执行，在空间布局上进行协调安排，确保底线。再有就是公众的实质性参与，面对两难取舍，建立利益各方共同商议的机制。

另外，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相对比较稳，对危险设施的选址，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所以一般来讲，较少涉及安全距离问题。

我们国家由于发展太快，往往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有危险的设施已经建好了，民用设施后建，慢慢地把危险设施围起来，形成安全上的巨大隐患。

深圳的东角头油库区的发展就是这种情况，1993年深圳清水河爆炸后，我们就做了油气危险品专项规划，要将油库区搬迁，但一直没有实施，这次天津事故后，深圳政府才下决心着手对油库进行搬迁。

《环球人物》：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城市大发展的格局，并正在打造很多新的开发区或者新区，为避免再次出现滨海新区这样的重大安全事故，您的建议是什么？

王富海：一是要把安全底线提到比生态底线更加优先的级别，集中政力、财力、人力、物力，再加上问责制度，把过去的隐患尽快消除。

第二，要建立起预防机制，已经规划还没有实施的危险项目，要按照新的标准进行专项清理，发现问题尽早调整。

第三，在技术上要尽快补上安全距离规范缺失的漏洞，建立起在城市空间布局上明确并易于执行的规范体系。

第四，既要完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的机制，又要建立城市安全补偿制度，使为保障城市安全而实施的危险设施搬迁与新建，以及涉及到的民用设施搬迁与补偿等行为，得到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意识要转变，面对安全和利益该秉持怎样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从需求和环境特别是安全角度考虑，节制GDP冲动，减少恶性竞争，尤其要防止为了追求土地效益而罔顾安全距离。一旦出现连锁事故，结果往往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政府要把对安全的重视放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