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老未

我在阿富汗待了31天，最后一天属于逾期停留。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我被近在咫尺的汽车炸弹声震过耳朵，躲避过塔利班端着机关枪的搜寻，同时我也看到了无与伦比的人文风情、善良好客的百姓，邂逅了有生之年见过的最美的高原湖泊。算我幸运，毫发无损地离开了阿富汗。离开以后的旅途，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再对哪里提起兴趣，阿富汗太强悍，此去经年，魂牵梦绕。

生死之门我害怕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无法想象自己每天所过的平静乃至有些无趣的生活，在阿富汗人眼中是多么宝贵，炸弹、爆炸、人员伤亡这些字眼在当地媒体和人们口中经常出现。塔利班不欢迎旅行者，经常绑架甚至直接枪杀外来者，在这里旅行，每天都可能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到达巴米扬的第五天，凌晨3点30分，我坐在Mama Najaf茶馆二层的房间—— 一个除了脏地毯什么家具都没有的小屋子，准备一会儿搭公共大巴回喀布尔。打开房门时，外面没有一丝光亮，我突然迈不开腿，捂着脸，悄悄地哭了。想找朋友聊聊，可我知道这么做只会让别人徒加担心。来这里是我自己的选择，就算真的发生什么不幸，也怨不得谁。道理都明白，只是这种巨大的“后怕”瞬间疯狂袭来，将我淹没，连喘气都有些艰难。

小声哭了一会儿，静了静心，擦干眼泪，背好行李，裹好宽大的Chardor（罩袍），深吸一口气，下楼向大街上走去。

巴米扬镇上只有每晚6～10点供电，此时路上一片漆黑，只有几辆丰田小巴开着引擎，但这车我坐不得，越大的车才越能让我藏身，昨天下午在茶馆门前，我和一位面善的大巴司机约好今天坐他的车。我四处看了看，发现远处有两盏车灯发出朦胧的光亮。迎着光亮一路疾行，走到近处才发现，这辆车后面不远还停着另一辆大巴。我顿时有些紧张，如果第一辆车不是我约定搭乘的那辆，我只能独自一人来回寻找，在阿富汗女人绝少单身出行，太容易引起注意，很可能被线人发现，向塔利班告密。

我藏在Chardor下的双手紧握成拳，硬着头皮绕着两台车来回走了一圈，却没有看到昨天那位司机大哥瘦瘦高高的身影，别无他法，我只能张嘴问第一辆车：“Kabul（喀布尔）？”车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过来，还好天依然是全黑的，司机轻轻地歪头瞄了我一眼，点点头。我索性就跳上了这辆车，被安排在驾驶席后面第一排。我把三脚架塞在座位下面，相机包和布袋放在腿上，又裹紧Chardor，让脸露出来的部分尽可能少一些，自我催眠道：什么都别想，赶紧睡过去吧，没准儿睡醒了就到喀布尔了。

精神的紧张到底敌不过肉体的疲惫，当我在阳光里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大巴竟停靠在一片农田边，司机正举着水管悠闲地洗车。我拿出手机，上面显示信号正在寻找中。在喀布尔到巴米扬的路段，没有信号的地方大都是塔利班实际管控的范围。天啊！司机大哥您明知道车上坐着一个外国女人，还在塔利班势力范围内洗上了车，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

我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只盼司机赶紧上车走人。可这车一洗就洗了40分钟，才慢慢悠悠地再次开动。早晨温柔的阳光打进车窗，树上小鸟的叫声无比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人在紧张的时候，仿佛五官都变得十分敏感。我们驶过一个塔利班的村子，又驶过一个塔利班的村子，然后在一个休息点停了下来，全车人都下车去吃早饭。

等所有人都下了车，司机扭头低声问我：“你要不要下去吃饭？”“这里不是有塔利班吗？”他点点头：“有一点点，但你要想吃饭，可以让你自己待在一个屋里。”我摇摇头：“我不饿，可我想上厕所。”司机神色紧张地环顾周围，指向一间矮房：“把你的Chardor围好，上完厕所就赶紧回来，别到处跑。”

再次回到车上时，车内坐着一个男人，面相纯良，他用英语问我：“小姐，你会说英文么？”我点头，他顿了顿说道：“你真的非常幸运。刚才司机对我说，另外一辆大巴车的司机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巴米扬找车的时候一定是被线人报了信，塔利班在上一个村子把那辆车拦停，6个人拎着机关枪冲上了车，挨个检查所有人的身份证件，尤其是女人，穿着Burka（蒙住全身只留眼睛的长袍）的，都用枪把Burka给撩开了呢。”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说你很幸运，坐上了这辆车，另外一辆车在上个村子被塔利班……”

我突然明白过来，司机根本就知道有人会传信给塔利班，所以才在出发后不久就把车停了下来，看上去是在洗车，实则是让第二辆车超过我们，被塔利班先拦下来，他救了我！两辆车，就像是生死门。

那个男人说：“其实我们本地人稍微有点钱的，都会选择飞机，不会坐大巴的……”我百感交集地听着，这时司机上了车，看着我笑了笑，打着车子，按着喇叭催促乘客上车出发。那漫长的几十秒钟，对我来说像几个世纪一样长，生怕再多停留一秒，就会有6个塔利班突然端着枪出现在前面……

车子缓缓加速，驶离了最后一个塔利班的村子。我以为我一直忍着的眼泪会流出来，竟然没有，我害怕得连呼吸都不会了，怎么可能哭得出来？几个小时后，车子开进喀布尔市郊，这里依然尘土飞扬，我很感激能有幸再次看到它。

“Moomoo Jan（Moomoo 是我的英文名，Jan是阿富汗北部的官方语言达利语，意为亲爱的），跟我走，我让表姐给你画Henna（一种彩绘文身），她画的最棒了。”Sesela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往屋里拽，不断催促着：“快点快点，画完咱们去Lina家，那里有好多人都想见见你呢。”

我在阿富汗北部村子Aqcha拜访好友Lina的家人时，正好赶上宰牲节。就像我国的春节一样，在阿富汗，每逢宰牲节，远在喀布尔、赫拉特（Herat）、马扎里沙里夫（Mazar-e Sharif）这些大城市工作、读书的人都会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Sesela是Lina的堂妹，豆蔻年华，对我有种天生的亲近，去哪里都要拉着我一起。

《古兰经》中记载，先知易卜拉欣梦到安拉，指示他应将爱子伊斯玛仪献祭以示诚心，当易卜拉欣手持尖刀即将刺入儿子脖子时，真主让他刀下留人，令大天使吉卜热依勒背来一只黑头羝羊作为祭献，代替伊斯玛仪，易卜拉欣举刀按住羊的喉头一划，羊便倒了。这宰牲献祭的习俗沿袭至今，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三大传统节日之一。

我和Sesela的脚步停在一只一脸无辜懵懂的黑色羚羊旁边，屠夫先生在石头上一遍遍地磨着刀，刀尖反着光，Sesela的妈妈手里拿着一块糖，一边往羊先生的嘴中喂，一边低声念念有词。羊先生不明就里，挣扎着把糖吐了出来，Sesela的妈妈用力捂住不让它往外吐，不一会儿，羊先生尝到甜头，开始嚼糖，那场面看上去又滑稽又悲伤。我和Sesela继续往屋里走时，屠夫先生正手举尖刀，按住那替人牺牲的黑羊，我似乎听到金属穿过皮毛和皮肤，切断血管的声音，还有羊先生带甜的喉头发出的最后一声悲鸣。

屋里人声鼎沸，几十平方米的房间，感觉坐了有近百人，其中80%是女眷，取笑、叫嚷声响成一片。地上铺满地毯，靠墙的坐垫上铺着为宰牲节新做的套子，酒红色的底，有带银线的花纹。坐垫前的矮脚长桌上摆满了各式肉类、坚果等零食和饮料。Lina说在乡下只有宰牲节的时候才会这么大吃，节日氛围比城市好上百倍。在Sesela的指引下，我根据辈分以不同礼节向亲友们一一问好，和每个人说“Eid Mubarak”（宰牲节快乐）。屋里又进来很多年轻女人，一脸羞涩，好奇地打量我，我与她们每个人都左右脸互亲了3次，才在垫子上坐下来。

Sesela的表姐拿着Henna管走向我，边端详自己手心的图案，边在我的手心上作画，不一会，我的整个左手手心及小半个手臂就布满了繁复妖娆的迷人线条，真是美极了。Henna膏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才能晾干，我就像印度的修炼者“巴巴吉”一样，手心冲前，向上举着左手小臂作修炼状，神气活现地向所有人显摆，大家一面嗑瓜子，一面对我手臂上的图案称赞不已。

手臂上的Henna完全干了，我洗去浮色，带着一手漂亮的图案，和Sesela去Lina家吃晚饭。

记得刚到阿富汗的第一天，在赫拉特口岸碰到的土库曼族老爷爷好心收留我，带我回家。晚饭时，我和他的老伴、妹妹、女儿、儿媳一起在里屋用餐，老爷爷和其他男人在大厅同席。这里是比赫拉特更加封闭的北部山区，想来我应该也会和一群女人一起吃饭。

Lina的小弟弟——14岁的Iqbal将我迎进大屋，这里和Sesela家的房间类似，面积不过10平方米，夯土墙，涂了鹅黄色的木头窗棱，靠墙的地方都铺着包着新套子的坐垫，中间的地毯上铺着吃饭时用的塑料布垫，二十多个男人围坐着，都穿着浆洗干净的白色罩衫，有的还在5个脚趾上染了Henna。Iqbal像个小大人一样一本正经地给我介绍：“这是Mubarakcha，这是Jajal，这是……他们都是我和Lina的表亲。”我一脸惊讶，小声地问：“我以为我要和女人坐在一屋……”Iqbal挤挤眼睛：“今天是宰牲节，女人们都要在厨房帮忙，我们吃完她们才能开始吃。你是我们的客人，所以请你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

Mubarakcha带领大家做完饭前礼拜，女眷们开始把一盘盘手抓羊肉、葡萄干饭摆在我们面前，此外还有水煮香料胡萝卜、紫菜沙拉、苹果片、哈密瓜片、可乐、茶水，非常丰盛。他们都怕饮食不合我的口味，我每吃上一口，都有人问“好不好吃”，我则用力点头，再连着说上三次“Hoshmazei（太好吃了）”，他们才满意。

坐在一群性格开朗、家教良好的阿富汗男人之中，而且他们都是好朋友的家人，我觉得十分踏实、安全。最让人愉悦的，还是相对内敛、宁静的氛围——和几十个女人共处一室时，那震天的喧闹让我的耳朵快要罢工了。

Mubarakcha笑眯眯地看着我说：“Maqhbol。”我一头雾水，Sesela笑道：“Maqhbol是‘美好的姑娘’，你听到了就要回答‘Jaan nom’，意思是‘怎么了’。”于是，每次Mubarakcha叫完“Maqhbol”，我都干脆利落地应声“Jaan nom”，引来笑声一片。我本就会说一些达利语，如今大家又见我专心学习新的句子，看到一个外国人对阿富汗的语言文化如此感兴趣，所有人都十分开心，而他们的快乐也感染着我。

我的好友Lina是阿富汗一位著名作家的女儿，受过良好教育，成长环境相对开明，自小就和别的阿富汗女孩不太一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喀布尔机场，当时我坐进提前联系好的当地房主Sin的车子，他向我介绍坐在副驾的女人：“这是Lina，我的女友。”Lina 轻微地侧了下头，算是打了招呼。比起Sin的滔滔不绝，Lina显得十分冷淡，仿佛生来就和热火朝天的气氛绝缘。在阿富汗，鲜少见到像Lina这样的女孩，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一头整齐的短发，脸上很素净，不像一般阿富汗女孩那样画着粗黑的眉毛和浮夸的眼妆。

经过近两个礼拜的朝夕相处，我发现Lina和我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同样在瑞典生活过，同样是摄影师，后来竟颇有惺惺相惜之感。若是按照阿富汗的法律，Lina现在该待的地方不是喀布尔市区这个种满鲜花的院落，而是市区西北那座漆黑肮脏的女子监狱，因为她没有结婚就和男朋友生活在一起，这在偏远地区是要被处以石刑的，即使在喀布尔，若被发现也会被送进监狱。我住在喀布尔时，Lina正在计划她的第二个拍摄主题，就是关于那个女子监狱的，那里的女人大部分是因为非“清白之躯”而被监禁，也因此受到非人的待遇。Lina和我讲了许多关于女子监狱的故事，大部分都很黑暗——她的一个朋友因车祸被警察送到医院，医生首先检查她是否处女，发现她并非完璧，就把她送入监狱，在营救朋友的9天中，Lina听到也亲眼看到很多之前无法想象的、蹂躏女性的事情。与那些阿富汗姑娘相比，Lina是勇敢的，也是幸运的，对于她和Sin的事，她爸爸给予了祝福和支持。

Lina和Sin曾经分开过一段时间，那时她在喀布尔的电影节上认识了一个英国籍的阿富汗男人，1岁就跟着父母移民伦敦，32年后，已经是国际上小有名气的纪录片导演。这个男人和Lina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表示，父母希望他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清白女孩做妻子，所以他回到阿富汗来选妻子。Lina听完很惊讶，“我没想到一个一直生活在伦敦的人，骨子里却还是传统阿富汗男人的思维方式。”当那男人知道Lina不是“清白之身”时，沉默了整整3个小时，然后表示愿意为了Lina和自己的家人“fight”（奋斗，努力）。Lina笑了：“我的国家一片狼藉，饱受战乱之苦，我有更多的事要去fight for，我没工夫也不愿意和你为这个去战斗。”

在瑞典的时候，每当Lina说起自己来自阿富汗，那些素来修养极高的瑞典人，也会眉毛挑动，惊讶地说：“阿富汗，你在阿富汗也穿着牛仔裤、留着短头发吗？”“然后他们会说类似‘你们那里有汽车么？你们那里有电视机电脑吗？’这样的话。”Lina轻咬着下嘴唇，微微皱着眉：“我听了真的很不高兴。”我点点头：“相当多的欧美人也是被洗脑的，他们看电视、看书、看新闻，但是大脑只接收那些他们想接收的信息，自动屏蔽了那些他们不在乎、不愿意接收的。”

Lina赞同地点头：“在瑞典很多人展出我的作品，可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我的国籍。他们觉得，展出一个阿富汗人的作品是在做慈善……我真希望当人们展览我的作品时，是因为他们喜欢作品本身。当时有策展人说可以帮助我留在瑞典，可我意识到只有回到阿富汗才能更好地帮助我的祖国，虽然有时我对这里失望透顶，可我必须回来，因为我的人民需要我。”

我向Lina倾过身去，给了她一个无言的拥抱，很紧。

我来阿富汗的初衷，是去看那个叫作Band-e Amir （哈扎拉语，意为“王者之坝”）的高原湖泊。它位于阿富汗西北部小镇巴米扬西北100公里，是逊尼派穆斯林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象征。自2010年在巴基斯坦无意间看到它的照片，这个位于山谷深处的高原湖泊，就深深印在我的脑中，无法忘怀。

在巴米扬搭车中转时，我在镇上停留了一天，揣着复杂的心情去了位于镇郊的巴米扬大佛遗址。连一些平时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听说过巴米扬大佛，这两尊佛像雕凿在巴米扬河谷边面南的断崖内，东大佛高约37米，西大佛高约55米，是世界第三高的佛像。在中国，“巴米扬”三个字最初见于公元5世纪的文献，《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7世纪时曾经到访，并在《大唐西域记》中形容道：“王城东北山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

2001年3月，正当权的塔利班用了两个多礼拜安装、放置炸药，下令炸毁了这两尊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佛像，接连炸了4天，才把大佛小佛都炸干净。西大佛遗址如今是一片废墟，看着那个曾经雕有50多米高大佛的空洞，我不禁落泪。

情绪低落地沿着土路往巴米扬镇内我下榻的茶馆走，一辆不知已经转过多少手的破旧吉普车开过，扬起无数尘土，黄沙中，一个当地小孩赶着牛车慢慢超过我，走向远方的村庄。

第二天一早，我搭上一台开往Yakawlang的共乘出租车，让司机把我放到去往Band-e Amir湖的岔路口。这里离湖区还有大约15公里，我徒步进入峡谷，慢慢走向若干年前让我一见倾心、再难相忘的高原湖泊。脚下其实没有路，只是戈壁山中一片延展向远方的粗砂砾石，我根据手机GPS的指示向北走，一路风景壮观苍凉，还路过了两个小村庄，能歇脚讨口茶水喝，在快干枯的小溪边和洗衣服的女人们打个招呼，互相为对方的生活添上一抹色彩。

沿着柏油路又走了20分钟，公路的右侧突然就露出了湖水的一角，深蓝色，典型的高山湖泊，并不惊艳。再走过一个20分钟，Band-e Amir终于露出真身，湖水璀璨，各种蓝绿色纠缠在一起，从宝石蓝到翡冷翠，清澈透亮。最美的是湖的西面尽头，与地面形成约十几米的落差，湖水飞流直下，成了美人手中的珠帘瀑布。Band e Amir，不枉我翻山越岭来看你，你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湖泊。

被警察领着做了登记后，我在湖边的村子里找到人家安顿下来，第二天一早就去环湖徒步。Band-e Amir湖区由6个大小不一的湖泊组成，最上镜的莫过于位于两大湖Band-e Haibat和Band-e Zulfiqar之间的两个小湖Band-e Pudina和 Band-e Panir，可以媲美九寨黄龙，而且胜在没人，我从朝阳升起的清晨走到尽染金光的黄昏，只碰到一个放牛的老大爷。想来也真是惋惜，这个美得让人直吸凉气的“天上人间”，却无法被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知晓。

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这里称为亚洲最美的地方，但Band-e Amir若能开口，恐怕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吧，美景如此，已根本不需要任何媒体的舌灿莲花，惊鸿一瞥，就让人铭记一生，永存心底。