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三洋

有人认为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漫长战乱一无是处，导致了社会的全面倒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唐末和五代十国的许多军阀都出身于商人，因此对待商人的态度较为开明，对商人的压制也不像唐朝中后期那样严苛。因此，在河北、江东和巴蜀等一些世袭军阀割据，而又未受仇恨商人的黄巢暴动波及的地区，反而出现了商品经济异常发达的景象。

更为重要的是，黄巢暴动平息后，随着东南沿海国际贸易的恢复，以占城稻为首的东南亚高产作物被引入中国，广受民众欢迎，使中国的粮食产量在一个世纪内翻了一倍，人口也相应地翻了一倍，而且这些增加的人口大多集中在种植占城稻的南方。在华北，缺水的现实导致这里的农田依然只能以种植小米和小麦为主，这些华北传统作物的产量较古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常因天灾人祸下降。于是，从五代十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分布就逐步改变了隋唐时南北平衡的局面，变成南重北轻，长江流域空前富裕，而华北、华西地区却日益积贫积弱。这对中国发展沿海外贸十分有利，却让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宋朝越发无力应对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只能采取了重视经济文化发展，而在军事上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这与任何宋朝君臣的言行政策都没有关系，因为宋朝就像一个上肢瘦弱、下身肥胖的人，根本不适合从事散打、拳击等激烈的格斗竞技，而只适合在屋子里坐而论道。

宋朝年间的“国进民退”

为了发展经济，宋朝借鉴五代十国各地方政权的成功经验，降低工商税，允许商人骑马、坐车、穿华丽的衣服、参加科举考试，基本取消了唐朝的宵禁和价格管制，也不再强制要求同行业店铺都集中于同一区域。这样，唐太宗设计的“行”便烟消云散，但“行会”组织却保留了下来，势力较唐朝还有所增强，超出了“行”的范围，渗透到城乡各个区域，牢牢掌握着各地市场的商品定价权。不过，奇怪的是，宋朝商人知名者甚少，偶有发达者见诸史料，其资产也至多不过50万贯（50万两白银）而已，这与明清时期动辄家产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两白银的知名富商相比如同霄壤，即便同汉唐时期的知名富商相比也毫无优势，丝毫体现不出来宋朝经济的发展进步。因为资金匮乏，宋朝的“行会”虽然貌似规模很大（有些学者认为是宋朝行会规模是晚清之前中国最大的），却没有多少社会影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朝的历史教训，决定大幅加强中央的政治军事力量，削弱地方的政治军事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一改唐朝将盐业、采矿业和酿酒业等商业领域全部开放给民营资本的经济政策，将它们全部收归国有。不仅如此，宋朝统治者还变本加厉，将许多利润较高的商业领域也都收归国有，严禁民众经营。宋太祖规定，商人贩卖盐达到10斤、贩卖碱或矾达到3斤、贩卖酒达到3斗、酿酒曲达到15斤者，一律处死。宋朝固然不杀文人，却杀了很多商人，原因只是这些商人从事利润较为丰厚的行业。重商主义、自由贸易等理论，宋朝统治者是完全听不进去的，这决不是一个对商人友善的政权，因此也决不是一个受到西北游牧民族欢迎的政权，日益恶化的北方边境问题最终将宋朝埋葬。

除了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之外，宋朝商业还面临另一大问题：通货紧缩。宋朝建立之后，实现了将近10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堪称历史奇迹。但是与此同时，宋朝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总量却增长缓慢。这是由于宋朝继承前代的货币政策，以纺织品和铜币为主要货币，并且吸收了阿拉伯人传来的古巴比伦货币体系，把碎银子也接纳为正式货币（这在唐朝还极为罕见）。但是，宋朝开采的的铜矿和银矿较少，中国最主要的产铜地云贵高原当时在大理国统治下，富豪们又大规模收藏、改铸现有的金属货币，导致宋朝市场上的流通金属货币总量长期停滞不前，“钱荒”频繁发生。所以，宋朝流通货币的增长，主要依赖扩大纺织品生产来获得，严重制约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宋朝政府也曾试图用矿产较多的铁来铸币，但铁币价格低廉、易于生锈、易于伪造，不受市场欢迎。久而久之，苦于流通货币不足的宋朝政府尝试用质地与纺织品近似、但成本更低的印刷纸来充当货币，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钱——于公元1023年发行的交子。因为发行过滥，交子严重贬值，后来被公元1107年发行的新纸钱“钱引”取代。“钱引”起初信用良好，但由于金军入侵，缺乏军费的宋朝政府被迫紧急扩大其发行量，最终仍不免严重贬值，退出市场的归宿。

一边是金属货币紧缩，另一边是纸币通货膨胀，到了11世纪中叶，长期欣欣向荣的宋朝经济终于出现了危机。经过激烈辩论，打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诱人口号的王安石掌握了政权，开始推行他设计的新法。可是令宋朝商人沮丧的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依然是“国进民退”。利用《均输法》，王安石政府把商品定价权从行会手中夺走，宋朝的商会从此一蹶不振；利用《市易法》，王安石政府把茶叶、水果、快餐等商品的经营权都收归国有，纳入国营垄断体系，造成大批商人失业破产；利用《青苗法》，王安石政府向农村强制摊派国营信用贷款，彻底摧毁了宋朝的民间金融商贷企业。于是，宋朝的民间资本遭遇灭顶之灾，直到新法被完全废除才有所恢复。但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宋朝商人再也不敢轻易扩大经营规模，普遍抱持小富则安的心理，成功的“企业”凤毛麟角。

公元1276年底，宋端宗君臣为了躲避蒙古大军的追击，仓皇逃入福建，试图在闽南最大的城市泉州重建南宋政权，组织抵抗。当时控制泉州城的，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

在阿拉伯帝国的黄金岁月，伊斯兰军队横扫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直至征服印度尼西亚，蒲寿庚的祖先在此时自西亚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经商，后来因为商业原因，移居到北宋最大的港口广州。由于宋朝时云贵高原由大理国统治，宋朝政府对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又缺乏控制力，因此广东三面受敌，广州城多次遭到外寇入侵，始终无法恢复黄巢屠城之前的盛况。至南宋初年，广州作为中国最大外贸港口的地位便被治安良好的闽南泉州取代，大批外国商人从广州移居泉州，其中就包括蒲寿庚家族。这些阿拉伯商人的经商范围不受宋朝法律的限制，利用其国际关系往来于中国和亚洲各国之间，逐渐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且利用宗教和文化活动，形成了宋代中国唯一一个强有力的商会，而蒲寿庚家族即是其执牛耳者。蒲寿庚本人以防御海盗的名义，建立起中国最大的海上武装船队，南宋政府被迫任命他为闽广招抚使，主管中国的沿海外贸和闽南地区的军政事务。

当宋端宗君臣逃入闽南时，蒲寿庚态度犹豫，这当然是有理由的：虽然他是宋朝官员，但当时蒙古人席卷欧亚，还攻陷巴格达，杀死阿拉伯哈里发，势力如日中天，南宋小朝廷则早已摇摇欲坠；同样重要的是，宋朝对商人的态度并不友好（虽然对蒲寿庚这样的外籍商人较为宽松），而蒙古则素来重视商业。正当蒲寿庚犹豫之际，纪律涣散的宋军大肆抢掠蒲家的商船，夺走大小船只1000多艘，财物不计其数。眼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被突破，蒲寿庚不再犹豫，下令杀死所有宋朝官员和士兵，迎蒙古军进泉州。宋端宗一行损失了数千兵将，慌忙坐着抢来的蒲家商船逃往广东。蒙古人大喜，任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将蒲家余下的船队改编为元朝海军，改变了蒙古无海军的历史。3年后的1279年，元宋两国海军在崖山会战，双方的主力军舰原本都归蒲寿庚家族所有，由于蒲寿庚本人支持元朝，战斗结果自然没有悬念。曾经长期压迫商会的宋朝，终于因商会临阵倒戈而灭亡。

南宋灭亡后，正如《马可波罗游记》描绘的那样，中国外贸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印度棉花被引入中国，进一步促进了宋朝就已经很红火的纺织业。然而，蒲寿庚家族却走了霉运，因为他的船队屡次被元朝政府征调，用以远征日本、占城和爪哇，不料全都惨败而归，蒲寿庚家族船队折损大半，从此开始没落。同时，因为军事等原因，元朝政府四次下令“海禁”，虽然时间都不长（1-5年），却也给中国外贸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由于远征失败，元朝政府还规定：“诸市舶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缕罗、米粮军器等，不得私贩下海，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内一半充赏，廉访司常加纠察。”导致海上贸易日渐萎缩，令沿海商人十分不满。元朝末年，蒲寿庚家族看到元朝即将覆灭，于是不自量力，利用泉州的穆斯林商会组织反元暴动，结果遭到元军镇压，包括蒲寿庚家族在内的泉州穆斯林被屠杀殆尽，落得和黄巢屠广州同样的结局。泉州外贸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被宁波、广州和乍浦超越，甚至在闽南的外贸龙头地位也被漳州月港和厦门所取代。

明朝“海禁”催生“海盗”商会

推翻元朝的明朝，起初致力于恢复宋朝的法令规章，严厉压制商人，明太祖朱元璋禁止商人穿华丽的衣服，建造高大宅邸，多次将商人作为“流民”逮捕判刑，还把全国富商6万余户都强制迁到南京居住，以便管束。商业是城市的命脉，在各地强行驱逐富商的结果，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戛然而止。由于商业萧条，除南京之外，各地城市人口大幅缩减，中国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在宋元时期还有10多座，到了洪武年间却只剩下了南京一座。

受朱元璋压迫最凶的商人，当数苏州首富沈万三家族，民间传说他曾经犒赏朱元璋全军，还曾独立承担修建南京城墙的经费。但经明史专家顾诚考证，沈万三本人在元朝末年就已经去世，沈万三的曾孙沈德全因女婿顾学文与蓝玉交好，蓝玉案发后被凌迟处死，满门抄斩。沈家的情况并不是特例，朱元璋晚年多次兴大狱，被他强行迁居南京的全国富商十室九空，基本上全部破产，大批沦为乞丐和流民。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起兵夺权，在河北战斗还很激烈，但到了江淮流域反而势如破竹，当地商民不支持现政权，人心思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明朝初年，并不是所有中国富商都甘心接受强制迁往南京居住，然后家破人亡的命运。华北和华西的一些商人投靠重视商业的北元政权，长期与明军抗衡；人数更为众多的华中、华东和华南商人依靠其毗邻大海的优势，纷纷扬帆出洋，前往明朝无法控制的地区去开拓事业。明朝政府极为仇恨这些出洋的中国商人，称他们为“海寇”，朱元璋于1371年仿效元朝政府下令“片板不得入海”，“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并在1374年撤销市舶司，停止一切海外贸易，中国从此开始了长期海禁。在地狭人稠的东南沿海地区，禁海令摧毁了大批商民的生存基础，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结果是走私横行，海盗队伍日益壮大。这些有组织的海盗队伍，实际上就是明初中国最主要的商会。

中国海盗大举南下，在东南亚各国中引起了恐慌。1373年，占城军队大破中国“海寇”，除沉没者外，还俘虏了20艘船，可见其规模之大。元朝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当数三佛齐，但自从元末远征斯里兰卡失败以后，国土逐渐萎缩，只剩下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旧港地区，臣服于爪哇的满者伯夷王国。1371年，三佛齐国王派使者到南京朝见明太祖，从此断绝了与满者伯夷王国的臣属关系，满者伯夷王国于是发兵攻入旧港，灭掉了三佛齐。当时，已有很多中国商人聚居在三佛齐，满者伯夷军队撤退后，这些华人形成两个集团，分别拥立商会领袖梁道明和陈祖义为国王，各有数千部下，因为利益冲突，相互敌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海禁政策有所放松，梁道明父子先后到南京朝见明成祖，获得封赏，明成祖很快便派太监郑和率28000人的庞大舰队扑向东南亚。陈祖义闻讯后，连忙于1406年派儿子陈士良去南京觐见求和，但为时已晚。郑和舰队抵达苏门答腊岛后，梁道明留在旧港的回族部下施进卿便向同为回族的郑和控告陈祖义杀人越货，还企图袭击郑和船队，双方于是携手进攻陈祖义，将他俘虏后押回南京处死。

郑和七下西洋，沉重地打击了以陈祖义为代表的“中国海盗”，使以施进卿为首的穆斯林华商集团得以壮大，加速了东南亚的伊斯兰化。一个世纪之后，另一股强大势力进入东南亚：葡萄牙人于1511年征服马六甲，1521年登陆菲律宾，1557年占领澳门。很快，更加强大的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也纷至沓来。面对这股前所未见的力量，大多数东南亚华商组织都选择了合作，结果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欧洲人建立的殖民地更加稳固，华商也变得更富了。

现代历史研究揭示，大航海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也不是其后台老板——富格尔家族所在的德国，而是中国。十六七世纪，60%的全球贸易云集于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由于明朝禁海令的存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违法。也就是说，走私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主流。它虽然违法却还不断扩大，因为当时中国与欧洲的经济互补性太强了，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前文说过，由于经济发展和矿产匮乏存在严重矛盾，自唐朝开始，中国就出现了金属货币紧缩的现象。正如龚自珍在给林则徐的信中所说：“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但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携带着美洲金银的欧洲船只源源不断地驶入东亚和东南亚港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1526年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大银矿——石见银山。于是，海外白银如洪水般通过走私网络涌入中国市场，彻底解决了通货紧缩的中国经济痼疾。自1520年之后，明朝政府再也没有发行过纸币“大明宝钞”，不仅是因为它大幅贬值，更是因为市面上白银充足，没有发行新纸币的必要了。更有意思的是，明代中国固然受益于从日本和美洲进口的白银，但如果没有对华贸易，日本和美洲也生产不出这么多白银。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世界上主要有两种从矿石中提炼白银的方法：一是西方的汞齐法，需要使用水银；二是东方的灰吹法，需要使用铅。也就是说，如果既没有水银，也没有铅的话，即便守着银矿山都提炼不出高纯度白银来。偏偏明代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水银生产国，也是第一大铅生产国。所以，当时为了提炼白银，日本必须从中国大量进口铅，西班牙也必须从中国大量进口水银。而当时的世界其他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水银和铅可供出口，与日本和美洲的冶金经济互补性不强，因此不能像明帝国那样大量地吸收海外白银。

白银固然对中国经济十分重要，但欧洲商船还给明帝国带来了更为重要舶来品，这就是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花生、烟草和辣椒等。相比宋元时期引进的东南亚和南亚作物，这些美洲作物不仅高产，而且耐旱，适合中国北方的气候环境。通过“海盗”商会建立的走私网络，它们像野火般蔓延到整个华北平原，到处开花，大大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华北的人口大幅增长，商业繁荣昌盛，改变了长期以来“南重北轻”的局面。自1520年之后，明朝政治日益昏乱，但经济却日渐富强，军事上也一改明英宗被瓦剌俘虏时的被动局面，变得日益主动，取得了“万历三大征”的全面胜利。究其原因，捍卫明朝边境的最主要力量，并不是巍峨的长城，而是它背后不起眼的玉米地，因为只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才能让明朝的守边将士吃饱饭，打好仗。

作为引进美洲高产作物的功臣，明代的“海盗”商会组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酬劳。明朝政府依旧敌视他们，将他们与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浪人混为一谈，污称为“倭寇”。其实，倭寇始于元朝进攻日本，之后便偶有日本浪人来中国沿海报复。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攻打浙江军阀方国珍，方国珍于是雇佣了一批日本浪人抵抗。方国珍投降后，其不肯降明的一些部下继续与日本浪人合作，是为“倭寇”之始。汤和收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为女婿，翁婿二人在江苏、浙江建造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沿海炮台防倭。日本于1526年发现石见银山之后，中日贸易迅速扩大，倭寇数量也随之增长。但日本浪人都是散兵游勇，并无严密组织，而且因为当时的日本造船技术落后，不能远渡重洋，主要搭载来日本做买卖的中国帆船（日本称之为“朱印船”）前往世界各地，因此必然受制于中国船主。所以，中国文献中主要的“倭寇”领导人全都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海商领袖，其麾下的日本浪人只是雇佣兵而已。真正的倭寇受制于运输能力和组织能力的限制，规模通常不超过100人、一二艘船，在中国沿海和东南亚各地都成不了气候。然而，由中国商人领导、有少量日本浪人参加的假“倭寇”集团则相当强大，后者由于反抗明朝政府“海禁”政策，得到中国东南沿海众多民众的支持，经常达到数万人、上千艘船的规模。

这些明代假“倭寇”中规模最大的王直集团，起源于福建外贸商人领袖金子老，他设法购买了几艘先进的欧洲商船，于1538年以“番舶主”的身份控制了舟山的双屿港，由于得到各国商人的支持，很快将双屿发展为东亚最大的自由港。金子老死后，他的商业帝国被其助手许栋和李光头瓜分。又过了十几年，安徽商人王直继承了许栋的产业，并且派商船直接前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做生意，由于利润丰厚，其商船队的规模日渐壮大，超过了明朝海军。由于这些商业活动都触犯海禁，所以明朝一直视其为可恶的走私者和反政府势力，致力于武力镇压，并将与日本有直接商贸往来的王直定性为“倭寇”头目。在“抗倭”过程中，明军不仅消灭了在中国和日本沿海活动的王直、徐海集团，还远赴东南亚，联合欧洲殖民者镇压了那里的林道乾、林凤、吴平等华商集团，而这些集团中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日本浪人。在兴致勃勃地镇压这些“海盗”时，大明君臣肯定不会料到，在不久的未来，自己的子孙将会向“海盗”们请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