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摘要】从源流关系的视野来观察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前者是源，后者是流；观察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其它部分的关系，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具有本源性。在源流关系的视野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历史地位更为清晰明白。

【关键词】源流关系 邓小平理论 经典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在源流关系的视野中，邓小平理论的建构具有二重意义：它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本身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次飞跃的重要里程碑；此外，它还扬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度启航的风帆，为随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方略等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到邓小平理论的源流发展

第一重源流关系存在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理之间。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源头，提供了基本原理和价值追求，却难以直接运用于各种复杂的具体条件；邓小平理论把握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和立场，但并没有直接套用具体结论。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①只有在从源到流的发展关系中去把握邓小平理论，才能透彻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的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②恩格斯则更强调社会主义在经济学上的科学性：“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③他们的看法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第二个是所有人都要自由全面发展。在探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④这两大原则在南方谈话中发展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本质论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历史发展将分成三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他认为，在完成专政过渡之后，是无私有制、无市场、无商品、无货币、无阶级、无政治国家的“六无”状态。这种基于西欧条件的社会主义阶段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去“左”的错误的根源。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从理论上阐明的那种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各方面都已经高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社会制度，“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⑤在此基础上，十三大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以说，没有从源到流的发展，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阶段论。

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时代主题问题。帝国主义大战的不可避免性使得列宁得出了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的结论。战后全球化的新时代使得垄断殖民地失去了经济上的必要性，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也过去了。邓小平敏锐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不再认为短时间内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使我们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更加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时代主题上从源到流的推进，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之一。

经典作家肯定了新社会也同样需要改革。邓小平继承了经典作家的这一思想，并指出要同时改革生产关系和对外关系。“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⑥从经典改革论到改革开放论的演进，既坚持了源头的立场方法，又考虑了中国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对外交往过于狭隘的具体国情，实现了从源到流的发展。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预言了社会主义社会一些基本的制度特点。这些制度特点中最主要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其预言的出发点是在此基础上消灭人对人的统治以及物支配人的异化。但在生产力不发达、技术有待发展的国情下，只能公有化一部分已经具备社会化大生产能力的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属性，终于解除了束缚中国改革多年的重大思想困扰。

以上这“五论”的发展创新，都没有抛弃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方法，也没有离开中国的实际国情，都实现了从源头理论到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说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理论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主要的理论依据就在这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性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相对本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改革开放的新道路，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命名的；而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正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在1982年十二大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在表述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虚词之差，在内涵上则完全一致。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一方面使人们意识到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经典理论意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从其他国家照搬照抄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使人们开始自觉地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就实践而言，新概念开辟了新道路；就理论而言，新道路提供了新空间；就行动而言，新概念举起了新旗帜。

其二，邓小平理论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方向。邓小平一方面看到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意识到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看到普通群众衣食有忧的实际，深感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由群众共享，先是明确的指出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然后把这两个要点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阐述。其后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可见，这两个理论成果的创新都没有偏离邓小平理论指出的价值目标。

其三，邓小平理论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得到恢复。1980年，邓小平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⑦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正式提了出来。就理论而言，经典作家不能在一百多年前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直接答案，从国情出发、从实践出发进行思考，这才可能逐步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就实践而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把人们的认识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改革开放的开启准备了思想前提。

其四，邓小平理论开启、坚持、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面临十年动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作出了转移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没有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就难以开启；没有了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点，是邓小平理论中已经加以系统论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现实依据；离开了基本国情，就会发生或“左”或右的偏差。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是由邓小平理论提供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但它们都吸收了这个“基本内核”。它们立论的依据，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它们形成的时代条件，都是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它们所坚持的思想路线，都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这些“基本内核”都源自邓小平理论。

其七，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二度中国化的若干重要经验。首要的一条就是邓小平理论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结合起来。其次，邓小平理论把继承前人与发展创新结合起来。再次，邓小平理论还注重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这些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中都得到了坚持和发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度历史飞跃中产生的首个理论成果，便是邓小平理论。就其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是源，邓小平理论是流；就其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而言，邓小平理论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是流。在源流关系的视野里，邓小平理论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地位更加清晰、更加一目了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④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第172页，第225页，第1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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