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

此前听说，支付宝总部正在有关部门办理迁沪手续。当时不由感慨，“儿子大了难免一走”。今年4月，支付宝总部正式迁址浦东。恰在此时，我爱上了用支付宝购物付款的“爽”。

可是我想说的，是浙江留不住儿子的痛楚。20世纪初期，浙江两家最大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总部相继迁往上海。大量浙江资本和浙江人，以混迹上海滩为乐。

历史往往重演。20多年前我在新疆挂职，坐我对面那兄弟在浙江挂职，他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浙江已进入到资本输出阶段。我想糟了，浙江自己还不富啊。

果不其然，2000年以来，浙江经济增速由领跑全国几乎跌至全国末位。浙江工业今年4月增速仅3.3%，同比回落3.5个百分点。工业增速的一半多没了，是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大举向外投资。

发家于温州的青山控股集团，2014年销售额650亿元，董事局早已落户上海，生产基地几乎无一在温州。几个月前在台州调研一家制药企业，5个生产基地有3个在省外，江苏基地生产工艺和设备最好，销售收入占集团一半。

发达国家企业大了并不必然立马向外大量投资或搬迁总部。20多年前去日本静冈县磐田市考察雅马哈集团，近两万员工多半在磐田市。这个8万人口的小城市，几乎每家都有人在雅马哈工作。微软公司在西雅图创立，总部一直未迁。1916年创立于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总部直至2001年因并购等原因才迁至芝加哥。1937年创立于爱知县的日本丰田公司，官网上的爱知总部地位高于其东京总部。

企业大了留不住是一种令人诧异的状况。诸如浙江平台太小，上海强力吸引，布局全国乃至全球需要等，都可以是一种解释。然而美日为什么他们一些企业能安心留在家乡，且并不影响其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这里的关键，还是中国独特的环境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行政资源高度集中。我编了一个段子，或许可以反映这一状况：一些部委批试点，一些部委批牌子、批资质、批许可证，还有不少部委仍在直接面向企业分钱分粮票，仍在别出心裁搞各种各样国家级、省级名目。逼得企业家只得经常从家乡来到省城，来到京城。当别人拿到特定行政资源时，你拿得少或拿不到，还怎么混？

人格化交易。这是史晋川教授10多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如果望文生义一下，也就是非面对面即难以做生意，温州、台州一带又对此称之为熟人圈。其背后的文化特征，就是相互之间缺少基于法治基础上的充分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呆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地方，业务往来又逼得你满天飞，真不如把总部搬走算了。

建设用地的资源性制约以及制度性的厚此薄彼。2004至2012年，浙江建设用地年均增速仅2.1%，中西部此期间年均增速高达18.0%，于是大家都到中西部投资扩张。我刚在安徽广德县调研，当地有274家浙江投资企业，占当地企业64%。一家替东芝做注塑机配件的宁波企业，在鄞州只有50亩地，在广德有300亩地，正雄心勃勃地开发机器人配件，以及开发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木工机械。

儿子大了离家，是浙江对全国的一大贡献。浙江的最大资源，可以说就是企业家资源。儿子大了后由不得爹娘，闯荡江湖，要实现一个大大的梦想，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们。

然而从家乡情结出发，希望多一些企业留在浙江，也没什么错。而且，这毕竟是全国最好的一块地。儿子大了可否不走，是一个战略性课题。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