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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自贸区机遇

2015-09-10王哲

中国报道 2015年5期
关键词:试验区一带一带一路

王哲

在经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将是今后数年主导中国经济内外需扩张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带一路”着眼更加长远的涉及众多国家的经济带建设,目前还处于前期打基础的阶段,而自贸区已经到了出产成果的阶段。4月21日,在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一年半后,中国第二批三大自贸区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正式挂牌。自贸区建设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提振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政策之一,而“一带一路”将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的后续动力,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实现。

就自贸区和“一带一路”两大国家战略如何有机对接,本刊记者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他认为,尽管两者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有所区别,但同样都是为了将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努力和争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的主动权结合起来,在世界经济强国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所以两者必将会完美融合起来,一起成为中国多元化经济增长的强劲发动机。

中国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并将两者都列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内容。您如何理解在当前形势下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

李光辉:在当下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和规则重构的过程中,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是必然的选择。

“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在国内把沿边、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全方位对外开放,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在国际上,与沿线各国共同走向繁荣。同样,中国经济必须跟上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趋势,才能不被边缘化,继而在未来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世界经济新格局中把握主动,赢得先机,所以我们在国内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取得成功经验并向全国推广,也为将来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进行有效积累。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经济体认为,它们已经无法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格局中获取更大利益,于是便搁置了WTO的相关升级谈判,转而自行推出标准更高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在此背景下,中国也开始寻求更多的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协定谈判,加快实施“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

中国报道: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一年多来,负面清单的内容调整一直颇受外界关注,您能否简要评价其主要成绩和今后自贸区的发展方向?

李光輝: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上海自贸试验区自2013年挂牌以来已积累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的成果和成功经验,例如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给予推广。

为了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的试点,同时为了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形成对比试验、互补试验,通过试验的多样性验证制度创新以及措施扶植推广的可行性,来建设更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范围,并且在广东、天津、福建再新设三个自贸试验区,目前商务部、四省市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的四个自贸试验区的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由国务院印发。

所谓负面清单一定是国家统一授权的,并不是说上海的就只是上海的,要经历一个不断总结经验修改的过程,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负面清单,然后在四个自贸试验区共同实施。

目前,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发布适用于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上海前两个负面清单基础上形成了四区“统一”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小限制的范围。据我了解,由2014年的139条缩减至122条,可以说提升了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

根据上海自贸试验区取得的经验,在外商投资领域,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在贸易领域进一步推进口岸监管制度、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创新,与此同时,严格防范偷漏税和质量安全风险;在金融领域,完善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构建宏观审慎的金融管理体系……这四个自贸试验区继续以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及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目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原来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创新措施。

中国报道:此前有媒体提出“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两大战略是纲与目的关系,“一带一路”为纲,自贸区为目,纲举而目张,对此您有怎样的理解?四个自贸区都在研究对接“一带一路”的问题,这种对接目前还存在哪些现实困难与问题,大家在认识上还有哪些不足和误区?

李光辉: “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一定会很多,这是因为所有行动计划和愿景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国家之间能否协调一致,能不能协商成,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问题,必须跟沿线国家协商,和对方充分沟通,与对方的计划设法对接。

大家一定要形成坚定认识,“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一带一路”建设一定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相互合作共商共建、成果利益共享的,必须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沿线国家通过和中国合作得到更好的实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我们要包容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汇集各方智慧和努力,“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定是多方的、共同的、互利共赢的。

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明确中国的自贸区发展战略,以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基础是基本的思路,将中国改革的红利、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传递给周边,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要努力扩大数量,更要讲质量。

与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建设紧密相连的,就是我们的地方自贸区探索和建设,这是一场中国主动为之的改革试验,它的目的是为国家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地方自贸区可以看作中国主动对外开放的一个载体,它和国家层面的双边和多边谈判是相互促进的。地方自贸区建设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单方面向其他国家扩大开放,是通过国内或地方的法律而不是双边协议来执行,可以充分自主地进行试验,可行的话就推广。

另外,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一定会有安全问题,我们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也要不断采取各类措施,控制风险底线。

中国报道:广东、福建、天津三个自贸区挂牌运行后,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与上海有哪些区别?四个自贸区又会存在哪些竞争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战略是否具有统筹协调功能?

李光辉:粤闽津三大自贸区准备工作早已非常充分,之所以迟至4月下旬才挂牌,是为了找准各自不同的定位,在接轨“一带一路”战略时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四个自贸区从北到南,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线状分布,形成各具优势、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新高地,为在全国范围内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探索。它们在定位等各方面的差别很大,简单地说,广东立足于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立足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立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继续在投资贸易便利等方面担当先行者,“四位一体”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

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将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其他三个新设的自贸区中,广东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是“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天津自贸区的定位是要“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福建自贸区将建设成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三者的共同点是都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辐射带动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建设长三角区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来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快速發展;广东自贸试验区将通过与国际规则接轨,加工贸易转型,打造新型国际投资规则试验区,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的规格体系,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和内地区域的产业升级,发展重点将是贸易、航运和金融三大块;天津自贸试验区旨在通过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辐射内陆的发展,探索区域经济发展新路径,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金融租赁管理模式等;福建自贸试验区着力加强闽台产业对接、创新两岸服务业合作模式,以此来辐射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发展。

中国报道:坊间有“自贸区1.0时代”、“自贸区2.0版”的说法,您如何看这样的说法,是否确切?中东西部还有很多城市都在积极努力寻求被列入第三批自由贸易区,您认为下一批自贸区会是哪里?您对未来的“自贸区3.0”有怎样的展望?

李光辉:我认为没有所谓的1.0、2.0、3.0的问题,只有构建自贸区的背景和定位不同,这些自贸区的设立也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扩展区域之后将进一步推动公平竞争权益保护的试点内容。而新设的自贸试验区将继续坚持制度创新,在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在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金融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等四个领域进一步改革创新,并且也提出了行政咨询体系、审管分离、审批归口等一些新的做法。

据我了解,目前尚无增设更多自贸试验区的计划。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根据实际需要,还会有更多的自贸区设立。探讨未来中国的地方自贸区的布局,沿边、中部、西部都可能会设点,因为现在设立的是沿海的四个自贸区,所以下一步中西部的呼声会更高一些。但继续推进自贸区建设肯定会“不忘初心”,目的都是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探索不同的路径,积极参与重大贸易谈判和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提出于我有利的中国方案,这是一项关系我国核心经贸利益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也应该鼓励自贸区之间竞争,通过市场锻炼,达到提升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目的,今后和其他经济体谈高标准自贸协定时,就会水到渠成。

中国报道:我们在国内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也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开始寻求更多的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协定谈判,比如中韩自贸区谈判、中澳自贸区谈判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等,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李光辉: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FTZ)的成功经验,可以用到FTA(国家间的自贸区)谈判当中。“一带一路”是国家级别的重大战略,中国和沿线国家有不同合作平台与合作方式,而FTA是“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式。国内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探索形成的经验,对以后在与其它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实施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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