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华 范琦娟

“新常态就是变革，而且是更全面、持久的变革。领导力也离不开变革，变革时代更需要领导力。”

“新常态对领导力要求更高”

《决策》：当前中国不仅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人们看来，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政治、法治、改革等也进入一种“新常态”。从领导力角度看，领导干部如何适应这样的新常态，进而引领新常态？

刘峰：新常态就是变革，而且是更全面、持久的变革。领导力也离不开变革，变革时代更需要领导力。

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式的改变，同时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这五个建设的同步推进，还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新常态不是短时期的，是长时期、可持续的，更加注重全面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新常态下，对新领导力的要求更高，需要统筹全面协调，更有针对性。

同时，对干部素质要求也是全面。尤其是注重政治素质，有坚定的信仰与担当，更加廉政、能干。既要求有新的视野和工作思路，也要更加懂得法治，知识结构要更全面。过去往往是技术型领导，新常态下领导者要懂得互联网+，既能与群众沟通，还要能驾驭市场经济。

辛鸣：新常态本来是描述中国经济状态的一个词汇，但现在跨界使用越来越普遍，跨界泛滥好不好需要研究。一个概念的限定是必要的，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社会为什么愿意跨界使用这个概念，这表明什么？

这表明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举措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改变，不仅是经济领域，可能在政治和党建领域更加明显。而且社会民众对这种改变表示高度的认同，用新常态的说法来描述，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反映了民众的支持和期待。同时，这种变革会直接影响到领导干部的领导力和决策力，需要适应和改变。

什么是领导力？首先是一种思想领导，能不能提出一种共识和愿景，得到全社会的认同，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看起来很虚，但这是最深层次的问题。领导力最根本体现就是在思想领域，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让人们在感觉不到被领导的过程中已经体现了你的领导。

第二，必须研究权力运行和法治之间的关系。不能把法律当作权力扩张的工具，但又必须把法律当作权力运行的合法性依据。过去，一些基层干部嘴上说法治，但实际权力运行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权就任性;但另一方面，学术界尤其是法律界往往简单地认为，法律规定的范围就是权力行使的范围，一切行为都应按照法律来办。道理是没错，但如果真这样，权力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权力在法律范围内怎么活动？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法律可以明确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法律不能清晰规范？权力不能没有边界，但在权力边界范围内跟法律是什么关系？我们必须琢磨透这两者的关系，才能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更好地运用权力，让它更有作为。

另外，我们是一党长期执政，意味着领导干部是长期握有权力的，权力人格化就体现出来了。要想真正有领导力，要看领导干部做人怎么样，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我们所要求的那样先进和优秀。这就对领导干部的个人素养和品德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三个方面是根本性的，在这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研究领导方法。

新领导力重在服务力

《决策》：现在，一些地方出现领导干部不作为的现象，舆论对此也大加批判。对此，您怎么看？

辛鸣：为什么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感觉不好作为、不能作为？关键要搞清楚，过去我们理解的“作为”是什么？是我们去管别人，我们去决定这件事情能不能干，一切领导说了算，让你干就能干，不让你干就不能干。

实际上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作为”更多的应该是服务。过去的审批也好、监管也罢，应该通过审批和管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手段异化，不能为管制而管制。所以，必须搞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作为。

领导干部权力的实现形式，应该从管制走向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基层干部不作为的说法有些矫情。因为过去乱作为惯了，把乱作为当成作为，而且一些企业家也怀念过去那种状况。过去一些事情在政策法律框架内本来不可办，企业家跟领导干部喝一场酒、送点东西事情就办了。现在真正按照法律和政策规定来做，酒不敢喝、东西不敢收，事情也不能办了，于是反过来批评领导干部不作为。

其实我倒感觉，这是中国社会运行走向正轨和规范化，必须承担的代价和支付的成本。我们一定不能沉湎于过去那种“积极有为”，“碰到黄灯赶快走，碰到红灯绕着走”，这不是真正有作为，而是乱作为。

固然现在客观上存在不作为的现象，但要扭转过去的乱作为，必须先“不作为”。而且不作为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充分给予市场主体和社会民众活力。

说实话，政府越不作为将来越没地位，其实领导干部最怕不作为，他不作为就没地位了。如果一个局长从早8点上班到晚上6点下班，没有一个人来找他，这个局长当的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不作为他们比我们更着急。

《决策》：如果不作为是一种回归常态，那如何才能体现出领导干部的领导力？

辛鸣：领导干部一定要在服务上下功夫，权力运行要真正回归到服务的本质上来。如果服务到位了，权威就树立起来了，当你的服务让人感觉到离不开你的时候，权威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新常态意味着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了，发展压力也更大，基层干部确实有些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干了。过去只要上项目、招商引资就是有作为，现在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怎么做才是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这里有个很大的背景，就是过去30多年来巨大的行为模式惯性所导致的，行为模式有巨大的惯性，已经习惯的行为模式很难一下子改变。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难以马上改变的问题，就是既有的利益格局。

过去那种发展方式和权力运行模式，已经形成了既有的利益格局，不仅包括领导干部，还有围绕领导干部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离中心再远的“同心圆”也能分到一杯羹。现在“同心圆”格局要打破，同样是很难的。

新常态下，一系列制度会让领导干部更不敢用权力，严以用权是未来的一个基本常态，但严以用权绝不意味着不敢担当、不作为。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必须主动适应，真正实现领导力的转型升级。

“决策力要慢下来，影响力要快起来”

《决策》：新常态下，领导干部的领导力和决策力应该如何转型升级？

刘峰：“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政府重大决策也不能任性，要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这些举措必将倒逼各级领导干部有效推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步伐，倒逼领导决策的高速度“慢”下来，把决策的质量提上去。

领导决策要多一些法治的理性，少一些张扬的个性;多一些历史的耐性，少一些当下的任性。过去不少重大决策都是急坏的、躁坏的，交了不少学费。新常态客观上不仅要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要慢下来，而且要求重大决策的高速度也要“慢”下来。重大决策的速度“慢”下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是法治政府建设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应该通过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集体讨论决定等民主决策的关键程序，使重大决策的速度“慢”下来;通过落实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等科学决策的关键措施，使重大决策的速度“慢”下来;通过落实合法性审查和依据法定程序等依法决策的关键环节，使重大决策的速度“慢”下来。

在决策力慢下来的同时，影响力恰恰要快起来。新常态重在用人，要把拥护改革，能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干部尽快选出来、用起来。要尽快让那些勇于担当的，善于应变的，群众拥护的干部尽快发挥作用。认准后要毫不犹豫委以重任，当机立断。

同时，授权要快。要善于授权，把权力授权给有责任、有能力的人，同时赋予下属明确的责任。政府要少一点管，多一点理。尽量把不该管、管不好的交给社会，交给自我领导者，让基层草根更有活力。另外，激励也要快，做出成绩后，要及时给予鼓励和奖励。

《决策》：在新领导力语境下，还有哪些能力要领导干部去修炼？

刘峰：首先是共享领导，这与简政放权是一致的，既向市场、向社会放权，又向地方、向下级放权。共享领导意味着把“领导者”从对领导活动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让更多的治理主体参与决策、执行决策。

与新领导力相适应的第二个新领导观，是简约领导和平民领导。新领导力认为领导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越简约越好，同时要做到放管有度，放管结合。好的领导、高效的领导要少做决策。要创造条件，帮助下级决策，提供足够的条件，包括信息支持、物质条件、资源条件，让下级能够决策。

第三个新领导观是柔性领导和隐性领导。新领导观越来越显示出领导的柔性化和隐性化趋势，它主要依靠引导和疏导，依靠非权力的影响力来达到领导目的;主要依靠制度和规范，依靠文化和情境来达到领导目的。

隐性领导需要领导者“退”到领导情境的边缘，通过设计和改变领导情境，去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被领导者并没有感觉到领导者在领导自己，然而却实实在在地接受了领导者的影响，这就是隐性领导。隐性领导是柔性领导的延续和深化，而柔性领导则是隐性领导的前提和表现。

隐性领导需要强化价值领导，就是要有明确的价值观、明确的奋斗目标。比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人都有出彩机会的“个人梦”，这个目标既能激励广大干部，也能激励广大群众。隐性化的领导有一个“共同愿景”，它是领导者与广大群众共有的、自愿追求的前景。由此，就实现了领导者与广大群众的相互认同。

广大群众认同自己的领导者，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组织文化和“共同愿景”。这样，他们的行为就容易与领导者一致起来。党的正确主张就会“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