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强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共赴国难，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主力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挺进沦陷区，配合国军正面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对中共抗日武装在敌后的迅速崛起，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人士就有种种非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于1940年10月19日致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该电公开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为“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诬蔑在敌后发展抗日武装为“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诬蔑在沦陷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为“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诬蔑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自卫战为“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不时看到和听到当年早就被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答何应钦、白崇禧“佳电”所指谬过的陈词滥调。本文结合新四军抗战历史，用国民党自己的文献档案，对这些论调作出必要的澄清。

新四军挺进敌后取得一系列战绩

抗战烽火中诞生的新四军，其战略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挺进敌后，组织、领导沦陷区人民群众，配合国军正面战场开展对日游击作战，扰乱敌后，削弱日军，直至将日寇逐出国门。

新四军各支队集中后，首先从江南三个支队各抽调部分干部和侦察员组成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下旬开赴苏南实施战略侦察；接着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指挥下于6月中旬挺进苏南茅山敌后；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指挥下于7月进入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指挥下，经宣城、芜湖开到铜陵、繁昌、南陵地区；江北的第四支队在司令员高敬亭指挥下于4月中旬进入皖中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各支队东进之后，克服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在敌我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运用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等各种游击战术，取得了一系列对日作战的胜利。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一部在皖中巢湖东南蒋家河口设伏，全歼由巢县县城下乡骚扰的小股日军，取得新四军组建后首次对日军作战胜利。紧接着，新四军先遣支队于6月17日在苏南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4辆，毙日军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人，伤日军8人，取得新四军苏南敌后首战的胜绩。

在江北江南首战的鼓舞下，新四军第一支队设伏竹子岗首俘日军；第二支队奇袭官陡门；第三支队五次繁昌保卫战；第四支队安合公路伏击日军车队；第五支队三打来安城；游击支队窦楼歼敌；豫鄂游击独立大队鏖战余家店；“江抗”东进苏常太，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

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孟繁纶统计上报，新四军在东进的第一年8个月中对日作战171次，其中：第一支队50次，第二支队52次，第三支队34次，第四支队35次，共计毙敌官兵1417名，伤敌官兵1347名。1939年，新四军对日作战719次，其中：第一支队124次，第二支队166次，第三支队192次，第四支队108次，第五支队80次，游击纵队49次，共计毙敌官兵3032名，伤敌官兵5093名。

由于新四军人员少，武器配备差，饷弹又不济，因此在战斗规模、作战力度等方面与拥有全国行政经济物资以及外援等一切资源的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确实没有任何可比性。新四军只能发挥自身的特长，与敌展开麻雀战、伏击战、游击战，破坏敌人水陆交通和通讯设施，袭击日军据点，牵制和削弱敌人兵力，达到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的目的。1939年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在接受《申报》记者战地采访时曾强调指出新四军的作用说：

“可是我们却牵制了对方很多的兵力，过去整个东战场只有七万敌人，而现在南京到镇江的一个地区里他们的兵力就有六万多人。游击队主要是扰乱后方，虽不能即刻把他们整个消灭，但已相当的削弱了他们，使他们作战情绪日益低落，战斗力日益减小，这不是无因的。”

据统计，抗战八年，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抗击日军1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强，抗击伪军23万人，占伪军总数的30%强。为此，新四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共伤亡将士8万余人，其中团以上领导的就有350多位。

新四军在敌后抗击日军的同时，出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在日军扫荡时，还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力所能及地配合支援同在敌后抗战的国民党友军作战。如1939年一年中，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皖南繁昌顽强抵抗日军进攻，牺牲数百名指战员，取得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连国民党繁昌县长也不得不承认，“在沦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是靠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同年底，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抱病指挥所部抗击日军对皖东津浦路西的大扫荡，将国民黨军队丢弃的皖东重镇古河从日军手中夺回，复又交还给国民党友军。1940年4月和10月，皖南新四军配合国民党第三战区抗击日军发动的皖南大扫荡。在10月反扫荡时，叶挺亲临前线指挥皖南新四军支援友军作战。对此，日本防卫厅档案有如下记载：

“第十五师团主力在荻港周围集结完了，走在其他兵团之前，先对师团作战地区内进行扫荡。10月5日开始前进，7日下午8时占领了泾县一带。接着，翌8日晨向着……宣城开始前进，但在下午2时30分到达泾县东6公里附近时，前面出现约1万敌军，日军前进受阻，损失也逐渐增加。下午3时，突然在后方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昨夜经日军袭击占领了的附近一带，陆续出现新锐之敌。这些敌人是由泾县西侧山沟根据地来的新四军及重庆第二十五军组成的约1万人的大部队。优势之敌从东西两面逐步缩小包围圈。第十五师团主力在东西只有二三公里的狭窄地带，被约2万之大部队包围。激战2天后，利用10日暗夜在泾县北面打开突破口，成功地摆脱敌人，13日到达宣城。”

战后，为表示团结抗日，叶挺将从日军手中夺回的泾县县城主动交还给弃城撤退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遗憾的是，就是这么一支同友军并肩奋战，共同御侮的皖南新四军，却在2个月后奉命北移途中，惨被第三战区国民党重兵围歼于泾县茂林地区。

新四军的战绩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充分肯定和表彰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在皖中巢县蒋家河口伏击小股日军获胜，是为新四军建军后东进对日处女战。5月16日蒋介石给叶挺、项英去电嘉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

1938年5月21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贵部挺进迅速，游击得力，殊堪嘉尚。还望积极行动为要。”

6月1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该军屡有斩获，至堪嘉慰，仍希继续努力，破坏交通，使敌兵力无法转运，为要。”

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取得韦岗伏击战胜利，打响了新四军苏南抗战第一枪。蒋介石为此给叶挺发去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1938年6月26日，蒋介石又专电表彰叶挺：“以有进无退之决心，召示部属，足征精忠报国，至堪嘉慰。”

193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审阅叶挺、项英7月3日战报后批曰：“该军深入敌后，破坏交通，摧毁伪政权，殊堪嘉尚。仍盼督饬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1939年1月30日，西南行营主任兼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叶挺：“贵属屡挫敌氛，至堪嘉慰，仍仰督率所部，乘虚袭击敌人，为盼。”

1939年2月4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该军袭敌成果甚佳，殊堪嘉慰。仍仰督饬所属继续努力。嗣后关于战绩报告，加以整理为要。“

1939年2月18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上峰报告：“新四军叶挺部游击颇为努力，迭有斩获，已传令嘉奖，并奖洋壹千元，乞备案。”

1939年2月26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叶挺电称：“英勇杀敌，斩获奇巨，至堪嘉许，尚希再接再厉，以奏大功。”

1939年3月26日，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致电叶挺称：“贵部奋勇杀敌，壮烈牺牲，不胜钦佩，悼念之至。”

1939年4月24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当我各战场正在积极反攻敌人之际，该军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仍仰转饬所属继续努力，以竟全功为要。”

1939年5月31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该军游击屡有斩获，至堪嘉慰。仍希继续努力，破坏交通，使敌兵力无法转運为要。”

1939年12月11日，在第三支队取得第五次繁昌保卫战胜利后，顾祝同致电叶挺称：“查该部游击努力，缴获独多，应予传令嘉奖，以资鼓励。”

在台北“国史馆”保存的蒋介石当年带到台湾的“大溪档案”中，保存着顾祝同关于新四军各支队伏击日军呈蒋介石的大量战况电报。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第三战区呈蒋介石、何应钦、军令部关于新四军战绩的周报、年报、嘉奖也不胜枚举。诚如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声讨国民党顽固派时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贴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以及取胜之道赢得军委会高层的重视

1939年3月，新四军军部将进入江南敌后抗战一年的战斗总结报告送呈军委会，何应钦阅后于5月10日批转军令部：“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如军令部无此同样之报告，可将此全份送军令部。”

报告转到军令部后，军令部次长刘斐于6月6日批示：“报告内容系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游击各部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又其补给困难一项，似亦不可忽视不理。”然后他将报告签呈委座。

蒋介石于第二天审阅报告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6月7日即签发手谕给叶挺、项英：“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项副军长英：3月10日工作报告暨说明书均悉。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至于补给一项，已饬顾长官予以改善矣。”

上述史实，一方面说明抗战初期国共关系的主流是融洽的，另一方面也足以证实新四军敌后抗战确实作战有方，功勋卓著，殊堪嘉勉。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从1939年秋天开始，国民党在其内部文电中便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偏激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摩擦日趋紧张，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在抄送给军令部《新四军概况》“对策之建议”一节中，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局面，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宜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从此以后再也不复见到对新四军的嘉奖电文。

历史早已证明，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后广大民众的拥戴下，驰骋江淮河汉，转战大江南北，经过8年的浴血奋斗，发展成为华中敌后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到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新四军已从下山时的上万人、枪6000余支，发展壮大到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先后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7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7个行政公署，1个办事处，20余个专员公署，140多个县政府，解放人口3420余万，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 徐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