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一

明太原县城（今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旧城）位于太原市西南15公里处，是建筑在晋阳古城遗址之上的一座明代小城（城周3.5公里）。其城创建之时，晋阳城已毁废4个世纪，然而两城之间某些方面的关系却藕断丝连，甚至密不可分。笔者从县名、方位、人文传承等方面对明太原县城与晋阳古城之渊源进行简要介绍。

县名起始及县城的创建时间

明太原县的前身，乃是位于汾河之东的平晋县。“宋初，赵匡胤、赵光义兴兵十数载，‘三下河东’……火烧晋阳城，于汾河之东筑新城置平晋县。”时至明初，平晋县城墙被洪水所没，“徙治于汾河之西古晋阳城南关。洪武七年（1374年）废平晋，改成太原县。”“太原县”之名却不是明初所创，而是由来久远，始于隋代开皇十年（590年）。既然隋朝已有太原县名，那太原县城呢？

众所周知，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497年之前，初建时为周边2公里之小城。迄至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出于战争之需，扩筑晋阳城垣为13.5公里，形成“城套城”的建筑布局；史有“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 之载。南北朝时，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南）人高欢（一名贺六浑）霸据晋阳，大兴土木修筑宫苑及城外晋祠；其时晋阳汾东、汾西各有城池，汾西即刘琨所筑并州城（内有春秋末期所筑古晋阳城），汾东另有一座小城（周回、高低不详），内有欢次子高洋（后之齐文宣帝）府第，“双堂在东城，北魏太原公高洋第”。北齐河清四年（565年），武成帝湛移晋阳县治于汾东小城，另在汾西晋阳城中设龙山县；隋开皇十年（590年），文帝杨坚废北齐龙山县名，复用晋阳县旧称，另在汾河之东设置太原县。关于隋初首置太原县之事，史载甚明“……本汉晋阳县地，高齐河清四年，自州城中移晋阳县于汾水东。隋文帝开皇十年，移晋阳县于州城中，仍于其处置太原县，属并州。大业二年（606年）罢州，置太原郡，县仍属焉……”（元和郡县制·河东道二）其后，晋阳之太原、晋阳二县分治河东（唐贞观年间，并州长史李勣曾展筑汾东隋太原县城）、河西的局面历数百年而未变，直至“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废晋阳、太原二县”（清道光《太原县志》）方止。

综上所述，可知“太原县”名是从晋阳古城时期流传下来的，至今已有1400余年了，其历史文化内涵极其深远。古太原县城旧为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故居，它从隋初设太原县治至晋阳城毁，一直是晋阳城汾东治所，与长安、万年、河南、洛阳、晋阳并列，为大唐王朝“京县之一”。明朝太原府乃晋王朱棡（朱元璋三子）之藩封和王宫所在地，他将近在咫尺的平晋县更名为太原县，可见其含意深远和用心良苦之一斑。

关于明太原县城的创建时间，旧方志记载前后牴牾；前载“景泰元年，知县刘敏因旧基始筑”，后面又说“潘原英，山东历城人，洪武初令，改筑城池……”洪武初年（1368年）至景泰元年（1450年）相距80余年，按照一般情理和明朝“大力提倡儒家伦理道德和封建礼制……沿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道路……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所度，断无80年间有县治而无县城之理。

可见旧志“景泰元年始筑”之载有误，经不起推敲。

明太原县城的具体位置

明太原县城建在古晋阳城遗址上，是无可争议的史实；但其在遗址上的具体位置，却众说各异。旧方志所载基本一致，明嘉靖《太原县志》载“县治初改晋阳城南关……因旧基始筑……”，清道光《太原县志》载“太原县城即古晋阳之南关基也，因旧基始筑，城周围七里，高三丈……”；也有专家说：“明清太原县城即今之晋源镇，既然该城为古晋阳城之南关旧地……那么肯定此地原来有城，其形状与大小当与明清太原县城同。这个原有的城池应该就是北齐始置的龙山县治和唐晋阳县城”；还有一些人说：“明洪武四年（1371年），平晋县城被洪水所淹，移县治于汾河西故唐城基之南……”以上三种看法均讹传失真，与历史不相符合。

晋阳为古代都会城市，虽说鼎盛时东、西、中三城跨汾相连，“周四十二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又二百三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但无论是历史溯源，还是事实上的中心，都在汾河之西的州城（一名府城）中；人们在习惯上或是为了记载、叙述方便，总是以西城来代表晋阳。西城遗址以今古城营村为中心，西至罗夏高速公路之东的古城墙，东至东关村西，南至晋源新城以北，北至风峪沙河北堰，周回13.5公里，与史载“周回二十七里”相吻合。西城之北的故唐城，“在县（晋阳）北二里，尧所筑，唐叔虞之子夑父徙都之所地”，迄至唐代已残缺破败，“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笔者根据《永乐大典》有关故唐城“……存者500步……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北半见在”做个推算：“北半”见在仅存500步，那括入州城削为坊墙的“南半”也当是500步，整个故唐城的南北长度应该是1000步；唐代“5尺为步，360步为里”，括入州城中的500步相当于今0.7公里，其南关遗址当不超过今古城营村中之七三公路，而七三公路与明太原县城则相距1公里余。

由此可见“明太原县城筑在汾河西故唐城基之南”说，凭空推断没有实地考察，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晋阳西城中建有晋阳县城”说，更是无稽之谈或故作惊人之笔。历史典籍对晋阳西城中的三座小城记载甚详，“……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左传》言董安于所筑……城高四丈，周回四里。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连仓城，北面因州城，东魏孝静帝于此置晋阳宫，隋文帝更名新城，炀帝更置晋阳宫，城高四丈，周回七里。又一城东面连新城，西面北面因州城，开皇十六年（596年）筑，今名仓城，高四丈，周回八里。”这三座小城的遗址均在今古城营村境域，留有“殿台”遗址及“丹墀、紫城、西门道、西门外、城壕、城壕堰、土北门道、城墙、官园”等历史地名；唯有这座“晋阳县城”，既无史料记载，又无遗迹遗名。晋阳西城之中有晋阳县治而无晋阳县城，与明太原府城（即今太原市）中有阳曲县治而无阳曲县城的情况相同，无非是两级政府的衙门同居一城而已。持“晋阳西城中有晋阳县城”观点的人，看见旧方志中有“南关旧基”字样，便想象（或者叫“捏造”）出一个“晋阳县城”来。如按其说，明太原县城建筑在唐晋阳县城之上，那“南关”二字又如何解释？

旧方志对明太原县城建在古晋阳遗址上的“南关旧基”所载不错，但不是“古晋阳南关旧基”，更不是“故唐城南关旧基”和“晋阳县城南关旧基”，而是一座名叫“废县”的“南关旧基”。这座“废县城”，乃是笔者1993年撰写《也论晋阳古城城垣——兼与王建霓、常一民、薛愈同志商榷》时发现的。笔者20世纪70年代曾在古城营村返乡务农10余年，知晓造纸厂往南稻田有城墙遗迹，遗迹之中及附近有许多砖块瓦片，附近地名为“城墙圪瘩”、“香炉圪瘩”。1993年实地考察时又发现此段城墙遗迹往南一直至晋源城北城墙一线，还听说后营里（第九生产队，在造纸厂以北）张效恭院后亦有城墙遗址。后来查阅史料，看到“宋平刘继元，城邑宫阙尽废。靖康初，金人围太原于城下，筑旧城居之，又曰废县。”方知北宋末年，金人（女真族）灭辽（契丹族）后分兵两路南下灭宋，西路军粘罕久攻太原不下，曾在太原西南的晋阳城遗址上“筑旧城居之”；继而参阅相关资料，“……晋源县西北……一段残长220米的古城墙遗迹……土质松散，夯土中瓦片很多……采集到唐代的莲花纹瓦当和破碎的绳纹砖块。这段城墙较以上两城的建筑年代更晚，而且修补痕迹很多，未能断定它的建筑年代……”最后笔者断定：古城营村东稻田中的城墙遗迹，与晋源镇北城墙往西220米古城墙遗迹是同时期的同一座建筑；夯土及附近有大量的残砖破瓦，显然是宋毁晋阳城之后所为，夯土取自晋阳城废墟；这座晚期建筑就是“金人围太原于城下，筑旧城居之”的“废县城”。这种学术观点虽然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但最近几年的考古探索，却也证实了这座城曾确实存在。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明太原县城的北城墙筑在金人“废县”的南城墙之上，整座明太原县城正好处在“废县南关旧基”上。这种说法应该是言之成理、符合历史的；太原县城如果筑在“故唐城南关”，当在今古城营村中七三公路南北，如果筑在“晋阳西城（府城、州城）南关”，则应该在今晋源区政府一带。

关于“凤凰城”

中国古代建筑城池时，有模仿动物形状为造型的习俗，如平遥城“乌龟城”、忻州“卧牛城”等。明初所建之太原县城，模仿的却是传说中的“凤凰”。

关于太原县“凤凰城”一事，正史未曾有过任何记载，民间传闻却是代代口碑，层出叠现；所谓凤凰城，仅是指城池的整体形状而言，太原县城东西宽、南北窄，其造型如同一只展翅飞鸟，故有“凤凰”之美称。县城东西长1公里，形同凤之翅膀，南北宽0.75公里，如同凤凰的身躯；北门为凤首，瓮城门面东，好似凤首向东顾盼，取“丹凤朝阳”之意，瓮城之间路两旁各有水井一眼，如凤之双目；南门为凤尾，城门与瓮城门均南向，城外宝华阁（俗称寺楼）好像凤凰高翘之尾；东、西二门为凤凰的翅膀，两座瓮城门均折向南，如同凤之双翅；城中央十字街心有“好汉坡”，象征隆起的凤腹，相传好汉坡下有许多蛇虫，如同凤凰之内脏。

古代城垣造型有两种说法，一是讲究风水，二是与所处地形及战争攻守有关。太原县城建筑于古晋阳废墟之上，而晋阳一直是中原王朝防御塞外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重镇，素有“北门锁钥”之誉；太原县北门瓮城向东，亦是延袭古晋阳之军事功能，不无堵截入侵者长驱直入之意，而南方却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聚居腹地，建造城垣时自然用不着考虑设险拦堵，故将东、西、南三门折向南开。至于“凤凰”一说，不过是一种想象、精神上的寄托或者向往，因为城池形似“鸟”状，总不能舍去尊贵的凤凰，而以燕子、麻雀命名吧？

近年，有一些学者说古之晋阳也是“凤凰城”，依据是唐开元十一年（723年）玄宗李隆基在晋阳所作“……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俯察依晋野，仰观乃参虚。并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诗；并“把中城看做腹部，东西二城看做双翼……如振翅翱翔的凤凰。”如果单凭这一点就说晋阳城是凤凰城，未免有点牵强附会，李隆基诗的大意是“缅怀周成王封唐之地，其实也是我大唐王朝发祥开国所在处。低头俯察这里依然是原来晋国的土地，抬头仰望却是参星的分野。并州的城池，都是我祖先龙跃凤翔之地。林塘和台榭，好像还保持着原来旺盛的模样。”此与《置北都制》中“……应天受命，龙跃晋水，凤翔太原，建万代之模，为亿兆之主，犹成汤之居亳，有（西）周之兴岐……”意思一样，并不是说晋阳城好像凤凰的形状，何况前诗“并邑”可解作“并州的城池或城市”。然而，近年出土的两块唐代墓志碑上却刻有“……葬于凤城之西，龙山之侧……”和“……于北京西五里，左距凤城，面晋祠……”字样，所以不能排除唐代晋阳确有“凤城”之称。唐代晋阳“里三城，外三城”，是由春秋、西晋、北齐、隋、唐历朝先后而建，跨度越千年之久，设计者们是否考虑到最终要将城池建为“凤凰”模样，不得而知。所以说，唐代晋阳城形似凤凰，不过是巧合或附会而已。

叫“凤城”也好，叫“龙城”也罢，都不重要，这只是一种具有浪漫和艺术的别称或者雅称；晋阳城就是晋阳城，太原县城就是太原县城，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不过把唐代晋阳东西二城附会为凤之双翼，起码说明汾水两岸的东、西二城，规模、大小基本相等，可以证实笔者“……唐代晋阳的东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南北长约4公里余，东西将近2.5公里，规模与西城不相上下……”之学术观点。

人文传承方面

太原县城肇建以来，历经明、清、民国500余年，一直是今晋源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城池建于古晋阳遗址上，所以在祭祀、建筑、民情、风俗等各方面都凸显着晋阳古城的人文传承或烙印。

尹铎是春秋晋国卿大夫赵鞅（亦称赵简子）的家臣，早年与创建晋阳城的董安于相厚。董氏自杀后，尹铎受命赵鞅继任晋阳宰，采取许多收揽民心的措施，将晋阳治理为赵氏与晋国诸卿进行军事抗争的大本营；以致赵鞅临终时告诫继承人赵无恤（亦称赵襄子）：“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果然后来智伯围灌晋阳城时，城外“不浸者三版”，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而众百姓无叛意；赵无恤所以能败中取胜，离不开当初尹铎治晋阳之良苦用心。由于以上原因，太原县城西关路北建有尹公庙，专祀晋阳宰尹铎。赵襄子是赵鞅的庶子，继位后公开扩展地盘，丧服未满即北登夏屋山宴请姐丈代王，席间令宰人用铜勺击杀代王，唾手吞并代国。他还自行纪年，建立国中之国，将继位的第一年定为“赵襄子元年”，公开与晋公室分庭抗礼。当晋国正卿智伯借口伐越，让其他卿大夫各献地百里时，唯赵襄子抗命，遵父嘱退守晋阳。智伯攻晋阳失败后，赵襄子与韩、魏二卿瓜分智氏的土地，随后又经过“三家分晋”，将中国的历史带入了封建社会。由于赵襄子常年在晋阳居住，所以太原县城南门外建有赵襄子庙，旧志有载：“赵襄子庙，县南，祀晋无恤”。汉文帝刘恒未当皇帝前任代王，在晋阳度过17年的时光，实行比较宽容的经济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仅将代国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为日后治理国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刘恒入继大统后，始终保持着在晋阳养成的谨慎、节俭、关心民众等诸多好作风，是封建社会有名的“贤明帝君”。刘恒曾四次巡幸故地晋阳，史有“因幸太原，见故旧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余日”之载。今太原县城南关龙天庙（亦称刘王祠），正是晋阳人民缅怀刘恒而建的庙宇。另外，太原县文庙名宦祠里还供奉着晋阳城时代董安于、张孟谈、刘琨、辛公义、张祥、刘文静、李世勣、崔神庆、富嘉谟、吴少微、谷倚、李暠、裴宽等人的牌位。

除上述建筑、祭祀以外，太原县城还有地方与晋阳古城有关联。北城门上的“德化”匾额，无疑是汉文帝刘恒“专务以德化民”的缩写，从中可以看出晋阳人民对这位“宽厚仁慈”的代王念念不忘。南城瓮城门上“桐荫晋阳”四字，则进一步说明太原县城与晋阳古城之间的一种文化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