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

揆诸苏共政治史，被迫下台的最高或准最高领导人有三：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可能正应了“人之什么，其言也什么”的谶语，遭排挤的托洛茨基大谈民主政治的必要性，被退休的赫鲁晓夫则成了苏共“党内第一号”异见分子。唯戈尔巴乔夫台上台下表现比较一致，没有让人在这方面捉太多的把柄。如今，他在回忆录《孤独相伴》中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情感、个人仕途及各类政治秘辛。当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才是我们最为关切的内容。

或许有人要说，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改革，苏联就不至于解体，换言之，戈氏乃苏联解体的始作俑者。这类事后诸葛亮的话，近乎大谬。因为，从历史渊源来看，戈氏改革不过是赫鲁晓夫改革、柯西金改革双双失败，以及日后勃列日涅夫长达十多年停滞期所产生的必然和直接的后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改革便意味着温水煮青蛙，迟早有一天，苏联这口锅将煮热、煮沸、煮爆。当然，以今观之，苏联这口锅到头来还是被弄砸了，但这并不是说，温水煮青蛙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选苏共总书记时，他所接手的是一个沉疴累累的烂摊子。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常年低位运行，有时甚至是零增长。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比发达国家低70%以上，农业增长率比发达国家低80%。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惨淡，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滑。1960年代在城市内建个公厕需报中央委员会批准，20年后，莫斯科蔬菜水果零售点的设置仍需政治局出面协调。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说，苏联的解体，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低估了国家陷入的财政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

戈氏在书中列举了造成上述现状的种种事由：冷战导致的军备竞赛，使农业长期以亏损状态补贴工业尤其是军事重工业的发展；指令性计划阻碍了按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意识形态教条绑架了人们的思维，并使国家脱节和落后于科技、人文、学术等国际先进潮流，等等。

戈氏认为因为“人民民主”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而改革的方向就在于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使之积极参与国家建设。退一步來说，“人民民主”也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能够避免整个20世纪中人民被不同集团的‘牧羊人’所吞噬的情况重演”。戈氏祖父、外祖父曾受过集体化、大饥荒、大清洗的冲击，这些灾难也是推动他发起改革的重要原因。

评价戈氏改革的功与过，就如同评价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一定要评价的话，得看从什么角度来申说。如果从苏联解体的后果来看，那么这场改革的确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既有戈氏主观上对既得利益集团和民主激进派的阻挠预估不足，也有国际油价下跌导致苏联国内经济困难、各加盟共和国主权意识和民族分离主义抬头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改革贮备干部的严重缺失也是重要一环。说到底，自身培养的干部，无法对自身作出实质性的改革。最后，苏联这场不得不仓促上马的改革，终于因历史吝于给予更多的时间而归于失败。

但以民族长远发展而不是政权更迭的角度来看，戈氏改革至少留下了两件政治遗产：一是苏联的退场没有像其70年前的登场那样血流成河，这是包括戈氏在内的众多政治家集体智慧的体现。二是苏联人民可以对与自身命运相关的话题，不受阻碍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使得日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明白——什么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