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当代地理学中有一个“中心地”理论，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引导到“中心”上来。我们的意识中，充满了对于中心的偏重。由此延展开来理解世界，则世界是由一个个“中心”牵头构建起来的。

但我们又注意到，有不少人是从“边上”想问题，从“边缘”来说话的。钱钟书有一本书叫《写在人生边上》，他讲的人生的“边上”、社会的“边缘”，虽然都是抽象的所指，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提醒我们，“边缘”可以另有价值，起码“旁观者清”，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边缘”的好处。

地理学所讲的边缘是具体的。不过，在地理术语中，常用的是大尺度的名称，叫“边疆”或“边界”，两者都是指大社会单元的边缘，但用法却有所不同。如果边缘以外没有什么人烟了，这个边缘地带就叫“边疆”，如果边缘地带以外另有一个不同的人文社会单元，则这个边缘地带就称为“边界”。

在地理大发现的年月，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探险家们被“边缘”地带、“边缘”社会及“边缘”文明的未知性、奇特性所吸引，涉足于天涯海角，发现了自然与社会的许多隐秘。当时从“边缘”回来的人都是英雄。的确，如果达尔文流连于“中心”伦敦，而洪堡也恬居在“中心”柏林，那么人类的那一段科学发展史，肯定是另一副缓慢的样子。

一百多年以前，年纪尚轻的美国教授特纳（F. J. Turner）把考察美国历史的目光投向西部边疆，最终出版了《美国历史中的边疆》一书。以往的美国史研究，描述的是一个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历史，“一切体制的起源都要追溯到中世纪日耳曼的丛林之内”。而特纳的结论是，美国体制不是欧洲老家（中心）的“苍白的复制品”，而是“在艰苦卓绝的边疆地带，人们变得美国化、自由化，并融合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已不再是英国人，也不具备英国人的特征。”正是在边疆一个个先驱者的小屋中，培育起最底层阶级的民主意识。惠特曼所歌颂的“民主之船”的驾驶人，是西部边缘的人自为战的开拓者，却不是波士顿或詹姆斯顿英国背景深厚的绅士。特纳说，西部边疆对于美国人犹如地中海对于希腊人，他们在那里冲破传统束缚，获取新的经验。美国人一向以当年西部边疆的开发为自豪，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们还穿上当年的服装，欢快地展示了西进的场面。

边缘地带是历史与地理的特殊的结合点，一些重要的历史机缘可能只存在于地理的边缘，在这样的关头，忽视了边缘就错过了历史。1978年，一群考古学家在关注一个共同的问题：人类在边疆与边界的活动。几年后他们汇集出一部文集《边疆与边界考古》，内容涉及欧洲、非洲、北美、格陵兰的各类边疆或边界。这些考古学家有意识地强调对“非中心地”的研究，即到边缘地区去把握历史。他们看到在社会体系的边缘，存在着明显的、活跃的社会变异的潜力。“变异”！这正是边缘地带最具特长的历史贡献。没有变异的历史不成其为历史，而没有边缘地理的参与，几乎谈不上变异。“某某边区”，这样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之重大，是每个中国人都了解的。最近几十年，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边缘”地区如东北、内蒙古、四川发现了重要的考古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或许保存着解答中国历史早期“变异”问题的信息。

大文明与小人生有共通之理。钱钟书等人借用地理的“边上”、“边缘”的概念来比喻人生，就是要借用这些道理。我们可以把人生看作是具有空间结构的事情，那么有的人站在中心，但更多的人处于周围，还有的人待在边缘，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叫“边缘人”。边缘人是形容脱离热闹生活、时代品味，或单位人事主流，坐在“冷板凳”上的人。“边缘人”虽然 不像“中心人”那样“闪亮登场”，但细看他们的生活，很可能另有其乐。中心人的前景是沿一条清楚的阶梯攀升，而“边缘人”的前景是否永远暗淡下去，却很难说清。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原来的“边缘人”都“发了”就是典型的例证。“边缘”最富于“变异”，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了人生的“灯火阑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