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寅杰

狄更斯的《双城记》是这么开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都在奔向与其相反的地方。

2014年的最后几天，我在香港出差，人在港岛，坐出租车从离岛方向的机场出来，过青马大桥，经上环、中环到铜锣湾，并没有觉得多少异样，711的售货员热情有礼，苹果店门口的黄牛激情澎湃。

直到去了港大访友，才感觉不太一样。朋友W原是我的老乡，高中的时候赴美留学，毕业后来香港学习、工作。可以说，至今为止她的人生中式、西式各占一半，但青春期后自由繁华的西式人生更能影响她的思维。

前年春节她回过一次老家，豆蔻青春、落落大方，举手投足已甩了三线城市的同龄人几条街。她的iPhone里除了微信，几乎没有中文类APP，对于小米、华为这样的品牌也闻所未闻，网络社交在Facebook上完成，观看视频也必用Youtube。果然，后来她告诉我已经入了美国籍。

再后来，她来香港定居，一年之中会往返港、沪、京三地。她大概是我的朋友之中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感触最多的人，有一次我问她这个问题时，她回答：“每一次来内地，最不方便的就是无法连上Facebook和Instagram……”我笑称不上那些网站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吧，她摇头，“我的朋友都在上面啊。”

匆匆别过，我赶31号的晚班飞机回北京。一路上，的士司机与我攀谈，他不会讲国语，我听粤语也困难，两人鸡同鸭讲，词不达意。囫囵大致，他与我吐槽的是港人幸不幸福的话题。司机是中年男子，开车十余载，按说是个“熟练工人”，但如今收入不升反降，“10年前一月能挣三四万，现在只有两万多。”他不满的还有住房、社会福利等，怪谁呢？

香港距离北京2300多公里，3个小时航程，等我落地的时候已经凌晨。打开手机，客户端第一时间推送了上海跨年踩踏事件的新闻，W的朋友圈里则是香港跨年的照片。

“太可怕了，死伤了好多人，我的朋友某某也在人群里。”W给我发信息说，事件发生在距离她一千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我询问她香港跨年的情况，她说今年时代广场的倒数计时取消了，但维港还是有烟火。

2015年元旦跨年，上海外滩吸引了超过30万人，其中有36个游客随着汹涌的人流挤过了马路，挤进了陈毅广场，他们是奔着外滩灯光秀而去的。但却在距离观看灯光秀的最佳位置——观景平台还有几步路的楼梯上，被挤压、跌倒、踩踏，最后停止了呼吸。

2015年1月1日凌晨0点31分，上海公安局官微转发了一条题为“外滩都发生踩踏事件了，太恐怖喽”的微博：“小编刚才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看到，有游客摔倒后，执勤民警立即赶到围成环岛，引导客流绕行。警方提示：外滩客流集中，请大家听从民警指挥，有序退场，切勿推搡。”

第二天，我在W的朋友圈里看到她转发的上海踩踏事件的新闻。“我很不开心。”这是W给我发的最后一条信息，之后她就停止了更新。

我很难把3个城市之间发生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深爱也只是为了谋生”，当这些事情过去之后，围绕着我逃不开去的还是工作和生活。踩踏发生的那一刻，我看到电视屏幕中主持人说：“让我们带着祝愿，带着梦想，为零点倒计时，朋友们……10，9，8……”这句话一定也传遍了两岸的3个城市。

插图/N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