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发生在20世纪中叶长达数年的中日战争，使中国大半国土沦丧，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旧认为，日军对中国残暴的战争行为，是值得大和民族骄傲的壮举。而中国人是否知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直入”与“补偿论”

400多年前，中国明朝万历年间，首次完成国家统一的日本庄园主丰臣秀吉，在向荣立战功的将领们分发领地时，明确意识到日本本土狭小与贫瘠的局面必须改变。1592年，丰臣秀吉指挥20万日军跨海冲进东亚大陆。为计算并领受战功，日军将领和士兵用盐和醋保存了无数朝鲜人的耳朵和鼻子——这些耳朵和鼻子一部分是战死的朝鲜官兵的，另一部分是朝鲜老弱妇孺的——它们被当成战利品，埋葬在日本京都方广寺的西侧，被称为“鼻冢”。毫无疑问，中国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耳朵和鼻子，还有足够分赏的无边无际的肥沃土地。

丰臣秀吉发誓，终有一天要让日本天皇去中国当皇帝，把中国分割成无数碎块，成为日本将领和大臣的私属领地：“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都，呈献都城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

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

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这一发声于400年前的狂言，不仅表明地处弹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从那时起就不认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们把野蛮入侵别国国土叫作“直入”——400年后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装侵略中国叫作“进入”。

这个星球自有人类以来，发生过无数入侵别族或别国的行为，但是从认知逻辑上丧失“侵略”与“被侵略”这一常识判定的国家，前所未有！

17世纪初，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掌权的江户时代，丰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并河天民在其《开疆录》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将“小日本”变成“大大的日本国”的扩张理念，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大大日本国也。”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岛国日本仍旧是“小日本”。与近代中国一样，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使得日本经济凋零，吏治腐败，武备废弛。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在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的率领下，“直入”日本江户（东京）海岸的浦贺，美国人要求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商品贸易，日本近代史称之为“黑船事件”。无力抗衡美国军舰的日本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两个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

日本的黑船事件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大致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当西方列强的舰炮在中国海岸轰鸣时，数千公里之外的日本却举国人心惶惶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和谋臣们不同，岛国上的人从来没有试图固守疆土以便苟且偷安。黑船事件发生后，日本的下级武士和豪商志士开始激烈地反对封建幕府，呼吁改革，畅想由“小日本”变为“大大日本国”的宏伟蓝图，其主张与丰臣秀吉等人的扩张思想混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极为日本式的开国方略和逻辑准则。

至今影响着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维逻辑，产生于中国大清咸丰年间，名为“补偿论”。

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阴，是这一论述的鼻祖。据说他15岁就已经饱学中国儒术，17岁提出日本必须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主张。近代中国的政客谋臣们，一旦国家面临危机，他们给皇帝提出的方略通常都是如何“议守”或“议和”。而吉田松阴给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国方略却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扩张”。他建议从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登陆，然后横扫整个中国。以400多年后依然是危机导火线的竹岛（韩国称独岛）作为“直入”中国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阴最早提出的：“一旦君临满洲朝鲜，竹岛是最好的落脚点”，它是“日本将来进军大陆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进军”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是劫掠。

清道光年间即已有侵华计划

“补偿论”的基本含义是：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把美国视为东藩，西洋作为藩土，与俄国结成兄弟唇齿之邦，略取附近之国家是第一要紧的事。”

这种逻辑违背了常理。常理应该是：受到劫掠，弱者顺从屈服，强者奋起反抗，两者必选其一。而日本两者都没有选，不去劫掠者那里讨回损失，却去劫掠别人以挽回损失。这是弱，还是强？通常的逻辑是：凡极度狂妄和偏执者，多内心极度自卑;凡对强者奴颜婢膝者，多对弱者残忍凶狠——自卑和凶狠需要相互补偿，这才是“补偿论”的真谛。

为了实现“大大日本国”的宏伟目标，依照“补偿法”的基本原理，在确定劫掠目标时，日本人认为最易得手的莫过于中国：“凡经略他邦之法，由弱易取之处开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由皇国易取之土，莫过于中国之满洲。何也？满洲之地，于我日本之山阴，与北陆、奥羽、松前等地隔海相对，总八百余里。固知其势易扰。骚扰也当以不备处始，西备乱妨东，东备骚扰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彼奔走之间，以知其虚实强弱，而后避实就虚侵它……如此黑龙江之地方悉为我有。”

日本人设计了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后大举南下占领整个中国的军事计划：

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

这一计划现在读来仍会令中国人心惊。

佐藤信渊，生于1769年，卒于1850年，日本著名学者。他的上述言论，大约产生于1832年，即中国大清道光年间。100年后，日军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

一般认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历史转折点，自1868年明治维新始。

在迅速完成向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过渡后，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施政纲领，提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

侵吞琉球与钓鱼岛

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统领下的军队，要求皇军为扩张战争奉献生命乃至一切。1882年，天皇又颁布《军人敕谕》，要求日本皇军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神道”和“武士道”的确立，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重要标志。

“神道”的基本含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国”。日本人的“神国”论衍生出两个重要概念：

其一是绝对尊皇。日本国民对“天皇是神的后裔”之说确信不疑。其二是从“神国中心论”到“神国所有论”的延伸。日本宣称自己位于开天辟地的起始之地，是为了证明整个世界本该属于日本。对此，佐藤信渊的表述是：“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系可为郡县，万国君长皆可为臣仆。”

从尊皇到“神国”，最终形成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为准则，即“武士道”。

武士道的精神内涵复杂，主要由两个层面组成。一是没有善恶评判的服从。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

日本军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发挥到极致，使得持续多年的中日战争遍布令人惊悚的血腥气息，令“大日本皇军”一词至今仍是中国人记忆里凶残野蛮的代名词。

但是，日本的右翼政客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由是：日本人是真正的文明人，皇军屠杀的中国人乃至除日本民族之外的所有亚洲人，统统都是野蛮人。

既然是文明人面对野蛮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没有什么逻辑可循。

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启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东亚盟主论”，也是“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的“脱亚论”的鼓吹者。他认为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是文明人的举动，呼吁同属亚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边，“共狩共食野蛮国家”。

福泽谕吉替代“侵略”的词语是“改组”。“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无论如何，若把这个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后另行改组，则人心也许会为之一变。”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不断染指中国，这使得在明治维新后国力不断强大的日本“改组”中国的欲望愈加强烈。1879年，日本占领冲绳，将属于中国的琉球改为冲绳县，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岛屿强行纳入日本版图。

大清王朝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出面调解，无效。

“进取”中国的蓝图

1887年，在日本出现了一件与中国相关的大事：自明治维新以来一个最为嚣张的侵略中国的蓝图出笼了。

小川又次，福冈县人，职业军人，日本陆军对外实施扩张战争的倡导者。这个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一军参谋长的军官，被认为是影响了日本陆军数十年的战略家。他在1887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当时他的军衔是大佐，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这一作战计划被日本军方视为全面侵华的重大军事机密，名为《清国征讨方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始终抱有一个荒诞的逻辑，即“日中连带论”。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是日本一国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来与中国紧密相关，中国的归属决定着日本的命运。如果中国被西方强国抢先占领，那么日本的前途不可预料;而日本抢先占领中国的种种障碍，除了西方列强的窥视外，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先下手为强，绝不能坐等中国强大起来。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还没有强大时灭亡它：“趁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

鉴于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国的详尽作战计划：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动六个师团，在海军的支援下，于渤海湾登陆，直接攻击北京，占领中国都城并俘获中国皇帝。同时，在中国的南方实施助攻，动用两个师团和海军一起自吴淞口冲进长江，水陆并进，占领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安庆、荆州等城市，以牵制长江以南的中国兵力使之无法北上救援——在7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乃至50年后的中日战争中，这一作战计划被按部就班地执行了。

武力占领中国后如何处置这片偌大的国土？小川又次提出的方案是：

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属于日本版图;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于中国本部割扬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王国，并使之成为我国之保护国，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使之属于我国;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视之。

8月16日，外白渡桥上站岗的日军。

也许由于上述计划过于露骨，为说明占领并分割中国“并非暴举”，小川又次费尽心思地做了一番离奇的辩解。首先说，当年清朝夺取的是属于明朝的中国，既然清政府没能把中国引向文明，就应该让清人退回到满洲老家去，将拯救中国的责任交由日本承担;但让中国的明朝复兴，又无异于制造出一个新的大清王朝，这样中国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不如把中国分割成块以便利于日本统辖。然后说，日本人的这种分割，充分尊重了中国人的意愿，日本可以让中国人建立一个王国，这个王国不但能恢复明朝汉人的统治，而且日本还将负责地为中国寻找一个“关后裔”来当国王——中国人喜欢财，关羽是国人的财神，中国人自然会拥戴这个决定——当然，即使是“关羽的后裔”也应该在日本的庇护之下。至于西藏、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令其保持原状，由日本册封几个酋长，只要听从日本的管辖，将保证其社稷安宁人民幸福。 如此周全仁厚的方案，“谁能一味视我国为土地掠夺者”？

与丰臣秀吉一样，虽然出笼的是侵略计划，小川又次仍回避着“侵略”二字。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词语是“进取”。

1890年，日本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日本是后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很难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此必须扩张资本并寻求海外市场。这个时候的日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动战争。

4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大日本扩张论》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参事官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扩张论》，毫不掩饰地声称日本对华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国，在自己狭窄的国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我国向世界各地扩展人口之时，成为阻碍之大敌的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据我所想，我国将来的历史，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国建设新故乡的扩张史。如果我们日本能够战胜土地是我们15倍、人口是我们的10倍的大清国，不仅可以扬祖宗之名，留名于子孙，面向世界，永远立步，还可以增强我们站稳世界的自信心。

《大日本扩张论》也对侵略进行了辩解，只是这个辩解更加耸人听闻：

300年来紧缩的日本一跃而为扩张膨胀的日本的大好时机，不在此刻又在何时呢？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为了日本国的开放解脱;对周边国家来说，给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以—大打击，把文明之荣光注入野蛮的社会……宣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东洋的永久和平。要确保永久和平，不对大清国进行十二分的惩罚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与清政府发生战争，是因为大清国反对保有我们的正当权利、国运振兴和国民的向外扩张。

这位内阁参事官秉持的无赖逻辑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寻找新的住处，但身边那个房子宽敞的邻居不肯把房子让出来，这是严重侵害“我们的正当权利”的行为，从以我们要对这个邻居进行“十二分的惩罚”，而惩罚的方式是“发生战争”。

1895年，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予日本，同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尽管在列强利益关系的制衡下，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中国需要再多赔偿日本白银3000万两，此项赔偿被称之为“赎辽费”。

在未获得这项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从未读到数万万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元。因此2.3亿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

在日本为巨额赔款举国狂喜的同时，中国北洋舰队残剩的战舰被拖到日本，停靠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被用于渔船停泊时人员和货物登岸的“趸船”。日本人对此举所作的说明是：永久地侮辱厚颜无耻的大清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族。

向中国“移植”

近代以来，日本给与中国人的精神侮辱，远比物质抢劫更为深重。

20世纪前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了题为《中国保全论》的演说。声称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局面，不在于外来势力过于强大，而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倾轧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护和扶持引导中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且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义务和实力保护中国，拯救中国国民”。

1900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列强们果然一起来“保全”中国了。在对中国入侵和抢劫的八国联军中，第一次加入西方阵营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

10月15日，窜入闸北民居的日军。

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34793100两白银赔款。有了这笔赔款，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支付了巨额的扩军军费。——2年后，日本陆军总兵力已是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4年后，日本购买并建造了大量战舰，其海军军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四。更为严重的是，《辛丑条约》令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以及华北腹地的驻兵权，其驻军被称为“清国驻屯军”。这就是30多年后的中日战争为什么爆发于北京卢沟桥的历史原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不但无暇顾及中国，且都在战争中削弱了各自的实力。日本人认为，他们独霸中国的机会终于来了。8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日本人占领了济南、青岛和整个胶州湾，使得中国的东海几乎成为日本的内海。

这个时候，大隈重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这是一个要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要求。

大隈重信再次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日本成为中国的“保护国”理所当然。

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胀论》一书中，将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孙树”——公孙树，稀少名贵的木种——具有伟大的品性却生长在花盆里，因而不能伸展枝干。所以，应该“把日本民族从这狭小天地拯救出来，移植于世界的沃野中”，让这棵名木“于广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姑且不论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新平为“侵略”二字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替代坷：“移植”。

那么，日本应该向哪里“移植”呢？

日本人的结论是：我们知道对岸有合适的地方。

日本人的“苦闷”

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强入侵的行动中，中国从未赢得过胜利。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名义上主权独立的中国已成为国土最为破碎的国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占领台湾后，又占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割据广东、广西、四川以及云南;英国占领香港后，染指长江流域的大半个中国，并武装入侵西藏;德国的势力占据山东;葡萄牙进占澳门。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和通商口岸，遍布着列强们掠取的租界;不平等贸易使中国的经济几近瘫痪，巨额的战争赔款又让列强们以借款的名义控制了中国的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一切国之命脉。

但是，给中国造成巨大苦难并在中国的苦难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却认为他们也处在无边的苦难中。一战结束后，美英为遏制日本崛起后的扩张势头，规范东亚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促生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不但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进行了种种限定，比如确认满蒙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容别国占领，而且还给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排出了名次：美英为一流帝国，日本为二流帝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为扶助角色。——觊觎着整个亚洲的日本，被列强们列入了二流，这让日本人感到愤懑和难堪。

更让日本严重不安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出于自身境况的考虑，中国一直采取依赖美英、牵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一战结束后，中国北洋政府依靠美英迫使日本交还山东主权，并表示拥护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希图以此遏止日本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均势从而攫取更多利益的图谋。

面对中国，日本的苦闷源于这样的逻辑：中国很贫穷，日本很强盛;中国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聪明;中国人很野蛮，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国为什么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国家，与其让西方列强们瓜分，不如成为同属亚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国为什么宁可接受西方列强而坚决地抵制日本？

这种苦闷催生了日本军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

1921年，几名被派往欧洲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在莱茵河畔的巴登温泉订立盟约，约定回国后在军界“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全力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改造，史称“巴登巴登密约”。参加订立“巴登巴登密约”的军官们，均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有时任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日本驻德国武官东条英机、日本驻俄罗斯武官小畑敏四郎，还有专程赴欧洲考察的冈村宁次少佐。一年或两年后，他们先后归国，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团体随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逐渐控制了陆军省、航空部、资源局等要害部门。而那些带头发起组织法西斯团体的青年军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及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将领：石原莞尔、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

也是1921年，日本在企图扶持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同时，明确表示：“满蒙地区与我国领土相接，对我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关系极为密切。以此两个利益为主，在满蒙地区扶植我之势力，此乃我对满蒙政策之根本。”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还是1921年，在中国的上海，一个新的政党出现了。这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后来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成为抱有最不妥协态度并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怀拯救衰弱中国的梦想。可是，1921年的中国已深陷军阀混战中。无论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从战场距离上看与中国的东北地区相距多么遥远，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与张作霖一样，依旧认为北伐将对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构成威胁。

1923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经济危机使得执政内阁倒台，新任首相是曾在日俄战争中出任满洲军总司令部作战部参谋的田中义一。这位军人出身的首相上台伊始，便否定西方列强坚持的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的强硬立场立即得到因在中国辽东半岛南部设置“关东州”而得名的关东军的支持。以至于日本军部把能够动员的32个师团中的16个师团，直接针对着中国的东北、京津、山东、华北、上海和福建方向，甚至还策划了对中国心脏地区汉口的作战蓝本。

街道上满是抗战标语。

1927年，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杀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机从国民党人那里获得对其在东北地区权益的承认。1927年6月27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日本内阁召开专门讨论中国局势的东方会议，宣称中国目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后，田中义一起草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

这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同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

《田中奏折》首先说明，自明治维新以来，凭借与中国“共存共荣”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会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着，《田中奏折》阐述了日本应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基本策略，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占领国的东北地区，进而以发展贸易的“假面具”将日本势力推至全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丰厚的资源进军亚洲乃至世界：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地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中国国土也……

然，日本仍需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寻找理由。《田中奏折》认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误，就是以外交文件形式以及在列强的压力下承认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

《田中奏折》，这份通篇都在宣扬武装侵略占领别国的军国主义文件，最终成为日本人侵中国的重要依据和指南。

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

《田中奏折》呈送天皇两个月后，为迎娶宋美龄，蒋介石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其间，他密会了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日本军政首脑，以谋求日本对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田中义一表示，北伐军不应急于北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共产党，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中国南方，共产党就会重新崛起，日本对此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一任共产党在中国蔓延，不但有碍日本的在华利益，还会影响到日本国内自攻的政治倾向，从而危及日本的国体。田中义一的真实意图是：倘若北伐军顺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他希望蒋介石“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而蒋介石则表示，“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因为“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放弃支持军阀张作霖。

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发布《告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结束了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然而，蒋介石进入山东督办公署还不到三个小时，日军就开进了济南城。日本人的借口是：保护“居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面对中日两军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决定隐忍。蒋介石派人与日方秘密联络，表示愿武意承担日军军费，条件是日军撤回青岛。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军的北进将成为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严重威胁。

5月3日，日军开始炮击济南城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被迫还击。深夜，日军包围厂山东省交涉公署。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日方交涉，因拒绝向日军下跪并破口大骂，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后，连同其下属17人被枪杀。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再次前去与日军交涉，日军军官胁迫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在所谓中国军队枪杀了一个日本军曹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上一个“阅”字后才将他放回。

蒋介石认为日军正逼他趋于“无可忍”，以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因此下令北伐军“全数撤离”设防地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然而，北伐军撤离后，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11日济南全城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济南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史称“济南惨案”。

此时，在日本国内，田中义一内阁决定驻扎在名古屋的陆军第三师团迅速开往中国山东，同时对外宣称：日军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日军的回击性行动是为“显示皇军的威武”，是对中国人进行的“断然惩处”，是为“使全中国“惩处”，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成为日本官方和军方惯用语。

早在“济南惨案”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就已形成共识：国民党进人中国北方后，如果张作霖的奉系军队顶不住，势必会退守他们的大本营东三省，那将极大地“威胁”日本百万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不要说北伐节节胜利的蒋介石从没认可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统辖权。

果然，不出日本人所料，“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指挥北伐军绕道济南直逼京津，张作霖的北洋政权岌岌可危。日本人转而逼迫张作霖放弃北洋政权，不给北伐军进攻东北地区以借口。

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决定奉军退回东三省。他并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已经布置完毕。1928年6月4日5时许，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从北京行进至奉天附近的皇姑屯时，伴随然一声巨响，专列被炸翻，冲天的大火将列车焚毁，身受重伤的张作霖于4个小时后死亡。

“皇姑屯事件”为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目的是“杀死中国东北的巨头，以彻底解决满蒙问题”。

具体实施者是日本关东军高滦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曾表示：“贯彻执行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的夙愿。”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日本人劝说张学良在东北独立。面对国耻家仇，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奉军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

张学良的“易帜”令关东军极为恼怒。

战争机器发动了

但关东军并没有即刻动武，原因是日本陷入了新的危机。“济南惨案”发生后，抵制日货运动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皇姑屯事件发生，导致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更加剧烈。田中义一内阁遭到了日本财界的猛烈抨击。同时，美、德、意、英、法等国相继与中国缔结新的关税条约，致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外交孤立。1928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后，中国在外交上开强硬起来，宣布业已期满的1896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1904年的续约失效。随着北伐军自南向北的推进，国家统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风靡中国，且矛头直指日本，中国人喊出了“收复旅顺和南满铁路”的口号。接着，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日本。这场经济危机以纽约华尔街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经济危机引发了各国的关税战，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建立起森严的贸易保护主义。日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1929年，田中义一内阁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滨口雄幸。滨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上任伊始，出于挽救经济的目的，滨口内阁采取了修复日中关系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气氛”的共识。但是，1929年11月，刚刚上任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述职期间遭到暗杀。滨口内阁再派小幡酉吉继任驻华公使，但因国民政府认为他是“二十一条”的参与者而拒绝。

1930年，日本内阁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一战期间曾任日本驻英大使馆书记官，极其厌恶军国主义，在他的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

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

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

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本国利益，乏有成功的先例。

尽管用“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这样的隐晦言词替代了“武装侵略”，但关东军还是明确建议日本内阁对于中国要“断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入侵者。唯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

1930年9月，日军陆军省的一批年轻军官，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法西斯团体“樱会”，其纲领是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全面推行对外武力扩张政策。一个月后，右翼分子在东京车站狙击首相，滨口雄幸身负重伤，日本内阁受到沉重打击。

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此，参谋本部对内阁发出的威胁是：“在满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惹起事端”这一措词证明，日军已有在中国东北制造引发战争事端的计划了。

1931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一般的规律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猛烈扩充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军事工业。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

（本文摘自作者的《抗日战争》一书，有删减。）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此后日军又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所谓的“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位于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被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从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这段抗战一共经历了八年，这也就是“八年抗战”说法的由来。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诸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但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内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这是一个带有侵辱中国主权内容的协定。《协定》规定了中日在上海地区的驻军范围;规定了由列强国“共管”地区的范围;要求中国政府在浦东、苏州河以南不得驻防，要求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日本军队可以驻留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于上海周边布防。《协定》还规定，如果停战措施在施行中发生问题，中国方面无权调查和参与处理，需要交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宣读协定时，两次发布声明，其一表示这一协定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调动“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其二表示日军暂驻区域内的行政权、警察权由中国政府行使。

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已然达到：军队进驻掌控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长江流域;在成功地转移国际视线后，中国的东三省已在日本的绝对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